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在青铜器的复制或仿制中常常使用“一模多器”技法。所谓“一模多器”，就是在铸造青铜器时，仅制作一件器物模型，翻制多件外范，利用多件外范浇铸出形制相似的多件青铜器。通过系统分析商代的青铜器实物和铸范，发现在商代青铜器铸造过程中，部分器类的铸造也存在“一模多器”的现象。
关键词： 商代； 青铜器铸造工艺； 一模多器
Abstract：The contemporary copying or imitation of bronzes usually applies the technique of “one model for multiple items”， which produces several pieces of modes formed against one ready-made model and uses these modes to cast multiple pieces of bronze objects in a similar form. Throughout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Shang bronzes and cast modes from Yinxu sit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one model for multiple items” also exists among certain types of Shang dynasty bronzes during their process of casting.
Key words：Shang dynasty， Casting technology of bronzes， one model for multiple items
一、 问题的提出
何谓“一模多器”？这要先从商代铸铜流程说起。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商代铸铜流程是：先用泥土做模型，再从模型上翻制外范；完成外范之后模型将被削掉一层成为内芯，削去的厚度恰是欲铸铜器的器壁厚度（当然这是形体较小的器物的作法，形体较大者则是另作内芯①）；最后把外范和内芯扣合在一起，中间用铜垫片或泥芯撑支撑形成空腔，最后浇铸铜液入空腔，再打掉陶范、掏出内芯、打磨范线，获得铜器成品。
那么，在用陶模翻制外范时，可否用同一陶模多次翻制外范，即一模制多范，再利用这些同模翻制的外范铸出造型相同、花纹相同或相似的铜器？这种以一个模型浇铸出多件同型铜器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一模多器”现象。
当前社会上对铜器的复制或仿制中，常常利用“一模多器”的方法来增加复制效率；而且在制模的过程中，也常常使用仅制作一组花纹组，并由此翻制其他花纹组的现象，由此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很显然，这些石膏模不仅花纹只有一组，而且仅有花纹的结构轮廓，没有细部刻划，如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和浮雕兽面上的细部阴刻，都要在蜡型上细琢。由雕制的这一组（或两组）花纹，来翻制其他的花纹组，而且该模可以反复使用五至十次；有的仿制者用牙医专用的石膏来制模，因其硬度较高，可反复翻制数十次外范，其花纹的效果尚且精良。
这种既省力又省时的铸造技法，无疑是廉价而高效的，非常流行于现代复制、仿制或工艺品制作的生产流程中。但其所铸铜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花纹组的构图特征完全相同，但细部花纹却各有各的特点。
既然该技法如此高效，那么，在晚商时期的殷墟铸铜过程中是否也存在“一模多器”的现象？如果存在，具体情况如何？如果不存在，商人为什么不用这种效率更高的铸造技法？是他们尚不知道运用“一模多器”技法，或是某种特殊的观念使然？到目前为止，少有关于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
下面我们将根据近年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看殷墟铸铜遗址中是否存在陶模；进而结合殷墟墓葬出土的成套或成对的铜器，来对此问题做深入的探索。
二、 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陶模类遗物
（一） 容器类
殷墟发现的容器类陶模较少，初步统计有百余块，有整体模和分体模（或称组合模）两种。模的质地多为颜色呈淡红色或浅灰色的陶质，火候普遍不高，个别在花纹上有白色涂料。从形制上看，多数模为兽头、兽首或耳、鼎足等附件，但也发现有少量的鼎、簋、尊、觚、瓿、卣和觥等容器的主体模④。
综合分析这些陶模的形制，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容器类的主体陶模“绝大部分非实心体，而是中空，且内壁多见手指印痕。这些手指印痕间接证明这些陶模是从母模上翻印下来的”⑤。如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一件分裆鼎模（2004AXSH68377）⑥，其背面密布较深的手指印痕，实际上这些印痕就是制模工匠的指纹；不仅是此模，还包括该模上的主体纹饰兽面纹和作为地纹的云雷纹，都是从母模上翻印下来的，仅有兽面纹上的线条，因翻印不清而重新用刻刀加工刻划过（图三，左、右）。 基于对这件分裆鼎模以及其他一些商代陶模的观察分析，有学者提出了“母模”和“模盒”的概念，并认为“殷墟虽然没有发现母模和模盒，但是我们从殷墟出土的一些陶模上发现有使用母模和模盒制作的直接或间接证据”⑦。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母模”和“模盒”，比上文所说的由一模翻制多个外范的现代复制工艺更进了一步。即用一件外表呈盒状的模具，其内弧面有欲铸铜器的造型和花纹，把充分发酵后的陶泥用力按压在该模具内，就可形成一件造型和花纹结构基本成形的陶模型，再用该模型去翻制外范。这种用来制作容器类陶模的模具，被称为母模；用来制作容器的附件或兵器的双瓣扣合式模具，被称为模盒。像中原地区汉墓中常见的龙首杯、耳杯和仓盖都用母模压制而成，汉墓中常见的陶鸡、陶狗、陶猪等小动物都是用模盒扣合而成⑧，其制作原理与上文中所说的母模和模盒完全相同。这种所谓的母模或模盒，在殷墟的铸铜遗址中没有被发现，因此推测可能大部分是用易于雕刻且不易损坏的木质材料制作的，经过数千年的岁月浸蚀，早已化为泥土。20世纪50年代，安阳工作队曾在殷墟王裕口村东南发现一件陶人面模具，平面呈椭圆形，淡黄色，胎土较细，外径14.3、壁厚1～1.9厘米。范面上的人面高颧骨，尖下颌，双眼皮，上眼睑压下眼睑，鼓鼻小嘴，有蒙古人种特点。以前都称之为“人面范”⑨。陈志达先生认为，此范并未使用，若使用铸出的铜人面当是三足盘的足⑩。现在看来，该遗物不应被称为范，因为若作为范的话，应与内芯扣合用于浇铸铜人面像，但这件东西完整无缺，又无明显为浇口的地方。因此，我们认为此器应是一件模具，是用于翻制人面模的母模（图四）。在商代遗址中流行使用各种铜人面具和兽面具，侯家庄M1400曾出土一件大小与真人相同的铜人面具，梁思永先生认为是盥洗室的装饰品11。在商代这种装饰品可能用量较大，母模的出现使得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2003年在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一座半地穴式房基（编号F54）内，还清理出一对蹄足鼎腿的模，形制相同，整体呈半圆柱体，中部略细，两端稍粗，直径13～17厘米。鼎足由上、下两段组成，下段素面，上段有大兽面纹，尚未刻划细部花纹（图五）。
经仔细观察，我们发现F54所出鼎足模很可能也是由母模翻制出来的。从形制上看，这类蹄足鼎应与郭家庄M160所出大圆鼎相同，均属殷墟三期偏晚阶段，只是形体要比M160所出大得多。M160大圆鼎的足横断面基本呈圆形，而F54鼎足模横断面为半圆形，说明翻制F54鼎足的母模也是呈半圆柱状，因为这类鼎足仅前部有花纹，后面没有花纹的部分则不用母模，而是直接堆塑加工而成。另外，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就是F54鼎足分上、下两段，推测上段有花纹的部分由母模翻制而成，而下部素面部分也为堆塑后，再与上段带兽面的部分接合。上段兽面部分只有花纹的大轮廓而无细部雕琢，也正是由母模翻制的结果。因为用母模翻制陶模时，泥土较湿粘，细部花纹通常翻制不清，需要二次刻划花纹。F54的鼎足模处于刚由母模翻制出来，需要一个脱水阴干的过程，尚未进入细部花纹刻划的阶段。也就是说，F54鼎足模乃尚未完成的作品，因此其保存状况为泥胎而非焙烧后的陶胎，也就很好理解了。
除上述分裆鼎模和F54所出蹄足鼎模外，孝民屯铸铜遗址中还出土一些容器的附件模，如兽头、兽首、耳等，都是用双瓣式模盒制作的。如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一件兽头模（2004AXSH68376），就是由两瓣的模合扣合而成的，直接证据是该兽头下的中部有一道竖向错缝，犹如浇铸铜器时出现的范线一样，应是左、右两块模盒挤压形成的。上部的兽头随由模盒制作，但兽头表面的细部花纹则是二次刻划完成的（图六，1）。
（二） 兵器类
殷墟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众多，陶范和内芯也不少见，但陶模出土较少。在殷墟孝民屯铸铜遗址还曾出土数件矛模，仅矛的銎部，有非常简化草率的兽面纹或云雷纹，推测应是用于批量生产明器化兵器的模，其侧面使用双瓣式模盒扣合而留下的错缝线非常清晰（图六，2、3）。
另据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的发掘者研究，“有的小件器物，可能用实物作模，如这次发现的镞范，范面的镞形相同，并有明显的棱角，像是用同一件铜镞翻印”12。除此之外，也不排除铜戈、刀，甚至一些小型的铜工具、车马器等，都用实物为模的可能。
根据殷墟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和陶模资料，目前已知的“一模多器”现象，主要使用于铜器的装饰件，如兽首、兽头肩饰、兵器等，另外一些小型铜件，如铜泡等车马饰件和小型生产工具等，也不排除使用这种铸法的可能。这说明，商人是了解“一模多器”的制作方法的，而且已能熟练运用于铸造实践中。但对于青铜礼容器，除孝民屯已发现的分裆鼎模外，其他器类是否使用“一模多器”方法，尚需进一步分析。下面本文将从殷墟出土的成组铜器入手进行考察。
三、 从殷墟出土的铜器考察
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成组铜器群中的同形制的器物是否为同模所出？二是同一器物的多组形制相同的花纹是否为同模所出？三是同铭文组的器物的铭文，是否出自同一铭文模？
（一） 关于成组铜器群中相同形制的器物是否为同模所出的问题
据发掘者分析，M303所出的10件铜爵器体未见烟炱痕迹，三棱状爵足锋利如刀刃，疑为铸成打磨之后未加使用即埋入此墓；铜觚也大抵如此。也就是说，这些铜觚、铜爵可能就是为落葬M303墓主所铸。那么，这些形制、大小、花纹基本相同的成套觚、爵是否为同模所出呢？
首先，来看其形制和大小。
其实，这种同墓所出成套铜觚、爵或成对器物的尺寸基本相同的现象，在殷墟铜器墓中非常普遍。如郭家庄M160所出的1对方，口边长和通柱高的差别仅有1毫米；10件方觚的口边长基本为15.5厘米，高约30厘米，上下相差3毫米左右；10件角的两翼距基本为16.8厘米，上下相差不超过1毫米。由此看来，同墓所出成对或成套的器物的尺寸基本相同。
其次，再来比较一下它们的花纹结构和局部特征。
M303所出6件铜觚，粗看其花纹结构、布局方式都一样，自上而下可分三组：上为蕉叶纹和共目怪异兽面纹，中为对称倒夔解体兽面纹，下为共目怪异兽面纹和解体兽面纹；但细看却发现这6件觚的花纹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主要是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各器之间均不相同，表现出明显的随意性（图九）。
M303所出10件铜爵，腹部花纹结构和布局方式基本相同，均为对称解体倒夔组成的兽面纹；与铜觚一样，差别仅在作为地纹的云雷纹稍有不同（图一○）。
除M303外，郭家庄M160所出10件方觚和10件角的花纹结构和布局方式也都完全相同，所不同的仅在于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由此可以看出，成套的铜礼容器花纹布局和结构或基本相同，仅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成组成套的铜器不排除用同模翻制多范的可能，不但器形由同模所出，而且花纹的大致结构和布局轮廓都由同模翻制，但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和部分局部花纹可能因翻制不清而重新刻划，因而造成局部的花纹差异。
（二） 关于同一器物的多组形制相同的花纹是否为同模所出的问题
比如方形器。如果是正方体，是否只雕刻一面模型，其他三面均由该模翻制而成？如果是长方体，是否仅雕刻长、短各一面模型，然后分别由此翻制另外两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安阳工作队曾在苗圃北地发现一组方彝的外范。虽有部分缺失，尚可大致复原，整套陶范共有四面八扇，每两扇之间都有榫眼相套合22。经仔细观察可知，两长边的器腹花纹结构和布局相似，两短边的花纹结构和布局大致相同，但花纹的细部特征还都存在不少的差别（图一一）。
下面我们来看看圆形器。圆形铜器大致有两种，一种为正圆体，一种为扁圆体。如果是正圆体，腹部花纹通常由两组、三组、四组或六组组成，是否存在只雕刻一组花纹，然后由此翻制其他各组花纹的现象？如果是椭圆体，腹部往往是由两组花纹组成，是否存在只雕刻一组，然后由此翻制另一组的可能？
早年安阳工作队在苗圃北地的一座墓葬（PNM52）中，清理出两扇完整的圆鼎外范，腹饰一周由涡纹和四瓣花相间的纹饰带，其余均为素面。经观察，我们发现此圆鼎腹部的圆涡纹等距分布，且外缘直径基本相同，这些花纹的布局结构应是在制模时经过精心规划的，但是纹饰的线条宽窄差别明显，应是在精心规划好的模上统一雕刻后再翻制的外范，而不是在模上仅刻一组花纹并由此翻制其他花纹。
殷墟出土的其他圆形器（如圆、圆尊、簋等）和扁圆形器（如扁壶和扁卣）的腹部花纹，虽各花纹组之间的布局结构存在较多的相似性，但细部特征差别还是较明显的。应该都与苗圃北地M52所出圆鼎的陶范一样，不存在由一组花纹组翻制其他花纹组的情况。
（三） 关于同铭文组的器物铭文是否为同模所出的问题
殷墟出土的同铭文组的铜器群资料不少，如小屯M5“妇好”铜器群、郭家庄M160“亚址”铜器群、花东M54“亚长”铜器群、大司空M303“马危”铜器群等，都是很好的比对资料。这里我们以大司空M303和郭家庄M160所出成套的铜铭觚和爵（角）为例。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成组或成套的铜器形制和大小基本相同，即使大小略有差异，也大致在1～3毫米的范围之内；花纹的结构和布局方式也大致相同。我们因此判断，成组或成套的铜器很可能使用同一模具翻制外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成组或成套铜器在形制、大小和花纹结构、布局方式上存在如此高度一致性。就此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试验，在使用同模翻制外范的过程中，发现模上的细部花纹无法清晰地翻制出来，尤其是作为地纹的云雷纹和主体花纹上的细线阴刻纹，需要重新补刻，这也与殷墟铸铜遗址中发现的陶模和外范完全相同。而铭文则是一模一铭，无一模多铭的情况。
四、 余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晚商时期的工匠们已经认识到“一模多器”能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也已熟练掌握了使用一件陶模或用“现成的铜器”翻制多件器物或铜器附属构件的技术，如成套觚或爵的制作很可能使用一模翻制多件外范，再重新雕琢细部花纹尤其作为地纹的云雷纹。但这种一模多器的技术尚没有运用于同一件器物的不同花纹组，也不用这种技术来制作铭文。
殷墟已进行过较大规模发掘的铸铜遗址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范多模少，“在能识别的范、模中，外范约占70%，其它内范、填范及模总共才占30%”。由此看来，铸铜遗址中发现模的比例远不到30%。陶模发现较少的原因很复杂，固然不排除陶模翻制外范后被刮削一层作为内芯使用的可能，但陶模制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制作一件内芯，当时的工匠应该不会为了得到一件内芯而去毁掉一件陶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一模多器”造成了铸铜遗址的发掘中“范多模少”的结果。
关于成组或成套铜器的铭文，存在一些疑问。如果是阳文，则是由工匠直接在内芯上随手刻上的阴文，铸出后成为阳文；而阴文铭文，则是由工匠先刻出阴文的铭文模，再翻制成阳文的铭文芯，将此阳文的铭文芯嵌在器体内芯上，铸出后成为阴文铭。但在翻制阳文的铭文芯时，工匠完全可以一次多翻几个相同的铭文芯。这样既省时又高效，而且可铸出铭文完全相同的成套觚、爵。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应不是技术的问题，可能与工匠们的观念有关。当时的工匠们虽然能熟练雕刻花纹，但他们不一定都能熟练地刻写文字。文字的刻写和识读很可能是有一定限制的，可能只有当时的贞人群体才能拥有这样的特权，不排除每件器物的铭文都要由享有特权的贞人来刻写的可能。
由于殷墟的铸铜遗址多数并没有被系统发掘，相关的实物资料仍显不足，关于晚商时期“一模多器”铸造技术的应用情况还期待更多新的资料。本文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以期引其学术界的关注。
注释：
①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二）》，第358～374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⑤、⑥、⑦ 岳占伟、荆志淳、刘煜、James B. Stoltman， Jonathan Mark Kenoyer：《殷墟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的几个相关问题》，《故宫文物月刊》（台湾）第355期，2012年。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区考古发掘队）编著：《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⑨ 魏树勋：《安阳出土的人头范》，《考古》1959年第5期。
⑩、21 陈志达：《殷墟陶范及其相关的问题》，《考古》1986年第3期。
11 梁思永：《殷墟发掘展览目录》，《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57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8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图版405、406，文物出版社，1987年。
24 以前发表的报告中，均认为M30396无铭文，经仔细辨认发现还是有铭文，仅显出“马”字的一部分眼睛，为阴文，其余均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