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陈公柔； 知识体系； 精神
一
李峰教授是张长寿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学兄。他于1983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一定受过陈公柔先生的教诲。他将英文专著献给陈先生，让更多的海内外学者看到了陈先生的名字。
1993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张长寿先生学习商周考古。陈公柔先生是博士生指导小组的成员，我由此初识了陈先生。
刚到北京不久，张先生就专门引我去见陈先生。那时陈先生大约还常到考古所，办公室里放满了书籍。第一印象就是陈先生非常和善，不时呵呵地说笑。我本来有些莫名不安的心，顿时便放了下来。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料到日后会有缘与陈先生交往。
二
入学后，因在校时间多而到考古所的时间少，很长时间我都未再见过陈先生。1995年，张长寿先生为我安排先秦文献学的课程，并请陈先生教授，每周一次。和我一起听这门课的还有安志敏先生的94级博士生巫新华。当时我得知，由陈先生亲授这门课，机会实属难得。那时陈先生已不再到考古所，我们便骑自行车到陈先生家里上课。陈先生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院里。后来我才知，夏鼐、钱钟书、贺麟、金岳霖等社科院的许多学术大师都曾住干面胡同的专家楼，对那条胡同也变得景仰起来。在社科院的宿舍院内，陈先生住在普通宿舍的一楼，一个小门厅通向两个小房间。
第一节课，陈先生便开宗明义说明这门课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授《尚书》《三礼》《三传》《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先秦诸子，以及各种类书和丛书，强调这不同于一般的目录学和史学，而是从考古工作的需要出发，学习利用考古研究所需的资料。为此，便要知道读何书，然后知作者、知版本、知何种注最好。知书目则可知领域的大小、引用的范围。陈先生引用张之洞的话，“书目藏之心中，学问自然增长”。明白了书的结构，以及一个体系由哪些部分构成、用了哪些史料，我们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和自己的材料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在接下来长达一学期的时间中，陈先生依次讲每部书，重点是各书的内容和版本源流等。如《尚书》重点讲书序、今古文问题与伪孔传作者；《诗》讲齐、鲁、韩三家诗与大小毛公，以及各诗异同；《三礼》讲授受源流、篇次内容和成书年代；《易》讲经、传的时代，作者与师承，新出土材料；《春秋三传》讲公羊、谷梁传与公羊学派，春秋左氏传与左传作者，未修春秋与春秋经；《逸周书》与《世本》讲版本；《史记》讲结构、材料来源、“书法”、司马迁与《史记》、三家注等；辑佚讲七录、七略和别录；一直讲到最晚近的丛书和类书。陈先生早把书目深藏于心，将各书的内容、版本源流、学术价值等娓娓道来。
讲授时陈先生并不局限于一书，而是将各种书相联系，细说、比较各书的特点和价值。比如《左传》与《国语》的异同：《左传》记周事略而记鲁事详，《周语》所存春秋的周事尚详，《鲁语》所记则多为琐事；《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而《齐语》却专记此事；《郑语》皆记春秋前事，《左传》亦详；《晋语》同于《左传》最多；《楚语》同《左传》者少，记内政详而记外交略；《吴语》记夫差伐越，《左传》却略；《越语》专记越灭吴之经过，《左传》却全无。再比如同一人或同一事，不同的书中记载又不一样：《汉书》卷34的韩信传如何全袭《史记》之文而删去蒯通一段，《日知录》因此说韩信传“零落不堪读”。
陈先生强调学习先秦文献还要充分利用古代的研究成果，如《汉书・艺文志》就将东汉时的书籍全部作了目录，并加以分类，辨别学术流派。除所讲的书外，陈先生还详细介绍从古至今的相关考订、研究，评述其价值。比如讲三礼时专门介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出其价值在于认为六经并非全部被秦焚毁，而是在民间、特别是博士中有传本，若如此，便可解决许多古今文的问题；又介绍钱玄同在重印该书时如何加序说明该书的价值和过急之处等。陈先生每讲一部书便开列多本参考书。如讲《考工记》，即开列了从清代的《考工记创物小记》、《考工记图》到近代的《考工记辨正》等数部参考书。
陈先生特别重视古文字，认为读《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需通古文字之学。一旦讲到某字，陈先生便随时引证金文或简牍文字。对于各书中文字的异同等非常细节的内容，陈先生皆随口举例。如《诗经》因始于口口相传，人各用乡音，故四家之诗有同音而异字，或同字而异音者。陈先生细举“君子好逑”中的“逑”字分别在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中写作什么，“燕燕于飞”中的“燕燕”又如何引用假字。讲《易》，便举例商和西周的八卦，战国以后又如何表示等。再比如某个字或某句话，《熹平石经》中是怎样的，《史记》又如何写。这些具体材料，陈先生均信手拈来。 陈先生讲先秦文献，也非常重视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讲《诗》时便专门讲阜阳汝阴侯墓中出土的100多支竹简，其中的《诗经》篇次和假借字如何与毛诗不同，并由此认为这批景帝时埋藏的文帝时的竹简时代早于四家诗。讲三礼的篇次、内容时，便分析1959年武威磨咀子6号墓出土的仪礼篇。讲《易》，则专门讲含山凌家滩玉器、殷墟四盘磨卜辞、苗圃刻数石器、张家坡卜骨、阜阳竹简、临汝卦画、马王堆帛书等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
陈先生讲课时也常即兴插入有趣的话题，并引出种种典故。比如一次不知因何提到“海晏河清”一词，便说到“海清”和“海青追天鹅”，最后饶有兴味地说起了《满州源流考》中所记述的清入关以前满族的各种风俗。
陈先生讲授的语言平实，内容却广博深奥。整整一下午的课从头讲到尾，仿佛问题总也谈不尽。有一次讲类书，陈先生说综合性的专书一出，一些更零散的史料也就日渐湮没了。我想，在陈先生这一辈学问家之后，恐怕很多文献学、版本学的知识同样也会渐渐湮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知识结构会随着时代风貌和精神风俗的变迁而改变，但一代学人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精神是永存的。
陈先生上课不看任何讲稿，但为了让我们听懂，却把新课的内容都工整地写在册页上，让我们带回预习。我每次都把内容一字不漏地抄写下来，上课再听一遍，然后再带回新的预习内容。尽管如此，因为我文献学的知识不多，每次课我都集中精神，但仍跟不上陈先生的思路，感觉陈先生讲述的与自己已有的知识存在距离，想要将课程内容真正“内化”成自己的知识有一定难度。好在陈先生极为和善，上课既不提问、也不讨论，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那时我已开始写作关于南方青铜器的博士论文，有时也就遇到的问题相请教，如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细部变化等，大约我的问题不得要领，陈先生只笼统回答研究兽面纹要综合考察。
多年以后，我曾向张长寿先生说起当年听陈先生课时的隔膜感，张先生只哈哈一笑，说那是因为你不明白陈先生所讲的问题从何而来。但先秦文献学这门课结束时，陈先生却给了我95分的高分。陈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宽容，以鼓励和引导为主。对我毕业时提交的学位论文和最后的答辩，陈先生未提任何尖锐问题，而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先生不仅肯定了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等具有开拓性，研究使得南方青铜器“在年代序列和文化属相上皆能纲举目张”，还特别指出论文虽然将南方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作了大量比较，“但尽力规避传统以中原为中心的观点，而力求奔向‘不能一切以中原青铜器为标准’的研究目标”。对于后一点，当时我只是在张长寿先生的开导下而提出，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了一点粗浅认识，尚谈不上深入思考。陈先生特地指出这一点，或许其中自有陈先生的认识。只可惜那时尚未体会出陈先生此语的深意，不然定会当面请教。毕业近20年来，如何理解和认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已逐渐成为我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今天反观过去，也就更能体会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的含意。在求知的过程中，很多事情就那么发生、开始了，但对其意义往往要相隔一定时间，通过反思才能真正领悟。求知如此，人生亦然。
三
课程结束后，我和陈先生更加熟识了。加之陈先生也是我的指导老师和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故常到陈先生家。临近毕业，论文的写作、毕业后的去向等，骤然间多出很多事。到陈先生那里，我总是把种种想法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出了陈先生的家门，心便也平复了。
工作后，我住在王府井大街27号考古研究所的院内，离干面胡同很近。那时差不多每到周末就去看望陈先生。去前也不用先联系，陈先生独居，从没遇上他有事。带上些老北京的甜点或一盆小草花，陈先生都十分高兴。偶尔也从考古所的图书室捎回他想借阅的书。
一般总是我先说工作上的事，或是送上新发表的习作，然后就听陈先生谈天说地。陈先生的话题十分广泛，从古到今。比如清宫里的典章制度及种种细节，他曾经接触过的学人掌故，马王堆的考古发掘，等等。有一次，陈先生忽然问我对“后现代”的看法。我没想到陈先生饱读古书，对这样的时髦术语也感兴趣，便尽自己所知谈了几点看法。陈先生的议论颇耐人寻味，说我们才在“现代化”阶段，不能不弄明白就搬弄名词，跟着潮流跑。谈天中有时也免不了聊周围的事，事无论大小，陈先生都很清楚。我常吃惊于他不出门如何便知“天下事”。对寻常事，陈先生总是随意用浅显的话说出一番“道理”，细细品味，方能悟出其中的见解。陈先生看事敏锐、深刻，对事却豁达、开放。事事清楚，却与世无争。通常话题会转移到各种典故上，于是便主要听陈先生讲古书中所记的某人或某件趣事，或引出某句诗文，再加以品评。比如大约是由晚清俞樾的《春在堂全集》，陈先生便讲起了“春在堂”的来历和“淡烟疏雨落花天”、“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的诗句。讲到高兴处，陈先生爱从木椅上直起身，双手握住扶手来回滑动，开怀大笑。这大约是我见过的一个人最为舒心、畅快的模样了。
陈先生也常说起他当时正在看的书，那大多是我不知晓的野史或者古人笔记之类。那些书就放在茶几上，好像刚刚从手中放下，又随时会被拾起。陈先生博览群书，但屋中存放的书却不多，收拾得干净整齐。我总想，这样从容地读书，需要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我曾说一个人得用多少时间方能将先秦文献或二十四史通读一遍，陈先生却说这些文献看似多，其实也就那些，看完就没有了。我疑心凡世上可见的古书，大约没有陈先生未读过的。陈先生又引《逍遥游》的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来宽慰我。对于看过的书，陈先生自己却是在反复地读。1998年陈先生到美国探亲，就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阅《尚书》。由借阅记录可知，那书是该图书馆几十年来第一次有读者。有意思的是，小说不在陈先生的阅读范围之内。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陈先生谈及他刚看完贾平凹的《废都》，那只是因为想了解当时社会上流行书的内容。但陈先生对“小说”仍有些“不屑一顾”，似乎在内心里仍秉承“大学”与“小说”之分。
陈先生异常健谈，有时时间太晚，我想告辞又不便打断他的谈兴。陈先生自己却说，你如果久坐又不好意思走，那就等待我说话的停顿，比如放唱片，来回地听而不想听了，就待翻放唱片时借机告辞。每次告辞，陈先生都要送至家门口，并向我鞠躬。以陈先生的辈分和年岁万不当如此，但陈先生从不因我年小而失了“躬送”的礼数。 陈先生很少出胡同，只有一次我陪他去看中国历史博物馆1997年组织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陈先生看得饶有兴趣，在一件浙江出土的龙泉窑瓷瓶前伫足良久，告诉我那叫“玉壶春瓶”后，便自己欣赏，神色怡然。
白天去看陈先生时常一同外出吃饭，但陈先生也不去远地，只去胡同里的一家小餐馆。餐馆里的人早都熟识了，对陈先生非常热情、尊重。陈先生只吃家常菜，不吃辛辣或怪异食物，最爱点滑溜里脊、糟溜鱼片和干炸茄合。一次到餐馆刚落座，便有熟人来问候。陈先生见我在介绍之后只作礼节性应答，微感奇怪，很快又释然，说你定不看京剧，所以不识，那人是梅葆玖，就住餐馆隔壁。果然不多时，梅先生又返回，送陈先生一部他签名的书。
陈先生显然喜欢京剧。看我新参加工作，便告诫我，走入社会就如同上了舞台。演员在舞台上要努力往台中央站，这样才能成主角，不然一生都只能打着小旗绕舞台跑。陈先生说我是由家门进校门、再入单位门的“三门干部”，所以常通过日常小事给我讲做人做事的道理。1999年年末我到哥本哈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临行前陈先生未言其他，只交待我定要租个体面的住所，如此才利于与朋友交往。又说曾有人讲一口极为流利的日语，殊不知都是社会下层的用语，那便是交往不当的结果。
2004年10月，张长寿先生告诉我陈先生摔伤了腿，住协和医院。当时正有一个由瑞典考古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访，考古所安排我陪同到外地参观。听说陈先生只伤了腿而无大碍，便想回京后即去看望。10月16日，代表团行至二里头遗址，时在二里头负责发掘的好友许宏来到旅行车上，突然告诉我他刚获知陈先生已因病去世。我惊疑不定，一时无语，很长时间都不确定心里究竟失去了什么。抬眼望车窗外正飘落着满天细雨，我的心情一如平原上那无尽的阴霾。
四
陈先生去世后，文物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陈先生的文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徐苹芳先生特地送给我一本，并说“你是学生，应当有这书”。这部文集收录了陈先生的20篇文章。据徐苹芳先生的序，这是陈先生的自选集，从收文到目次都为陈先生亲定。其内容有商周考古学研究、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秦汉简牍研究、书评和纪念文章。陈先生的学问深如大海，不是我所能评述的。但我想，知识结构无论怎样随时光流转而变化，一代学人和智者用自己心血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都将成为人类知识大厦上的砖石。这些砖石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是通往新的知识体系的门径，而在于其中蕴含的对真理和智慧不懈追求的精神，这才是后人站立其上的“巨人的肩膀”。我也深信，任何人的学识、成就，连同他的品格，最终都将交付历史，一切自有后人评说。
光阴似箭，陈先生辞世转眼已10年。回想往事，与陈先生交往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目前。我和陈先生相处的时间算不上多，但感觉远比这10年长久。时间并非只让人淡忘，有时反而会让一些东西刻骨铭心。人去物非，如今的干面胡同口建起了地铁站和高楼，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10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但却再也没走进过那条胡同。
附记：谨以此文纪念陈公柔先生逝世10周年。文中陈先生讲述的内容若有差错，皆因笔者记录或记忆有误，责任全在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