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区域间及区域内分布的关注仍重于对生产的关注。尽管用来识别原料来源的理化分析方法可以为考古器物的生产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它们主要用来研究贸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大范围的出处”，也即区域层次上局地及外来或贸易材料的产地特征分析。“大范围的出处”分析，对于局地生产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怎么常见。
手工业专门化研究涉及多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1. 专业化的环境和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2. 考古学定义中的专业化及民族志定义中的专业化之间有何一致性？专业化如何从考古学、制作过程和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定义？
3. 专门化生产证据的性质是什么？可以用何种标准来分辨专业化生产和专职工匠的产品？
4. 环境或社会文化中存在有哪些专业化的驱动条件？
5. 为什么某些类型的专业化出现在一个地区的某些区域，而不见于其他区域？
6. 为什么几个社群都制作相似的手工艺品，却可能各自会有其独有特征？
7. 手工业专门化的演化怎样才能被放置到文化演变的一般框架中去？
8. 兼职专业化和全职专业化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怎样才能在考古学上予以分辨？
9. 对生产的控制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
本文试图讨论有关陶器生产中的这些问题。
一般性的理论思考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随物。社会复杂化的跨文化研究显示，职业专门化、城市化（由聚落的大小加以决定）以及文化积累的信息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从生态和进化角度看，社会分层及经济专业化反映了不同的资源分布以及对这些资源的社会管理。
民族志及民族考古学研究常常集中在生产上，经常强调一个社会的制造技术或学习模式。识别经济上的专职工匠可能有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标准：该职业执行任务时所花费的时间;通过该职业谋生的份额;该专业存在一个大家公认的名称或本身称呼;获得产品需支付金钱或赠送礼物作为交换。有关手工业专门化的考古学定义还没有很好建立;实际上，把这些标准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此外，很难理解陶器制作是如何从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活动（连同其他各种任务）变成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经验丰富的少数从业者所从事的专业经济活动。很显然，考古学家需要为自己对手工业专门化建立某种可操作的定义。
在此，手工业专门化被视为在非工业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的适应过程（而非一种静态的结构特征）。通过这个过程，提取和生产活动的行为和材料的多样性被加以管理或规范化。这并不是说，在简单社会里的生产没有规律可言，而只是表明，在复杂社会，这种多样性被不同方式及不同程度地加以管理。遵循弗里德对社会分化及获取资源分化相伴关系的观察，本文基于一个假说，即这种多样性管理关注获取或使用一些资源的模式。换句话说，手工业专门化代表一种状况，即获取特定资源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节。
在无等级、平等、或无首领的社会中，对资源的获取大体上是不受限制的。它可能与基于年龄及性别的劳动分工有所区别。经济是典型的低生产力，只有一小部分劳力是为了盈利。
在等级社会中，绝对人口数量及人口密度较大，我们也许可能看到一些资源获取的分化。劳力分工仍然按年龄和性别而定;同时，虽然可能存在有一些基于技术、兴趣或需要的低级或初期的专业化，但是“没有政治权力来源于这样的专业化”。在民族志上所知的社会中，互赠礼物及支付非常重要，积累物品并慷概解囊的人得以获得威望和领导力。
在产品和/或生产活动中，这种规定获取的客观结果可能表现为标准化（多样化的减少）和精致化（多样化的增加）的形式，或两者兼有。标准化可能强调减少行为以及产品的多样性。使用原料的标准化，制作方法的标准化或简化（批量生产，程序化），形状、尺寸、颜色的标准化等，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个领域。精致化可能表现为各种产品数量的增加，（莫滕森1973年所谓的“创新曲线”），也表现为不常见式样的增加、装饰风格或母题的增加，以及使用新的并可能稀有原料的增加。
因此，在复杂社会里，生产者，生产手段，以及产品本身反映了一个多样化或分化社会系统内在固有的多样性。不同的社会部分会有不同的需求及不同程度的能力或手段来满足他们。我们假设，这种多样性的需求以及获取它的能力始于社会的顶端，各种产品或服务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它们精致外表或构成可能或多或少直接随着社会地位而发生变化。
分辨专业化生产在复杂文明或国家中非常明显（例如，特奥蒂瓦坎，乌鲁克、印加），在那里，社会经济的分化达成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职业区，防卫区，甚至可以发现商铺。例如，在特奥蒂瓦坎，大约有25%～35%的百姓参与手工业生产，找到了宝石加工、黑曜石加工以及陶器加工区的证据。在苏锡安那平原，乌鲁克早期向国家的转变，伴随着一个从小型、分散的手工店铺向较大和较集中作坊的转变。在欧洲许多地区，陶片可追溯到特定的窑址或所知的制造者。然而，这些遗址与含陶器遗址或文化的数量相比非常小，（例如，玛雅，哈拉夫，阿纳萨齐，威登岛），在这些地方，基于社会复杂化的其他指标，某种程度的专门化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问题是如何探知这种遗址的专门化。 就陶器而言，专业化生产有许多传统的证据线索。其中的一些证据只是表明，生产掌握在少数特别熟练的工匠手中：制造某种陶器明显的熟练度（类型，式样，装饰风格;例如玛雅人像彩陶）;明显的大规模生产，表现为大量相同的手工制品和/或标准化的尺寸或外观（例如，存在同一尺寸的装谷物的碗;同质性;可交换的模制零件，同一尺寸的罗马碗，以及陶工留在陶土上的指纹）。在其他案例中，证据显示生产区域位于一个遗址内：生产所用工具（比如模具）、原料、相同种类（形式，类型）未经烧制的容器或经过烧制的容器、烧制过头、烧制失误、或破碎的陶制品的堆积。在特定制陶地点（如个别的遗址或居住区）无法识别的地方，可以根据细微风格的地区分布模式假定较大的一片生产区域（例如，乌鲁克陶器上雕刻的不同宽度线条的交叉条带的分布，危地马拉后古典期高地彩绘风格，古典玛雅随葬彩陶，纳斯卡―伊卡的彩陶），独特技术特征的分布（例如，玛雅的精美橙色陶、薄橙色陶、铅酸陶、帕伦克陶器），或是技术和风格变量的相伴关系（例如，格兰德河的釉陶，古典期晚期的蒂卡尔陶器）。
对于陶器手工业专门化的研究来说，除了标准类型学分析，对原料以及陶器产品本身做较细致的分析也很有用。微量元素分析和对矿物成分的显微观察能为我们提供特定地点陶器原料和发掘出土烧成陶器的精确特征。但现在仍未形成某种理论框架，能为这类技术资料推断专职工匠的存在提供一个基础。下文将尝试构建这样一个框架。
首先，前工业时期陶器产品存在多样性的原因，与物质文化其他所有方面存在的变异原因相同：随着时空变化，对“概念型板”的复制从来不会是完美的。工匠人数众多，技术各有千秋，生产中面临的情况不一，原料不一，生产程序不一，这些都会造成产品的差异。变异也可能是社会与经济进程的结果：面向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物品的生产;与社会阶层，仪式或族群相关的装饰或形式;不同的生产率，等等。虽然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作为考古学或民族志研究的课题从未被忽略，但是鲜有尝试将其置于理论框架之下探讨。对考古资料的多样性最为透彻的研究之一是戴维・克拉克1968年的《分析考古学》一书，从特征、人工制品和组合的多样性看文化系统中有关多样性的内含信息，作为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拉斯杰以考古资料中标准化与多样性的比较为主要基础，提出了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资源管理行为模型。他认为在某系统的演进过程中，会经历从一般多样性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向局部精致与多样化例子的变化。莫滕森进一步阐述了一条渐增的频率曲线，显示一个地点新类型（形状，风格等）随着时间发生的百分比变化，但他没有解释个中原因。奥托对美国东南部一片种植园地区的调查显示，地位较高的住宅里（属于业主），家庭所有物的材质种类，往往比地位较低的住宅（属于工头和奴隶）具有更大的多样性。
巴尔菲曾研究现代北非陶器制作，发现个体家庭制作倾向于多样化与多变，与之相反的是专门工匠团体的产品呈现出标准化的外观。福斯特运用来自辛祖坦和墨西哥民族志资料，将创新性发明置于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但他同时亦强调个人的作用：
在一种陶器形制与生产技术稳定的时期，所有的知识将会变得众所周知，也不会有商业机密。在这样的情况下，陶器形制不太可能会因少数人的遭遇（死亡、迁移、生产能力的终止）而消失。反之，在某时期，人们积极地进行试验开发新的形制和精进的技术，就会有陶器机密的出现，从而会增加短期生产技术和形制因陶器机密垄断者的境遇而遭到失败的可能性。
显然，多样性（与标准化相对立）可以从陶器名称的、有序的和测量的属性等各种方式来进行观察与衡量：数量、颜色、形状、尺寸、构成（成分的种类，大小和数量），烧成温度，以及大量对制作技术的了解。对多样性基本上是做共时性的观察（如不同形状、颜色或装饰风格的数量，尺寸的标准偏差），或是历时性的（意指某遗址或某地区陶器群中任何特征范畴内特征状态历时的精致化、取代、增加或减少）。
总之，曲线的范围或规模大体上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陶工们可用资源的性质（如含铁量决定红色呈现的程度，玻化程度决定硬度等）。如果专业化反映了部分受制于所用的的资源，那么这类专业化的产品会有性质变化的狭窄范围，反映了原料内在的这种范围。单一峰态也许显示了达到期望值的一致性程度;多峰态可能反映了存在许多生产者，每一个生产者的产品稍微有所不同，或是持续地生产预定的一套变体。第二个决定分布曲线范围的因素，是分析者选取材料的异质性。例如，陶器是来自一个遗址还是一大片区域，时间跨度是两百年还是一千五百年？曲线扭曲的方向和程度（中心倾向）表明是大体标准的或有模型的产品。它会显示可控或不可控偏差的存在与方向，偏离某特定生产者制作一个罐以及它如何制作的标准或概念（例如，曲线的弯曲可能揭示了某些过烧的倾向，或是尺寸过小的罐，或其他任何偏离模态类别的偏差）。曲线的顶峰表示平均值或标准值取得的一致性程度，或是标准的变异或散布。
另一个将变异概念化的手段是根据多样性。多样性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普遍用于生态学研究当中，用以指示一个群落中物种的数量，大小，和/或规模――即群落的复杂性或结构。若干指标用以概括一系列资料的复杂性。这些参数能够根据一种类似变异性质的范畴和定性观察（比如物种）来进行衡量，而这些只是能根据定量材料来进行计算的变异。多样性有两个主要部分：物种的数量，或说丰富度，以及物种间个体的分布，或说平均度。在生态学中，多样性的概念有许多阐释。高度的多样性表明高度的复杂性，因为较多的物种意味着发生较多样的互动。而尚存争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高度的多样性也表明稳定性――即抗干扰能力和成熟性，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至少生态群落中的某些种类会随着成熟而变得更加多样（复杂）。多样性参数也被从主导性上来予以阐释（指随机挑选的某对个体属于同一物种的可能性），并作为竞争与掠食的指标（某个体遇到另一物种成员的可能性）。 在美国东南部进行的几项考古研究采用了这样一种多样性衡量――香农威纳参数，主要用来分析动物遗存的多样性，但也被用来研究陶器种类（将类型看作物种）的多样性，这些陶器发现在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居住的某遗址。这样的参数具有很大的解释潜力（这些参数很可能说明很多问题）：不同背景出土的器物组合多样性（丰富度与平均度）的比较能表明采用或偏好不同的物品，或是不同的开拓或分配模式。多样性衡量也能用于历时的或较广泛区域层次上的考古学组合比较，以研究生产及推断分布、地位和活动区的形态。陶器组群内类型和变异的多样性，或是类型、组群、器物中装饰风格或形状的多样性能从遗址对遗址、区域对区域、时段对时段，或是遗址群对遗址群进行比较。例如，贵族阶层与卑微阶层的、祭祀的与实用的、早期与晚期的，遗址中心与周围的陶器多样性对比，可以从资源与产品的获取，或从这些资源和产品的不同分布来探究。对于种群互动而言，显然与这些生态学术语，如掠食、竞争、生态位分配非常相似――这类互动在更复杂（多样）的系统中会更加复杂。
从先前讨论过的分布曲线模型来考虑，丰富度间接反映了所代表的范围或范畴数量，而平均度则是对曲线峰态（扭曲度并不直接显现）更精准的衡量。那么，在陶器专业化背景中，技术、装饰和形式数据中的高丰富度与高平均度很可能表明不同种类资源的利用和/或许多生产者的存在;而较低的丰富度与低平均度则表明受限制的资源获取、少量的生产者和/或大批量生产。
我对危地马拉高地白陶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一般化序列进行优化，为陶器专业化提出一个进化模型。此模型与拉斯杰的模型有一些共性，它立足于陶器标准化或多元化的程度。然而，不同之处是，它强调结合制陶技术资料作为评估资源获取途径及行为与产品标准化的一个推论工具。于此，它类似巴尔菲有关现代北非陶器多样性与标准化对比的研究，对个别工匠与专职工匠群体的生产进行对比。
一个尝试性模型
虽然为便于讨论，本文将该进化序列划分为若干阶段，但是这些划分完全是人为的。虽然在“显赫”陶器和“实用”陶器之间做了区分，但是两者的功能、生产方式和用途等方面显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叠。“显赫”和“实用”的术语仅为简化描述而使用：前者是指作为奢侈品、高端物品或炫耀显赫地位的陶器，具有仪式或特殊功能，价值高，消耗低，流通受到一定限制;而后者则指低端陶器制品，流通广泛，消费量大。
阶段1：几乎每个家庭当中，陶器制作无疑是一种典型活动。原始经济（“家庭生产模式”）具有技术简单、资源获取平等性和劳力分工极少等特点。在平均主义或无首领社会中，资源获取和物品消耗并没有明显差异，家庭层面的陶器生产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多或少会出现随机的变异，反映出原料和/或生产方式的个体差异。
陶器生产的前专业化或非专业化水平的预期，或称待验证假设包括：
1. 像陶土和羼料的种类和比例，以及（可能是由于知识不全面）烧制环境等技术特点没有统一性。
2. 尽管装饰和式样上的相似风格反映了当时对一个碗或罐看上去应该怎样的观念（概念型板），但在特定因素（技能、投入时间等）方面应该存在差异。
3. 虽然“使用”上的功能差异明显（如各种式样），但“社会”功能（即巩固地位）的差异并无直接证据。“显赫”陶器的类别无法凭依特殊的外形或废弃过程来进行识别。
4. 应见有似陶土、式样、设计的小型（如家庭）集中，一处遗址中这些特性不会均匀分布。
阶段2：陶工们逐渐开发出一套低水平、非正式的专业化形式。例如，在某些家庭无法、或选择不去制作陶器的情况下，有家庭间的陶器交换。久而久之，有意或碰巧居住在靠近陶土资源地点的个人或家庭，或是技术较好的陶工制作陶器的数量上升，进而形成陶器交换或礼物赠予关系。陶器制作或与血缘群相关联，这些血缘群常宣称对陶土资源拥有地域和源自祖先的优先使用权。
初期专门化阶段的待验证假设包括：
1. 某些陶器种类陶土成分的标准化程度应不断增加，可能反映出对某类合适的、或陶工可使用的特定陶土或羼料利用的扩大。
2. 出现生产技术和/或制作和烧制一致性技巧更好的证据。
3. 装饰母题和形制的多样性减少，在母题、颜色、安置和操作存在默认的习惯。
4. 日益标准化的器物，其分布范围应更广。
阶段3：社会经济的差异和等级分化会随时间而逐步加剧;物品的积累和废弃会由社会中竞争性更强、更高产和具有发展优势势的部门来进行。生产资源一般由“本地自给自足血缘社会单位”所控制。这种控制逐渐会被合理化，成为社会贵族形成的基础之一;资源控制成为“社会结构的地理表现”。物品“聚集”有可能、也会在贵族或显赫物品当中最早出现。由于社会所有部门之间系统性的互动，这些变化最终会在陶器上留下印记。社会族群之间的竞争和快速差异化可能会使得陶器生产发生巨大的革新和精致化进程。对于陶工来说，随着显赫、祭祀或丧葬陶器需求和生产的增加，这可能是一段缺乏安全感、压力增大的时期;其后果可能最先在显赫物品领域得到反馈。用稀缺资源而生产的物品，无论是对生产所需资源的获取还是制成品的使用（个人使用、礼物赠予、贸易），最终都将不断由社会上层所掌控。因此，专业化过程最早出现在显赫或特殊功能或高价陶器的生产中。这些物品的交换可能通过一个流通系统进行，该系统不同于维生物品的流通，更偏重于巩固社会距离和等级差别。此外，显赫物品可由贵族从上层控制和维持的网络向社会外部进行贸易。 该阶段的待验证假设包括以下几点：
1. 陶器种类类别分布不均，即某些陶器类别与一些贵族及世系相伴（陶器开始具备“社会”功能，或充当巩固地位差别的物品角色）。
2. 显赫/祭祀/高价物品应可通过装饰特征得到识别――种类繁多、装饰复杂，制作精致，以及或许稀少或外来的材料（如颜料）或母题等。
3. 这些显赫/祭祀/高价物品应具有技术上的辨识度：（a）在同一类别（如式样）中，陶土特征应较为标准或一致;（b）标准形状或装饰风格的显赫物品当中可能出现新的陶土配方，表明生产者之间存在仿制和/或竞争。
4. 这些显赫/祭祀/高价物品（如前定义）应呈不均匀分布：（a）标准化陶土的陶器在某遗址或地区的分布要比非标准化的陶器较为有限;（b）这样的陶器也应存在于特定场合中（如丧葬、祭祀、贵族住宅等处）;（c）显赫陶器的仿制品可能会与显赫/祭祀/高价器物的分布重合。
5. 这一阶段中所有陶器组合与之前阶段陶器组合的比较应显示出种类的显著增加（多样化和“发明曲线”），系统本身差异和复杂化的加剧会使得陶器亚系统的种类增加。（显赫陶器中出现了标准化技术;在其他种类中，丰富性和平均度的增加而非减少则反映出生产者对资源、地位和购买者的竞争。）
阶段4：在分层社会当中，社会和经济的多样化均朝着行为和产品标准化的方向发展。许多经济交往可能不仅发生在自由交易层面，也会发生在酋长索求贡品方面。萨林斯对不断集中化的领导权和剩余产品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上层社会开始强求精致陶器以作为贡品和/或贸易品时，农村集中化生产亦即开始。例如，当时农民只有在作为政治贵族或祭祀结构的上层阶级强索这些剩余产品时，才会把生产转向集中化和专业化以制造“剩余产品”。
该阶段的待验证假设包括以下几点：
1. 应能够识别出陶器生产的标准化地点（手工业“区”或“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有所减少，规模有所增加。
2. 应存在批量生产的迹象：（a）有工具辅助的快速、标准化生产（如模具）;（b）标准化的形状尺寸、细部和/或大小，尤其是实用器物;（c）容器形状易于堆叠，以便集中存放和运输;以及（d）原材料和大量制成品的储存区域。
3. 标准化的式样、类型分布广泛。
4. 普通陶器的胎土应显示有标准化。
5. 应有证据显示显赫/仪式/高价陶器上精致的装饰工艺：使用更多颜色、更多母题，图案和颜色位置和组合更为自由，制作方式更加多样化（绘画、雕刻、模制）等等。（此为拉斯杰演化轨迹第三阶段当中的陶器表现：本地水平――此处即为显赫――特定器物多样化的增加）。
表格一对四个阶段做了概括。
模型的检验
将组合群作为整体进行历时对比，明显可见差异丰富性的增加（表二）;采集品中的器物、组群和类型增加，陶片整体数量也增加。但是多样性的数量大致保持在相同水平。陶器系统愈见复杂，单位更多更大。陶器生产增加，满足更多消费者对更多专业化功能的需求。
组合群内的多样性可通过计算每个组合群内施釉和未施釉陶器的丰富性（ ）来进行对比。施釉陶（图二）显示出日增的多样性，在古典期初达到顶峰，后古典期初逐渐衰退，进而又有所回升。未施釉陶则在古典期早期达到顶峰后稳步下降，多样性远不及施釉陶。
差异的平均性呈现出稍微不同的图像（图三）。在前古典期，未施釉陶平均性的值大于施釉陶，前古典期晚期达到顶峰并逐步下降。施釉器物组呈曲线分布，古典期早期达到顶峰，晚古典期早期下降，在晚古典期上升到未施釉陶曲线之上。高平均性证明存在较大幅度的被接受陶器范畴，几乎没有对特定陶器的偏好或需求。多样的产品、许多生产者和/或缺乏标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解释。低平均性则表明选择的增加和某些特定器物在功能或地位上的专门化、专业生产者的存在和/或某些特定产品的标准化。由此推断，在巴顿瑞米尔，前古典期未施釉陶器的平均值较大，证明尚未出现专门化或标准化、生产者各异;而到晚古典期之前，所有陶器种类的生产可能已变得相当标准化。对施釉陶器物组中变化的解释，尤其是晚古典期平均性增加这一现象，解释较为复杂。数量相近的施釉器物的出现表明有更多的生产者参与到竞争当中，为更多的消费者或用途生产更多样的产品。我认为，该复杂性变化与晚古典期社会等级的复杂化同步（参考乔伊斯・马库斯对玛雅低地遗址社会从两级发展至四级的观察）。社会地位的竞争很可能从生产更多和不同种类的显赫物品中得到反映，而施釉陶就是这类物品之一。 我们从未施釉陶、红陶、黑陶和彩陶各组中见到了式样的变化（图四）。除了在前古典期晚期和古典期早期组合中，它在未施釉组中很低，从珍尼溪到泰格瑞恩显示出逐步的下降，到此处便趋平。施釉组显示出多样性下降、稍微增加、后又下降的态势。红陶组在早古典期最先出现增加。若此模型无误，则施釉陶和红陶可能是显赫物品，标准化进程或始于此。未施釉陶组中，这项转变发生得较为缓慢（或许未施釉陶仍继续由不同生产者制造），但它们最终变得比彩陶以外的所有施釉陶都更为标准。到晚古典期，红陶用途多样（也许储存/奉食器――最早器物为碗和罐），其多样性与黑陶和/或彩陶相比，与未施釉陶更相近。
在技术特征上（陶土成分、质地、颜色、火候、厚度等）出现了类似的态势（图五）。初期红陶的胎土的多样性有明显的下降，随后有所增加;其后未施釉组中出现类似的急剧下降和增加;然后是黑陶组，最后是彩陶组（彩陶组没有出现增加）。有趣的是，未施釉组在前古典期晚期衰退之前显示多样性的显著增加，表明在进入快速标准化之前，生产者、使用资源和/或生产方式的增加。
装饰多样性用两种方式衡量。一是与式样和技术多样性类比，即简单计算装饰模式的数量并除以每种类型的陶片数量（图六）。一如预见，未施釉组的装饰多样性很少。前古典期中期至晚期，黑陶和红陶组的装饰多样性急剧增加;随后，红陶组多样性持续增加并在泰格瑞恩达到顶点，西班牙时期显著减少。黑陶组多样性减少，在泰格瑞恩处达到低位，后又增加。彩陶组多样性则自古典期早期至晚古典期早期下降，西班牙时期迅速增加。
第二种观察装饰多样性的方法则较为间接：它是统计某组合中所有器物组有名称的和未特指变异的数量（即在红陶组和未施釉组中变异的数量），前提是变异的式样名称或潜在变异的指认常常（虽然并不一定）根据装饰变化而定。在这些统计中（图七），未施釉陶在前古典期晚期显示急剧的增长（类似同时期技术变化的增加），随后又急剧下降，西班牙时期有略微回升。红陶组则在所有阶段都持续下降，古典期晚期降至与未施釉组相近的低点。黑陶器物组装饰变化曲线与式样变化紧密呼应，自前古典期晚期至古典期早期下降，后古典期早期上升，随后在西班牙时期又下降。彩陶组，如所预料，古典期时期显示出最高的装饰多样化水平，但在西班牙时期亦下降。
这些统计如何用于模型的检验呢？从非常一般来说，图表中的x轴代表时间，y轴代表多样性。每种陶器范畴的曲线峰值表示上升的多样性;每种陶器范畴相对于其他范畴的相对位置表示某特定特征（如式样、胎土和装饰）对于其他范畴的相对多样性。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多样性层面以外，丰富度的变异，也即更多范畴的分化不断增加。但是当随时间衡量三类主要陶器特征类别（式样、胎土、装饰）时，并用陶器单位规模（陶片数量）来控制，就能看出日益标准化的形态。
红陶组显示出最早和最突然的下降，并见于所有变量（胎土、式样和某装饰）。这也许表明对资源利用的限制，以及模型阶段2中假设陶器显赫或特殊功能类型的最早标准化。所有变量范畴相似的急剧下降，伴随着它们生产的常规化，依次发生在未施釉陶、黑陶组，最后为彩陶组中。可能有意义的是，在西班牙时期之前，红陶组的多样性与未施釉实用器组的多样性处于同一水平（胎土多样性甚至更低）;考虑到所代表的式样种类（罐和大碗），这表明古典期某时期红陶成了主要的实用类型（可能仍然十分显赫和地位很高）。
标准化的历时一般性趋势中可见两个例外。一为未施釉组，前古典期中期和晚期多样性剧增。这种增加见于胎土和装饰，然而式样中却不见;我认为在这一时期，红陶作为陶器中的显赫和特殊功能器物很可能是由少数工匠制作，而未施釉的实用器物由许多工匠制作。虽然器物式样渐趋标准化，但是各种技术特征和装饰风格（包括刻戳、堆塑、绘画、磨光等）存在的广泛变异范围表明当时并无器物一致性的压力，人们认可各式各样的形制或个人品位，甚至可能存在许多生产者。此外，许多地区在前古典期晚期曾经历人口增长、土地短缺和社会压力增大等过程。而应对这些压力的现象之一则很有可能是大量人口从事陶器生产，尤其是制造低价值/高消费的物品。
另一偏差见于式样和胎土（以及黑陶组的装饰）中，红陶组最初所见的多样性急剧减少后，紧接着是明显的多样性增加，而非如大部分情况中的继续减少（西班牙时期黑陶和未施釉组中胎土变化的增加则为例外）。这些多样性的峰值或许代表了模型阶段3中显赫物品首先出现标准化后竞争性多种类的产生;或是拉斯杰模型中涉及的局部变异的增加。在黑陶和彩陶组，这一增长发生在弗洛勒尔帕克入侵后的古典期（本文并未关注其潜在的陶器重要性），某些多样性的增加可能来自该入侵为陶器系统带来的影响。另一种对这一日增多样性的解释或许再次与社会系统内的竞争有关。新的陶器种类（如彩陶）首次进入系统，并初步被鉴定为作为显赫或特殊功能器物时，其他陶器种类（如黑陶）可能会提高其制作的精细程度以符合对这种精致化或显赫物品的需求，也许是在“中层阶级”物品或某种“杂交”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日增的陶器种类都进一步说明，多样性的提高总体而言是社会系统日趋分化的复杂产物。这也表明，生产者和/或为资源和地位组织生产者之间存在竞争、模仿的存在、陶器所需的新专门功能的创造，等等。
小 结
这里提出的模型认为，陶器手工业专门化作为一个系统过程，与社会、政治以及人口结构的变迁同步，并归属于社会文化的演变、分化及复杂化的标题之下。它代表了一种从环境多样性或稀缺性及从该环境对文化制约认识所造成的选择可能性当中所得出的一种特定职业模式逐渐选择或制约的过程。专业化是一个集中和分散处理的不断发展过程，而不只是这些过程的结果。它是为社会环境的生产实用性来协调社会经济互动的过程。
该模型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兼职及全职专职工匠的角色以及如何在考古学上分辨他们;对生产的控制是集中还是分散;生产集约化及生产剩余的动机是什么。此外，该模型由于只是初步设定，因此性质上预先假定社会是从群龙无首到分层社会的直线演变。另一个困难是，检验该模型的一些命题并未立足于一种理想的数据库。
该模型的优点是其考古研究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能力。它将新的陶器技术方法和材料（胎土成分和烧制）与较为传统的陶器分析（式样、装饰、“类型学”，形制）结合起来。一个主要的同时性焦点是通过陶器某些特征的分布、范围以及共变来研究陶器的多样性，比如定量的羼料、硬度、烧制程度、颜色、矿物学和化学成分。这就分辨出陶工所意识到的标准和习惯，并或多或少一直坚持执行的对原料的不同开采，以及对那些原料熟练的处理方式;此外，由于许多变量可能会直接与原料相关，对陶土和烧制陶器性质的比较性衡量，用分辨所用原料来设法确定生产区方面无疑是非常有用。
陶器专业化假设始于贵族/祭祀/高价产品的地区，并是某特定社会阶层对资源不平等获取及对权力或财富逐步集中的一种功能。本研究假设，这首先体现在陶胎属性的标准化（成分和烧制）。虽然该模型的检验表明，巴顿瑞米尔的红陶组陶胎多样性的减少伴随着式样和装饰多样性的减少，但是它认为，大约900年中叶前古典时期的开始（珍妮溪）到晚期前古典时期的结束（巴顿溪）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敏感度来论证技术标准化的重要地位。
随着日益加剧的社会文化分化，在新资源、新方法、新式样或新装饰的开发方面可能存在多样性竞争时期的异质性波动。在分层社会的行为中，制作方法、胎土、式样显示出高度的标准化，尤其是低价值/高消费的实用器，陶器生产越来越多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成本控制。精致化生产主要见于贵族或礼仪用品的区域，在这些地区对稀有资源的获取及对熟练工匠或技术创新者的财政奖励使这些昂贵的（主要在于时间和资源）活动得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