【摘要】自从线性文化遗产概念提出以来，关于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引起了社会持续的关注，相关的理论著作和研究也层出不穷，一些本未受到重视的，符合线性文化遗产概念的历史人类运动路线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和重视，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便是其中一例，其外延和内涵都适用于将物质、非物质与文化线路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本文探讨了古蜀道应用“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可行性，对于落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避免盲目的开发带来的历史文化整体原生环境的破坏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保护模式
近年来，随着线性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现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实践工作也不断的深入，古蜀道由历史名词到如今公认的文化遗产这一转变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但即便如此，我国目前对于这类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仍处在摸索阶段，也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和有效的措施。针对这种状况，继续深入的探索和完善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以期合理应对时代发展给历史文化遗产带来的冲击，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主要内涵
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
针对以上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别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这三大要素，即由具备统一特征的文化因素串联起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从而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着的文化遗产群体。换言之，即强调了线状文化带中各个遗传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其对人类社会和历史产生的长时间的深刻影响。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
蜀道，作为中国历史特指的历史名词来说，主要是指历史时期全国各地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以及古代蜀地范围内的交通道路。如果我们以成都平原为基点考察：自成都向北，由陕入蜀的，有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古时汉中属蜀国），有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有由甘肃人蜀的阴平道；自成都向西，有连接西藏通西域的茶马古道；成都以南，有由云南人蜀的五尺道和在此基础上拓展可通向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成都以东，有自三峡溯长江而上的水道。从这个意义来说，蜀道的产生应从战国时秦并巴蜀算起，下至近代，是一个自开通以来前后延续2000多年，并随着时间变迁范围不断变化的古代水陆路交通系统。从狭义上说，仅仅指历史时期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区进出蜀地的道路。即从古代长安地区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
本文的讨论范围为狭义上的蜀道，并以其中的古金牛道、古褒斜道为中心。古金牛道具体线路在历史时期虽略有变化，但大致是沿南起今成都，过广汉、德阳、罗江、绵阳、梓潼，越大小剑山，经广元而出川以后，在陕西褒城附近向北进入古褒斜道，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这样的路线。古金牛道最为重要的部分，即梓潼至广元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剑门蜀道基本重合。
剑门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不仅完全符合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同时也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
第一、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剑门蜀道及其支线跨越川陕两省，途径四川广元市、绵阳市、巴中市、南充市、德阳市、达州市、广安市和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宝鸡市、西安市11个城市。仅主线而言，全长便有1000多公里，途径的行政区划总面积达到11万平方公里。
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剑门蜀道沿线，是官吏、商贾、僧侣、士子等各色人等南北往还的交通要道，各种官方的私人的活动在剑门蜀道沿线留下连绵不断的文化遗迹。这使蜀道不仅成为我国古代道路工程史的重要物质遗存，也是物质文化史上有关金石书法、佛道宗教造像的珍贵遗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诗词颂赋、游记散文的实物见证。
第二、尺度较大，是跨越众多城镇的的军事、交通、文化、贸易交流之路。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蜀道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它不仅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的要道，也是区域间交流的主要干线。
第三、承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关联。川陕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蜀道交通线路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剑门蜀道穿越了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区，使其成为了汉、彝、羌等多种民族文化汇合交融的场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蕴育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文化，如川主庙会、城隍会、娘娘会、牛牛灯、哭嫁等传统节目、传统风俗。
第四、涉及到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从历史时期至今的经济交流来看，剑门蜀道既促使巴蜀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较快融入了以关中一中原为主体的全国商业城镇网络体系和经济体系，又促使蜀中地区更加富庶，这样的商业贸易交流自秦汉至明清近代绵延不绝。
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从蜀道沿线所分布的生态资源来看，秦岭、大巴山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生态旅游资源基地。千里蜀道大部分路段蜿蜒于秦巴山区的高山峡谷、急流险江之间，清澈的溪流，雄奇的山水风光使得蜀道具备了优越的生态资源。 因此，蜀道是“活态”的大型古代交通系统，沿线分布着众多自然与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不断创造和发展着不同的景观，在时间空间上体现了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蜀道线性文化遗产突破单体文化遗产的范畴，以更具生机的要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更大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拓展延伸，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与把握蜀道遗产的整体价值。
二、“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理论再构建
古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具有的丰富多元性与强烈复杂性的特点，一方面为其可持续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另―方面也决定了对其保护存在着的困难。因此，对于它们的保护，必须根据其性质和特点，必须在科学合理的理论模式指导下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可持续、可行的长期保护对策和方法，从而开展实地的保护工作。
（一）“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略述与讨论
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理论的有益探讨中，部分学者提出了将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本体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保护模式。
此举即指从线性文化遗产的特性出发，以文化线路本体为轴线，串联起其附属和沿线区域内的古遗址、古墓葬及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划定保护区域，再选择本区域内相应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其中，使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体系。
这一模式的创新性在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纳入线性文化遗产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在这样的理论模式下自然的将地区的文化遗产统一成整体，那么在未来的保护开发与规划中能够形成集约优势，增强整体吸引力，对以整体带动各类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创新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框架虽然在宏观上提出了将线性文化遗产的三大内涵融为一体的宏观整体性思路，但在微观上仍然孤立的看待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意义在具体到某一文化节点时，仍然是以文化线路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为舞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这种层次的意义上，作为展示舞台的“以文化线路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意义的剧院、剧场并没有本质区别，而这样的布展和表演，就只是一场场静态的文艺演出，展现的并不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单霁翔便认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现已失去原初和历史过程中使用功能的古迹、遗址等‘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仍保持者原初或历史过程中的使用功能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工业遗产和农业遗产等‘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文化是适应于外界环境的系统，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看待处于同一时空的文化遗产时，应当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本身，更面对着文化遗产与其创造者背后的整个生态系统。
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线路，都是人类社会本身在一个不断拓展和延续的空间与时间中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必定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的反应，也是一个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物质文化遗存，不论其是否由其现存空间居住的人群及其先祖所创造，其所在的空间也决定了它必然与它所在空间居住的人群发生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伴随着特定人群（原住民、原住民的征服者、文化遗产长期拥有者等）对它历史内涵的再赋予，从而使其成为特定人群生存环境的有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更是原住民对于应对生存环境的更直接反应与参与，与一个社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和原住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历史时期以来形成的特定文化线路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最大的扰动者和长时间文化进程的最大动力来源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在构建线性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保护模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存（无论其是否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定）应当成为一种活着的语言，一种将文化遗产内涵传达给受众的方式，这种语言由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构成，有意识的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阐释它们所处环境中的文化线路及其相关联的物质文化遗Uo
（二）“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再构建
为了完成上述讨论中提出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阐释相关文化线路与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笔者认为，在“三位一体”保护模式中应当引入两个概念“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
1、“历史地段”内涵与必要条件
“历史地段”概念本是城市规划中对于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的拓展和延伸，当城市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保护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性保护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初次提出“历史地段”的概念，是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通过的《雅典宪章》：“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987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又称《华盛顿宪章》提出“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area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不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
按美国“历史性场所国家登录”的定义，“历史地段是指一个有地区性界限的范围――城市的或乡村的，大的或小的――由历史事件或规划建设中美学价值联结起来的场地、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实体，在意义上有凝聚性、关联性或延续性”。
要进行历史地段的保护，最重要的内容22--便是划定保护区，历史保护区是为保护历史地段的整体环境，协调周围景观而划定的一定范围的建设控制地带。由于历史地段类型、内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保护区范围划定上也必须因地制宜。历史地段有可能是文化遗产本身，也有可能是一处场地，或是一个完整的街区，也有可能是整个历史时期的城镇的范围。一般而言，保护区≥历史地段≥文化遗产。 由上述定义可见，对于历史地段的保护是对历史环境全面整体的保护，也是对文化遗产所在地带特色的保护。活的历史地段至今仍然在原住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是在历史中不断积淀和发展，有很强的生命力，最能体现地域特色，也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吸引力和游览价值的地方。保护好历史地段，对当地居民也十分重要，对于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促进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生态博物馆”内涵与必要条件
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
要建立生态博物馆，必须首先对整体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普查；然后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与现状进行普查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记录、传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器物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最后是对各种文化保护实践进行规划和参与，即对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和保护技术进行研究。而相关的成果藉由开放式宣讲和体验的形式进行传播，并将这种宣讲任务的承担者由传统的博物馆变为开放的社区，社区原有的地方传统产业也由此得以发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
3、“历史生态地段”保护模式概念
基于对“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两个概念的提出与讨论，以及针对历史环境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部分主要矛盾与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了“历史生态地段”的概念。
“历史生态地段”的内涵：以线性文化遗产重要文化节点为中心，与文化节点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带及其保护地带为主要区域，并依托此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对其区域内原生社会进行综合保护和展示的，具备博物馆功能的历史保护区。即线性文化遗产是一个以文化节点为轴串联起来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所组成的线状或带状遗产带，其基本单位就是“历史生态地段”。
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历史生态地段保护模式，其关键便是“动态性”保护理念，由此区别于传统的标本式的“静态”保护思路，其实这一方面是划定历史地段标准中的历史延续性理念的体现，同样也是生态博物馆原生性展示的要求。历史地段的第一性质是供人所居住、使用的，应该是原住民的居住环境而不是历史的标本。如果使其“标本式”保存的话，那就无法让原住民在其中生活，那么其原生生态环境无法展示，保护文化遗产的“活态”则无从谈起。
“历史生态地段”概念其实质便是将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节点、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的历史地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以文化节点为中心原生态地集中展示的生态博物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单位，由此构成宏观上“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一体；在微观上“文化节点”、“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一体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新“三位一体”模式。
三、古蜀道基于新“三位一体”模式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创新性
古蜀道基于“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线性文化遗产沿线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呈线状或带状分布，跨越范围广，资源种类多，保护工作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现状堪忧，也给未来的保护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单霁翔便表示：虽然目前蜀道文化线路保护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但是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首先，是传统的保护方式僵化和死板。2006年，剑门古蜀道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制办法》规定，划定了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为沿蜀道50米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沿蜀道100米范围。但是，这个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模式没有将文化线路和其周边环境有机联系起来。整齐划一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没有考虑到不同地段文物遗存的分布状况，也没有考虑到不同文化地段的文化重要性。
对于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来说，其文化线路原初的历史作用逐渐丧失，加上数千年的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一些历史建筑和考古遗址的毁损严重，特别是大量栈道遗址，或被现代公路所取代，或被杂草和灌木丛所遮掩，还有蜀道文化线路两侧的部分交通设施、驿站和驻军遗址由于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准，未被划为保护单位，对于这些文化节点的保护也就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随时面临自然或者人为破坏的威胁，但是其作为蜀道文化线路节点的意义却不容低估。
例如作为古蜀道交通遗存重要的标识――驿道设施（驿铺驿站）现基本无存，驿道古桥亟待修固。以剑门蜀道线路为例，唯一幸存驿铺建筑高店铺陈旧残破，标志不明。其他驿铺如筹笔驿、嘉陵驿（水驿）、望喜驿、剑门驿、汉阳铺、抄手铺、凉山铺、柳池沟驿、武连县驿、上亭驿、送险亭和演武铺只有遗址地点。驿道古桥剑溪桥、石垭桥、清凉桥和武功桥，亟待修固。护险砭（拦马墙）、门槛石等为驿道交通道路设施，保护状态不好的地段道路设施基本不存。
其次，历史环境保护与现实发展的常常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现有实践中，历史保护区的划定一直比较敏感，屡屡出现文物建筑被破坏，控制区与禁建区被突破的现象，如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在媒体广泛报道后才引起社会关注。2012年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国棉三厂的大门及办公楼等苏式建筑，其配楼被郑州一开发商拆除等事件，便是这一现象的现实事例。而这种矛盾在城市与农村有不同的反映：
第一，是在拆迁与建设的城市中，一些村民因担忧保留这些老屋就会失去很多的拆迁补偿，签名反对将自家老房子列为历史建筑。
第二，是在空巢化的农村中。如笔者在走访四川广安肖溪古镇时发现，由于上游水电站的修建导致嘉陵江水位抬升，造成古镇老街汛期水涝灾害不断，古镇居民受此影响多选择外迁，一般迁移到镇政府旁高地，多数年轻人更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直接向外地迁移，迁移人口大约占古镇居民的三分之二，余下未搬迁的居民除部分正在准备搬迁以外，多半为无力搬迁的老年人。而无人居住的空屋自然因缺乏修缮与维护逐渐破败。 而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城市拆迁和时间流逝引起的消逝和风化，而是文物贩子和原住民自己。
因此，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面临着西南地区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人们的迁徙活动日益频繁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对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节点的保护工作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众多物质遗存逐渐消失；同时也威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的背景下，愿意发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而现有的传承者却不断凋零，许多即使已经被认定和受到广泛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
就可行性而言，首先，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相结合的可行性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再累述，仅就“历史生态地带”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略述。在上文提到的情况下，如果将线性文化遗产与其覆盖范围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按“历史生态地段”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以①确定文化节点→②划定历史地带及其历史保护区→③在历史保护区基础上建立生态博物馆这样的保护理念与行为层级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实际的保护操作，是具有可行性的：第一，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的主体线路大体清晰，脉络完整。古蜀道有保存较好的、有一定价值和影响力的、不同类型文化节点。主体线路经过区域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古遗址、古建筑等多种类型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次，古蜀道文化线路覆盖区域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很深的交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其生态环境有很强的交互性，例如栈道、索桥、溜筒、偏桥等传统技艺，与蜀道险峻的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在物质文化遗产中，各类摩崖石刻、宗教造像，其景观与文化价值的形成与其生态更是不可分割，因此，蜀道线路两侧物质文化遗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是完全可行的。
创新性方面，第一，就文化线路本体而言，不断确定的文化节点可以使文化线路本体的面貌变得清晰；历史地段的划定可以使文化线路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充实，这两者都可以为下一步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文化节点的确定使沿线的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更有关注度的整体，使原来松散的个体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更多的关注，历史地带的划定对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更是全面的保护与维持，使物质文化遗产所可能遭受到的破坏与干扰从制度层面降到了一个低点；第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逝首先是因为其生存环境的剧烈变迁，这一点首先体现为原住民的迁移，而原住民迁移的原因多半为传统的生计方式无法提供现代化的生活，也无法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来源和发展，而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使原住民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其所处环境中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使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展示者与参与者，可以在在对原生态环境较小改变的条件下，使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的目的。这样，在不破坏文化遗产原生环境的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与内涵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和传承。
因此，新“三位一体”保护模式可以使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全方位的开发与保护，以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节点为中心划定历史地段与历史保护区，不仅历史保护区内的划定、规划、控制、管理也可以相应的到部分解决；而基于历史地段与历史保护区基础上建立并开展工作的生态博物馆，也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环境得到最大保存。在对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完整性的基础上，使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三者更为紧密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互融合，相互阐释，使文化遗产全面呈现出一种“活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