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考古研究成果不仅勾勒出先秦时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更一步阐释了地理环境、气候和水源等对于蜀文化和蜀地传统治水技术的深刻影响。从目前的古材料看来，至迟在春秋晚期，西蜀地区已经开始普遍使用笼石技术、干砌卵石埂与木桩工程。这些技术的出现，表明古蜀治水技术已经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工艺，为都江堰的修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成都平原；先秦；水工遗产；古蜀文明
水利工程作为人类文明进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建造物，其起源、发展又受地区环境、区域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都江堰在成都平原的出现绝非偶然，这与成都平原历史地理环境和文明进程息息相关。
一、宝墩时期的防洪设施
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成都平原边缘地带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川北丘陵、川东峡江岭谷都集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它们的文化面貌各异，却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发生过联系，存在着一种从成都平原边缘向平原内部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河谷地带的山前洪积扇和河谷阶地，虽然面积狭小，但是地势较为平坦，而且阶地距离河道有一定距离，洪水侵袭的危险相对较小，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类制作工具和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营盘山遗址内所发现的原始农耕工具和从遗址出土的炭化黍、粟谷物颗粒以及各种石刀，暗示着当时的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存在。这与古文献中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氏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从事着高地农业的记载不谋而和。另一方面，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难以继续满足于河谷地带的狭小环境，平原成为一个更令人向往的生存空间，长期临水而居的生活也为人们进入洪水四溢的平原积累了初步的防治水害的经验。宝墩文化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河流与城址布局
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时代为距今4500-3700年前，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此期气候变动幅度增大，旱灾、水灾交替频繁，成都平原上突发的洪水常常冲毁人们的定居点。
宝墩时期城址大都选择在河流台地上，这些台地“远支流，近干流”，既能避免水患，也便于取水和渔猎。因此，进入平原地区的人们，首先把自己的定居地安排在了平行于河流的垄岗状台地，形成与河流平行的格局。且城内地面高于城外，利用地势，沿台地边缘筑垣，城址附近均有河流，城址方向多与河流平行（图一）。
此期的城址还具有海拔高、则城址面积小，海拔低、则城址面积大的特点。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地和丘陵限制了筑城的规模，地处平原腹心地带的低海拔地区则地势开阔、地貌平坦，适宜建造更大规模的城址，成为古代文明发展的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城墙的防洪功能与古城兴衰
宝墩时期各城址的发掘情况表明，古城城垣的建筑方法均是在地面起建，采用斜坡堆筑法，即在堆土的同时进行拍打、夯打。城墙横剖面呈梯形，变化在30°-40°之间，外侧较内侧更为缓和，且没有城门。这种形如防洪堤岸的城墙，明显与防御洪水有关，有别于历史时期城墙的构筑方式。
郫县古城的城垣已经采用了大量河卵石来加固城墙，并发明了挖高坎的方法来防止河卵石下滑，这种方法与后期的干砌卵石技术有较大相似性。此外，郫县古城大房子内的五座大型卵石方台，其建筑方式为先在台子周围挖基槽，再在槽内密集埋设圆竹作为护壁，最后填充卵石做台子，这种独特的“竹木护石”技术被视作其后竹笼络石技术的萌芽。这些大量使用的卵石建筑说明在城墙防水体系中，卵石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材料已经受到古蜀先民的重视。
古史治水传说尧帝时期鲧受荐治水，动用民力大兴土木，筑成环绕居住地的方形城，以建造高堤坝的方法抵挡洪水，传说中鲧所造的堤坝即为中国最早的城墙。宝墩古城群的建造年代与传说中鲧筑城的年代相当，宝墩时期各个城址的防洪功能，是鲧的治水理论在成都平原得到广泛运用的印证。在鲧之后，禹的治水事迹也与成都平原有着密切的关系，《尚书・禹贡》中载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从岷江的治理开始，变堵截为疏导，其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首先应用在了与成都平原息息相关的岷江，对其后蜀地水工技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人与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宝墩文化的聚落布局和遗址形态，也成为文明演进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宝墩时期诸城址表现出明显的先后继承关系：形成期，以最早诞生的宝墩古城为代表，稍晚出现了都江堰芒城，形成并列关系；演变期，有双河古城、郫县古城、鱼凫古城等并存；衰落期，以三星堆遗址第一期为代表，最终被三星堆文化的古城文明所取代。这一时空变迁与族群的“迁徙、分化或扩张”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洪水是引发古城变迁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水环境与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
从距今3700年开始，宝墩文化走向衰落，而在此基础上的形成的另一个强大的文明――三星堆文化（距今3700～3200年）兴起，它与之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1500年）共同构成了商周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高峰。此期环境因素、尤其是水文变迁仍然是影响蜀文化发展最强大的外在因子之一。
（一）聚落布局与建筑形态
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影响宝墩文化聚落布局和建筑形态的自然因素仍然持续影响着古蜀文明的进程，三星堆文化及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明显继承了宝墩文化在聚落布局和建筑形态上的特点，并有所发展。
1.聚落布局
三星堆古城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不仅与郑州商城的规模相当，与中原地区其他城址相比也不逊色。城墙分布于三星堆遗址中心区域的西泉坎、月亮湾、真武村、三星堆一带，城墙系用土建筑，经夯打锤拍而成；下层还采用了斜面夯筑方法，城址的规模和夯筑技术都表明古蜀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城墙夯筑技术。三星堆城墙使用期长达600～1000年，证明这一重要都邑曾经有一段长期而稳定的繁荣时期。（图二） 三星堆古城的走向与鸭子河相同，各城壕与城址内外的马牧河与鸭子河的互相沟通，既有防御的功能，又兼具水上交通的功能。保护城区的城墙特别高大、厚实，城墙内外侧的地层堆积情况截然不同，城墙内侧含有大量陶片，显然是人类活动形成的文化堆积，外侧为厚约1米的淤沙堆积，多层的淤沙堆积反映出洪水的多次冲击。城墙内、外侧地层的差别显示了城墙除了具有抗御外敌侵略的作用外，还具有抵御洪水的功能。
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各遗址在聚落布局上也呈现出城址与河流、台地的方向一致的特点（图三）。金沙遗址建在四条西北一东南向的河流之间相对较高的台地上，摸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部，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十二桥遗址在古西郊河、摸底河与南河之间，也正濒临古河道。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其他遗址也呈现沿古郫江西岸分布的特点。这种滨河而居的聚落布局方式，具有生活取水和渔业捕捞的最大优势，同时也需要城体具备很强的抗洪能力。
2.建筑形态
早在宝墩文化时期，蜀人已开始利用干栏式建筑来抗洪和防潮。郫县古城发现的杆栏式建筑遗迹（F13、F14），温江鱼凫古城发现的杆栏式建筑（F16），平面均呈长方形，房屋内有卵石柱础，推定为干栏式建筑的基础部分。
十二桥遗址I区出土了大量木结构杆栏式建筑遗迹，这些建筑普遍选用下端削尖的小圆木打入土中，形成密集桩网，在木桩上端露出土面15-30厘米处纵横排列绑扎主、次龙骨，形成居住平面。木构建筑的基础部分、墙体部分和屋顶部分都选用不同的圆木构件，使用竹篾绑扎、辅之以原始榫卯的方法将圆木构件连结成方格状的骨架，组合成框架式的主体结构。在遗址Ⅱ区揭露出一组较完整的房顶结构遗存，脊檩长约3.5米，由椽子与另一根平行的椽子搭接，其上堆积有大量茅草。根据脊檩两侧的椽子呈倾斜状的现象推测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可能为两面坡的形式，屋顶铺盖上层层的茅草，因地制宜地建造出了木结构建筑。这种木结构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在房屋居住面与地面之间形成了一个空间，有利于防潮抗洪（图四）。
竹木材料在十二桥遗址的建筑遗迹中大量出现，在I区遗址中还能看到当时倒塌的墙体，残高3米、宽1.75米，其作法是用小圆竹和竹篾编织成竹笆，绑扎在方格、网状的木骨架上形成墙体（图五）。圆竹、竹篾等材料的在建筑中大量运用，承接了郫县古城的“竹木护石”技术，是日后蜀地独特的竹笼卵石技术的先声。
此外，堆砌卵石埂的方法开始出现在城市与聚落的防水防洪设施中，金沙遗址金煜地点发现了两条由卵石砌成的埂子，这是成都现存最早的以堆砌卵石建筑河道护坡的水利工程，卵石埂宽约1米，残存数十米长，砌在一条古河道的东侧，其防洪功能非常明显，这是干砌卵石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初步应用。（图六）
（二）成都平原的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伴随着文明进程，与水的利用息息相关。在宝墩文化之前，成都平原周边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形态。长江中游的湖南地区在距今8000年前已经发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遗存，而此期在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地区已出现了史前人类的活动，重庆丰都县玉溪遗址、巴东县店子头遗址以及邻近的湖北巴东县楠木园遗址等新石器遗存很可能也是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体系。距今6000年前，川东平行岭谷地带及鄂中南的大溪文化遗存中已体现出强烈的稻作文明色彩。同时，在距今6000-5000年前，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出现了原始农业，哈休遗址和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炭化黍、粟谷物颗粒说明它们存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地农业，这与古文献中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氏居住在岷江上游地区、从事高地农业的记载不谋而合。（图七）
金沙遗址金牛K5号C地点出土植物遗存中，水稻和粟这两种谷物合计出土数量达259粒，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87%，在出土的绝对数量上，稻米仍然占有优势（图八），但粟的存在说明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的粮食作物种植仍采取水旱并行、稻粟并存的农业生产方式，印证了古文献中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教民务农”童恩正认为，杜宇统治的末期约为公元前666年左右。考古学上与之相对应的考古材料是十二桥时期的文化遗存。从考古材料看来，所谓“教民务农”并不是指在杜宇时代蜀地才开始了农业起源，而是指在杜宇统治时期，可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得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中也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都广”即今成都平原，说明西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粮食作物仍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要求有稳定的水源，因此当农业开始在人类社会生产中日益重要之时，水利工程对人类的意义就不仅体现在城池与居所的安全与舒适上，也体现在生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中，伴随古蜀文明进程的水利工程有了更高层级的意义。 （三）文明转移的环境动因
三星堆文化与金沙、十二桥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三星堆文化在距今3000年左右突然中断，继而金沙、十二桥文化兴起，期间并无较大的时间断层，且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均位于成都平原，相距不过40多公里，学者们普遍认为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间的转移。争议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次文化中心的转移？
战争说是最早的解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埋的是代表权位的金杖、生活中使用的贵重铜器、代表祖先的神位和代表财富的象牙，都是十分贵重的物品，因战争突发与溃败导致蜀人匆忙掩埋的解释不无道理。不过，通过对地层堆积、气候因素的综合考察，环境因素、尤其是水文变迁对于三星堆、金沙、十二桥文化转移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水源的变化可能是促使宝墩人“迁徙”、“分化”、“扩张”乃至最后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可能是促使商周时期古蜀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三星堆位于四川盆地腹心地带，在多条河流出山形成的复合冲积扇上。这里夏雨集中，且盆地四周高、中间低，迫使水系向盆地中心汇集，冲积扇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迁徙性，经常改道，一旦遭遇频繁的暴雨，便成“江水初荡谲，蜀人几为鱼”的泽国。由此推断，三星堆文化的中心区域出现了环境恶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洪水流量呈经常性的、突发性的变幅增大，致使山前冲积扇上河流的摆动迁徙加强。三星堆遗址第8层有厚达O.2～O.5米的富水淤泥层，即为当时洪水过境的遗迹。洪灾成为了文明中心迁移的潜在动因。距今3000年左右，龙门山一带一次突发的强烈地震，导致山崩、滑坡，岷江光光山峡谷被堵塞，古岷江光光山以下河道几近枯竭，三星堆人赖以生存的河流陡然消失，则可能是三星堆人迁徙的直接原因。虽然它远非三星堆文化中断和金沙、十二桥文化兴起的唯一动因，但环境灾害必然引起社会资源的极大消耗，在人力、物力已经被洪水、干旱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战争等形成的综合因素势必促使古蜀文明中心的迁徙。
（四）水源管理与蜀地早期国家起源
美国学者威特福格尔的水源与早期国家和专制政体出现关系的理论认为，虽然水和农业生产的其他必须条件，如土壤、地形、气候一样重要，但唯有水源易于被人操纵。在缺乏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原始人群必须协调一致、有领导的进行劳动才有可能通过对水源的合理管理来发展农业生产，这就需要有权威性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协调。一旦这种机构建立起来，它就会承担起监督其它社会活动的职责，建立社会制度和防务，而这种多功能机构的首领就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专职人员。因此，环境因素，尤其是水源，可能是导致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产生的直接动力。
这一理论对于研究成都平原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也具有适用性。古蜀文明处于多灾害性气候的全新世江北期，要对抗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保证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依靠群体协作，修筑大型防洪水利设施。宝墩古城址面积约276万平方米，与良渚、陶寺古城的规模相当，是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龙山时代城址。修建这样规模巨大的古城需要有统一的机构调配人力和财力，这表明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前可能已出现高度集中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郫县古城的大型礼仪性建筑F5、双河古城所出的三孔石钺等遗迹遗物均为权力集中化的体现。
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向人们揭示出一个与中原商周文明发展水平相当的文明古国。规模巨大的古城址、功能明确的分区、大型宫殿建筑、大量青铜、玉质、金质礼器和各种祭祀遗迹的发现，表明商周时期的蜀地已进入到早期国家的范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是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神权色彩。根据威特福格尔的理论，组织管理水源的个人或集体是享有至高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水患频发的地区比其他权力更为重要，早期往往归神庙所有，到后来才转移到世俗的国家机构。因此，早期的专制往往由神职人员执行，带有强烈的神权政体色彩。
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了大量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和金杖等，无不与宗教神权息息相关，共同构成了古蜀神权政治体系。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认为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宗教活动中应主要是用于祈祷。（图十）而金杖则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神树可能是传说中的众神或巫师来往天上人间的通道或称为“天梯”。（图十一）同时，大量制作精良的青铜酒器与众多大型青铜器同出于祭祀坑中，可见酒在三星堆祭祀活动中的重要性，它帮助神职人员进人通灵状态，通过“超自然力”对目的物施加影响或控制。而古蜀人希望借助这些“道具”和相应的仪式控制的目的物，很可能就是洪水或干旱等自然灾害。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等祭祀用品以及专门的祭祀建筑，说明当时蜀王国神权政治的色彩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强烈。金沙遗址祭祀区是一个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滨河祭祀区，“九柱建筑”遗存是该祭祀区迄今发现的唯一建筑遗迹（图十二）。杨洪勋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杆栏式祭祀建筑――古蜀大社，是伴随农业发展而出现的祈求丰收的祭祀建筑（图十三）。在水利技术尚不发达的时期，祭祀是为了祈求上帝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以取得丰收，繁衍永续。羊子山土台是另一处商周时期的祭祀建筑，直径140、高10米，滨临凤凰河（图十四）。林向先生明确指出它应当是“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场所”。（图十五）此外，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大量卜甲也证明了古蜀金沙时期巫术活动的盛行。
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更完整的祭祀和神权政治色彩可能与杜宇时期更频繁的洪水有关。距今3000年的大地震导致河流改道，岷江出山口处水量大大增加，这可能诱发了杜宇时代严重的洪灾。成都十二桥遗址地层中洪水冲积的痕迹非常明显。十二桥遗址内商代建筑构件均城西北至东南向倒坍，一些大圆木构件也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现象。遗址中不见火烧痕迹，又较好地保存了许多木建筑屋顶的茅草和作为墙体的编织茅草遗迹，可以排除火灾造成木结构建筑倒塌的可能性。十二桥遗址位于西郊河、摸底河与南河之间，濒临古河道，正好处于洪水漫溢侵害的区域。木构件在遗址中堆叠走向一致，又存在着一条略带弧形的通道，许多木构件就顺着这条弧形通道发生了位移，可以判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洪水有关。（图十六） 另外，成都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金河街等十二桥文化遗存也多是被洪水冲后的二次堆积，表明古蜀人居住区多次被洪水冲毁又多次重建C403。洪水的压力促使了更大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也促进了神权政治的高度繁荣。同时，它也成为蜀人因地制宜开展大量治水实践的背景，长于治水的族属和领导者完全有可能颠覆原有的政治权威，取而代之并建立新的政权。开明王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四、开明王朝的治水遗迹
从春秋后期开始，成都平原进入传说中开明王朝的统治时期，是古蜀文明中与治水联系得最为紧密一代王朝。
（一）船棺葬与开明治水的传说
船棺葬以其船形棺具而得名是战国时期蜀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考古遗。有学者将四川地区的船棺葬分为成都平原区、川西南地区、川东地区三大区域。其中成都平原区出现船棺葬的时代最早，早在战国早期就已经出现。数量众多的船棺葬揭示了蜀文化与水的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大型船棺葬引发了人们对于开明氏的诸多猜想。
商业街船棺葬是高等级的大型土坑多棺合葬墓，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保存船棺等葬具17具，不仅规模、体量大，而且棺木制作精致，伴出多具陪葬匣形棺，非一般船棺所能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墓葬表面曾有宏伟的地面建筑，从保存下来的巨大的木质柱础可以看出该建筑的规模巨大，推测为与古代陵寝制度相关的地面祭祀建筑基础。（图十七）
大型船棺、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精美的漆器以及陪葬制度，表明商业街船棺葬的主人生前地位显赫。在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船棺上有许多“十”字形的刻画符号，可能是太阳或上帝的抽象符号，也可能是一株符号化的太阳栖息的树木。根据汉晋时的文献资料，蜀王开明王朝以太阳作为王朝和王族的命名，所以刻有这种符号的船棺葬很有可能与蜀开明氏族有密切关系。（图十八）同时，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正是开明王朝的统治时期，因此推测该墓葬可能是开明王族甚至就是蜀王的墓地。
汉晋文献记载开明氏来自于荆楚地区，能够在成都平原立足，缘于其治水之功。《华阳国志・蜀志》中也说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水经注校・江水》载：“来敏《本蜀论》曰：‘荆人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日开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严重水患使得治水成为当时古蜀社会的要务，也契合了古文献中将两个王朝的更替与治水相联系的观点。
（二）独特水工技术的形成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蜀地水工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成都平原出现了专门的水利工程，独特的水工技术也逐渐形成。
1985年，在成都市方池街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的防洪、支水、护岸工程，这是到目前为止川西平原上发现最早的专门的水利工程。1985年的发掘发现有东、西、中三条大的有规律的卵石石埂，形状呈“工”字形。卵石埂多局部打破砾石层，选用材料均是天然的河中卵石，混杂埂间使用，无严格区分。从其建筑特点还可以看出，石埂不是用卵石垒砌而成，也未使用任何粘接材料，卵石间空隙为流水穿漏时沉淀下来的沙质土填塞。堆积的卵石重心极不稳定，或倒或立或斜，许多卵石的最大面与沙砾层平面呈30°至50°倾斜，有的直立呈90°而不倒。如此屡遭水流冲击，既无粘合剂，重心倾覆又大，而石埂历数千年而不废，必有外力作用，推测为使用竹笼的结果。在中埂下面，还可看到有早、晚两层石埂的残迹。从这三条石埂重叠的痕迹看，上面的石埂是经过几次洪水冲毁后的最晚期水工建筑。
1990年初，在方池街以西又发现了一处类似工程，为大小两条靠得很近、修筑在沙砾石层上的砾石埂子。沙砾石层之上，砾石埂子的两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堆积，南侧是人类活动形成的文化堆积，土层中含有陶片；北侧是自然的河相沉积，纯净的淤沙中没有任何包含物。埂子之上的地层为战国晚期到秦时的堆积，两侧相同，由此判断这是一处东周时期防洪工程中沿河岸修筑的护岸和改正水流方向，在它之下还叠压着另一处方向与之相反的石埂。同年秋，在这里又发现了多条东周时期的砾石埂子，方向均顺古河道方向，推测为沿河修筑的护河堤，并数度重修。这几条堤埂有的建在沙砾层之上，有的建在沿河床的淤沙上，埂子两侧或为自然河相沉积，或为洪水突发形成的淤沙堆积，是洪水对居住区冲击后的结果。以上这几处护岸工程，河床内外侧地层堆积的差异揭示了它们支水护岸的防洪功能，也说明了当时的居住区距这里不远。它们具有防洪排涝的功能并兼具引河灌溉的功能。
上述治水遗迹的表明，在春秋晚期，古蜀治水技术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工艺，开始普遍使用笼石技术、干砌卵石埂与木桩技术。同时，这些工程可能已经从之前单纯的防水、排水而逐渐向引水灌溉的系统工程发展。
五、结语
环境因素、水文与水源的变迁是导致史前和商周时期蜀地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促成了成都平原史前水旱并行、稻粟并存的农作物生产面貌，因治理水患出现的社会组织机构可能是导致成都平原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的直接动力之一。伴随古蜀文明进程的治水技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竹笼卵石、干砌卵石埂等水工技术均体现了本地取法自然的治水理念，不仅成为日后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的重要内容，也对中国古代水工技术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