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现状
关于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涉及的学科有考古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历史学等。家犬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 关于家犬的判断标准
除上述研究外，武仙竹根据我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狼和家犬的牙齿测量数据，对狼、狗裂齿与臼齿的测量值、变量值进行了研究
（6），其研究成果见表一。该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家犬骨骼判断标准的专门研究。
除了骨骼形态角度外，一些学者还根据考古学现象（例如家犬啃咬痕迹
（7）、家犬粪便的出现
（8））以及测量数据的比较
（9）来判断遗址中家犬是否出现。另外，极少数研究者还以家犬的驯化年代作为判断依据，认为晚于家犬驯化年代的应属于家犬
（10）。
由上可见，相对于动物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家犬判断标准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早，但是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一，已有的家犬骨骼判断标准比较零散，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突破，也鲜有方法论上的总结，专门研究还较少。第二，最近，袁靖提出了家养动物判断的系列标准
（11），但在家犬判断方面，研究者运用的判断标准多局限于骨骼形态学观察或考古学现象，而忽略了在年龄结构、病理现象等方面的探索，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尚未建立。
（二） 关于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
家犬的起源与驯化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根据先秦时期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状况，下文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总结。
总体而言，从20世纪70到90年代，学者们多是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进行研究，少数研究涉及到家犬的起源时间、驯化方式和动因。
（2） 第二阶段：21世纪初至今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藏獒进行了研究。张慧斌等认为藏獒是由汤氏熊（托玛克塔斯Tomarctus）直接演化而来的一个最古老的犬种
（35）。孙源荣通过研究犬化石，认为远古时代的巨鬣犬很可能是藏獒的祖先
（36）。李隐侠等通过对藏獒、家犬亚种内6个大型家犬品种的系统发育分析，认为“藏獒与其他家犬品种一样，也起源于灰狼。
（37）”并且，其起源时间早于家犬，是家犬亚种中的一个品种
（38）。
由上可见，该阶段的研究多是围绕着家犬的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少数研究涉及到了家犬的祖先与驯化动因。
综上所述，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学者们主要是从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围绕着家犬的祖先、起源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研究。关于家犬驯化的动因、方式和背景则很少涉及，或仅是对其进行了推测。显然，对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关于家犬饲养
关于中国家犬的饲养状况，下文主要从养犬、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家犬的食性、相犬术与狂犬病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 关于养犬
张震通过梳理考古资料，对新石器时代的家犬饲养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家犬饲养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成熟阶段;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9）。卫斯通过梳理甲骨文中的相关资料，并结合相关的考古发现，探讨了商代养狗业的状况，认为商代养狗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养狗业最兴盛的时代
（40）。另外，文传良通过梳理考古与文献资料，也对殷商时期的养犬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41）。
（2） 关于家犬的体型和形态变化
关于家犬体型，Nobuo Shigehara等通过分析下王岗、客省庄和上孙家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遗址所属时期内，中国家犬的形态有很大的变化，至少代表了三个品种，其中客省庄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属于中型到大型之间
（42）。苏光圣对台湾南关里东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分析，认为该遗址出土的多数家犬属于中小型
（43）。杨梦菲等对殷墟花园庄东地M54与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家犬骨骼进行了比较，认为M54出土的家犬的体型整体稍大，前掌大墓地的家犬的体型整体较小
（44）。杨杰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家犬的体型进行了分析，认为从二里头遗址二期到二里冈上层家犬的体型大小没有变化
（45）。关于家犬体型不同的原因，谢成侠认为这是原始人豢养的犬与狼（主要在北方）或豺（主要在南方）杂交的结果
（46）。
关于家犬的形态变化，祁国琴通过比较磁山、半坡、姜寨、下王岗、河姆渡、昙石山和殷墟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无论是华北还是华南一些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的狗，其体型大小似乎都差不多。
（47）”袁靖通过比较贾湖、磁山、半坡、姜寨、朱开沟、下王岗、圩墩、万北、河姆渡和昙石山遗址出土家犬的测量数据，认为“不管是中国的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属于家畜起源阶段的狗要大于家畜成熟阶段的狗。
（48）”胡松梅通过比较杨界沙遗址出土家犬和现生狼的测量数据，认为“狗的驯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渐变小的，在头骨整体较快变小的同时，单个牙齿性状相对变化较小，但牙齿的间隙越来越紧凑。
（49）”黄蕴平通过分析跨湖桥和曲村遗址出土的家犬骨骼，认为“在中国长达5000年的驯化过程中，狗的形态特征和体型大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下裂（M1）变窄。
（50）”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仅是对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的少数遗址的研究，而非对全部遗址的整体研究，所以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 关于家犬的食性
研究结构显示，双塔遗址一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主要是C3类植物;五庄果墚、陶寺、鄣邓、康家、西坡遗址以及大地湾遗址二期家犬的植物类食物主要是C4类植物，表明了其与先民从事的粟作农业有关。五庄果墚、陶寺、康家遗址以及双塔遗址一期家犬表现出杂食性和肉食性特征，表明其食物结构受到了先民活动的影响。
（4） 关于相犬术与狂犬病
相犬术和人们对狂犬病的认识，也间接地反映了古代家犬的饲养水平，一些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陈方良等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相犬术就已经出现了
（57）。文凯等认为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狂犬病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58）。
综上所述，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家犬饲养状况，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如：先秦时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饲养状况如何？先秦时期家犬的体型是否具有时空差异？先秦时期家犬的饲养方式和规模如何？总之，如何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来分析先秦时期各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 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中国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家犬骨骼埋藏现象，它们多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有关，如用来祭祀和随葬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分析，下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1） 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史前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主要关注于犬牲的时空分布、功能和习俗渊源等。高广仁认为史前时期以犬为牲的现象集中发现于大汶口―龙山文化之中，犬牲主要用于“墓葬殉葬，作为供墓主驱使的牲牺，或担任墓主的守卫。
（59）”张震对贾湖遗址殉葬的完整家犬的功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家犬是为了“护卫村寨，或护卫象征村庄的墓地。
（60）”郭志委主要对史前时期墓葬殉犬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墓葬殉犬出现的早期，墓主与殉犬的关系比较密切，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时代，殉犬承担起为墓主服务的功能;淮河、汉水中上游地区可能是我国早期犬牲文化的起源地
（61）。
（2） 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李维明认为，“二里头文化发现有整只狗单独埋藏坑，或葬于墓内腰坑、漆匣内，或作为建筑的奠基。这种现象表明，狗往往被作为一种灵牲用于各种宗教祭祀活动。
（62）”
（3） 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学者们的研究较多，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殉犬的功用及其他等三个方面。
1. 关于殉犬习俗的渊源和发展
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渊源，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该观点的代表人物高广仁认为，商代以犬为牲的文化因素不是来自先商本土的传统，而是吸收了东方海岱地区（也有可能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
（63）。郜向平对腰坑殉犬进行了分析，认为腰坑殉狗习俗是在吸取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加以创造的结果
（64）。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代殉犬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该观点的代表人物刘丁辉认为，“商代殉狗习俗并不是直接吸收或借鉴了前期或同期的其他文化类型的文化因素发展而成的，而是商代本身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文化习俗，是商文化本身发展的产物。
（65）”关于商代殉犬习俗的发展过程，李志鹏认为中原地区的殉犬习俗始于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从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开始，墓中殉犬的习俗逐渐遍布商文化和商文化影响区;到了晚商时期，殉犬习俗变得更加流行
（66）。
2. 关于殉犬的功用
关于殉犬的功用，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第二种是陪伴作用，即殉犬是为了陪伴墓主人。许进雄认为因为家犬是人们的玩伴宠物，所以“商代稍为大型的墓葬，犬常被埋于尸体下的腰坑，以便永久陪伴主人于地下。
（73）”
第三种是宁（序）四方、正方位作用。王志友认为“殷代腰坑殉狗，与狗用在房屋正位、奠基、安宅时所起宁（序）四方、正方位的作用大概有关，是商代人们宗教信念的一个反映。
（74）”
第四种是驱邪作用，即殉犬是为了宁风、防御蛊毒。井上聪认为在墓中殉狗与人们认为蛊毒来自地下的观念有关，在墓主腰部位置葬狗，可以“起到防御四方恶风、恶魔侵略的效果。
（75）”
除上述四种观点外，刘丁辉认为殉狗在不同的形式和场合下具有不同的目的，总的来说主要有守卫、驱邪、奠基和祭祀献享等，另外，墓葬中的殉狗，还有可能作为墓主人的宠物而殉葬
（76）。
3. 其他方面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腰坑殉犬进行了重点分析、对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进行了统计、对甲骨文中的犬牲资料进行了汇总、对商墓中的犬牲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
关于腰坑殉犬，郜向平对腰坑内殉犬的头向进行了分析，认为“与前几个阶段相比，晚商腰坑中殉狗的头向有了截然相反的安排，这反映了人们在丧葬观念上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转变。
（77）”郭志委对先秦时期不同阶段腰坑内殉犬的数量及比例、殉犬头向与墓主头向的关系均进行了统计
（78）。
关于祭祀坑中的犬牲，谢肃认为商文化祭祀坑中的“犬牲数量在334只以上，数量仅次于人牲，为动物之首。
（79）”
关于商代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李志鹏通过分析殷墟晚商墓葬中犬牲的年龄结构，研究了犬牲的来源问题。他认为“商代晚期以犬殉葬之风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专业化的养狗业应需产生，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墓葬中的狗牲，可能是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买来。
（83）”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的研究较多，但是对商代犬牲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较少。如何更好地利用商代墓葬中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来深化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值得探讨。
（4）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
关于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西周墓葬犬牲的研究，韩巍对腰坑殉犬及墓中殉犬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关于腰坑殉犬，他认为该葬俗主要流行于殷遗民和东方族系方国中，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很少采用。西周中期，该葬俗在多数地区有逐渐衰落的趋势，而周人统治的加强、周礼的推行和殷遗民实力的削弱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关于墓中殉犬的性质，他认为腰坑殉犬带有奠基祭礼的意味，填土中的殉犬可能与封闭墓穴的某种祭仪有关，二层台上的殉犬与其他随葬品的性质相同
（84）。
关于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李志鹏认为西周时期“墓葬随葬狗牲的现象与殷遗民与殷商文化的葬俗的遗风影响当有很大的关系。
（85）”
关于犬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宋艳波对滕州前掌大、长清仙人台和新泰周家庄遗址出土犬牲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三个遗址中“狗的死亡年龄有明显集中的现象，说明先民们会有意识的选择一定年龄段的狗来殉葬，可能会根据性别、个人喜好等不同的方面选择一些未成年的狗来殉葬。
（86）”
除上述研究外，王子今对秦德公“磔狗邑四门”的宗教文化意义进行了分析，其认为“磔狗邑四门”可能是秦德公“初居雍经历第一个夏季‘禳却热毒气’的措施。
（87）”
总体而言，关于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研究不多，目前学术界对西周墓葬殉犬习俗的渊源还尚未展开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多是通过梳理考古资料或文献资料来分析商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而对史前时期和周代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关注的较少，尤其是对先秦时期的犬牲进行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较少。目前，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随葬犬牲的来源及年龄如何？人们如何选择犬牲？犬牲在动物牺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时性变化如何？总之，该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在全面收集犬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以辨析其含义，并梳理时空分布及发展过程。
（五） 其他研究
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除上述四个方面外，一些学者还对家犬的古DNA、家犬艺术品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进行了研究。
（1） 关于家犬的古DNA研究
（2） 关于家犬艺术品
王劲对石家河文化出土的陶犬进行了观察，将其分为大头短吻胖体和小瘦头长吻瘦体两型。通过结合邓家湾文化时期的宗教遗存，认为陶犬可能是“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
（89）”
（3） 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
二、 研究展望
通过上文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现状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的家犬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我们还需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的研究工作还需要注意以下六点：
第一，关于家犬判断系列标准的建立。已有的家犬判断标准多注重于骨骼形态观察和考古学现象两个方面，因此，今后还应在家犬的年龄结构、病理现象、食性分析和古DNA研究等方面加强研究，进而建立家犬判断的系列标准。
第二，关于家犬的起源与驯化。目前，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在分析、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中国的考古资料，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家犬的起源与驯化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将南庄头遗址的家犬遗存与华北地区更新世晚期的狼遗存进行比较，观察两者的形态差异，确定早期阶段家犬的形态特征。二是对新石器时代中期各个地区的家犬遗存进行横向比较，探讨该时期内不同地区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地区差异，加深对该时期我国家犬形态的整体认识，从而为我国家犬起源与驯化的研究提供动物考古学证据。
第三，关于家犬的饲养。今后需要对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梳理，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分析先秦时期各个地区家犬的饲养状况。在家犬体型和形态变化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首先，借鉴日本学者Hasebe K.的家犬体型分类标准
（93），对各个遗址中的家犬进行体型分析。其次，对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遗址中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的形态变化进行分析，以探究不同时空框架下同一体型范围内的家犬形态是否具有历时性或区域性变化。
第四，关于家犬的食性研究。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仅是对个别遗址的个案研究，学术界还尚未对家犬的食性做过系统研究。因此，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对驯化早期阶段家犬的研究，以探究该阶段家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将其与先民们的食性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了解先民的家犬饲养策略，从一个侧面探索家犬与人类关系的建立。另外，还需要对重点遗址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可以对同一遗址不同时期的家犬进行食性分析，以探讨在该遗址所属时期内家犬的饲养策略是否具有历时性变化，进而从一个侧面探究该遗址的社会发展状况。 第五，关于犬牲的仪式性使用。我们还需要做的有以下四点：
一、在全面搜集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史前时期犬牲的时空分布，辨析不同埋藏地点的犬牲含义，探究史前时期犬牲习俗的发展过程。
二、在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墓葬中不同位置犬牲的功用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商人的宗教信仰状况。
三、全面搜集周代犬牲的考古学资料，探究周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渊源及其与商代犬牲仪式性使用的关系。
四、对先秦时期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例如，分析墓葬殉犬的死亡年龄，探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等级的墓葬中的犬牲是否具有年龄结构差异，进而探讨商人对犬牲的选择方法。
第六，关于家犬死亡年龄的判断方法。法国学者Marie-Pierre Horard-Herbin对根据M1磨蚀状况判断家犬死亡年龄的方法做了很好的介绍
（94），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他的方法进行相关的研究。另外，鉴于我国先秦时期（尤其是商代）出土了丰富的家犬骨骼遗存，我们可以从中搜集保存较好的整犬骨骼遗存，建立骨骺愈合状况与M1磨蚀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 结 语
本文主要对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者们在家犬判断标准、家犬起源与驯化、家犬饲养、犬牲的仪式性使用、家犬古DNA研究和死亡年龄判断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本文认为，今后还应在家犬判断系列标准、家犬体型与形态变化、家犬食性和死亡年龄判断方面加强研究;还需要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家犬的起源与驯化以及犬牲的仪式性使用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为推动中国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