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为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近东农业起源最新的考古学证据。在这里，我将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即近东农业社会的出现为何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纳吐夫文化也因此被当作是这一重要演化过程的开端，这一认知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当前，最新的考古学信息指向其他两个早期的栽培中心――墨西哥中部和中国长江中游，这两个地方后来均产生了复杂的文明，然而，从寻食到农业的生业模式转变来看，最能体现这一过程的考古学文化记录的确是在近东。这一现象同时告诫我们，切勿认为三个地方的文化进化途径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史前环境、经济社会活动，还是文化思想等方面，它们都各具特色。
与文化演变的其他重要开端一样，不论是柴尔德（V. C. Child）定义的“新石器革命”，还是布莱德伍德（R. Braidwood）定义的“初期种植和驯化（incipient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其重大影响力只能根据其结果来评估。在本文开头，我打算简要描述一下距今约14，500年前近东的晚期狩猎采集者们所创造的文化及其发展序列。这些寻食者们既有大规模半定居群体，也有小规模流动性群体，黎凡特地区纳吐夫文化定居村落的建立则标志着与昔日生活方式有组织的分离。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考古学上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栽培种植人群为特征。这一变化，只有将其置于这一时期黎凡特整个地区史前植被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被理解。
因此，我在这里首先简单描述一下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黎凡特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这一时期，近东的景观地貌并不像今天这样干燥贫瘠，通过对孢粉学、史前植物学和地貌学的数据分析，我们得以重建一个以栎属树为主导的稀树高原和林地的植被带空间分布状况，其具有的最高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可利用的食物资源。这一植被带以及几处绿洲大部分覆盖了地中海沿岸及多山地带。近来发表的旧石器晚期纳吐夫文化和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以及对古代自然资源环境的重建，虽然允许我们回答新石器革命于何时、何地发生的问题，但要为证明它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一份明确的证据，却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近来的考古学工作已经证明，在近东的广大区域之内，黎凡特地区具有显著的重要性。今日，它已是近东地区研究最多的部分。而接下来我要描绘的一系列图景可能有失偏颇，这是由于其他地区的发掘数量有限，如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或者土耳其东南部，尽管如此，没有一个黎凡特以外的田野工作曾经揭露过任何与纳吐夫文化相似的史前群体。阅读接下来的文章便会清楚，这样的群体是通过其考古学文化的综合情况来判定的，包括房址、墓葬、石器、骨器工业、装饰艺术品以及近东寻食者社会中的早期定居村落。
地区、资源和潜在的觅食模式
今天，这里盛行两股季风，其中之一从地中海带来湿气，运送至南部黎凡特地区;第二股季风从北欧而来，至黎凡特北部，使得南部地区干燥。对约旦河谷更新世后期利桑湖（Lake Lisan）湖床的化学成分研究，以及内盖夫地区（Negev）全新世早期C
3、C4植被分布的研究表明，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该地区的年降水地理分布情况与现今是相似的。降水量的十年以及世纪波动（而不是气温变化）导致了植被带的扩张和收缩，这在孢粉序列中也有反映。
黎凡特地区的花粉资源是季节性的，大部分种子在4月至6月，水果在9月至11月最为丰富，块茎比较稀少。在三大植被带中，以地中海沿岸资源最为富饶，有着300多种可食性水果、种子、叶子和块茎作物。生物多样性从地中海沿岸核心区域向内陆逐步衰减。密集的栎属森林植被，虽然年降水量超过800毫米，但比起开放的稀树高原，其能维持的生物多样性较低。因此，地中海沿岸植被的镶嵌组合，以伊朗―图兰的灌木林地为边界，其承载力是最佳的。就是沿着这条地带，史前主要的种植团体开始出现。
人们捕杀的猎物有山瞪羚（Gazella gazella），一种较为安定的羚羊，它的活动区只有25平方公里左右，另一种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活动区较大，是西奈―阿拉伯沙漠的主导物种。其他哺乳动物还包括野牛（Bos primigenius）、达摩鹿（Dama mesopotmaica）、狍（Capreolus capreolus）、野猪（Sus scrofa）。一种数量较少的野山羊（Cabra aegagrus）占据了稀树高原带，巨角塔尔羊（Cabra ibex）则生活在陡峭、干燥的悬崖峭壁地带。因此对更新世晚期的狩猎采集者们来说，结合了定居和逻辑性迁移的最佳寻食模式，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地形使得社会单元（social unit）和狩猎群体（task force）东西横向有计划的迁移变得简单，这种路线利用了南北走向的山脉和植被带。对一群生活在地中海沿岸植被带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最佳生活区域约在300～500平方公里左右。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草原或沙漠区域的寻食者必须掌握500～2000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年度波动的缓冲带。
在这种系统中，年均降水量的减少和降水量的地区性波动会减少野生水果、种子和猎物的获取，从而主要对大草原和沙漠带的人群施加压力。相比之下，地中海沿岸带的资源获取量会更加平稳，黎凡特寻食者会有更多方法来应对短期或长期压力。例如人口向地中海核心区域聚集;在相同区域内进行能影响到核心地区的社会和技术经济重组;沿着沿岸带南向或者北向邻近地区的移民;或者使用武力征服其他地区的居民，特别是不属于同一联盟的人群，这些策略中的每一个或几个的结合都可能会导致人口组成新的空间联盟，体现了人群自我调整的意识。 史前气候记录
史前气候的信息来源于冰芯、深海岩芯中的氧同位素记录以及基于湖泊孢粉芯的陆地植被重建。这些数据再补充以地貌学序列、动物群谱系波动的生物地理解释、不完全的考古生物记录和考古遗址中的孢粉记录，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2. 整个地区的降水从距今16，500年开始缓慢增加，距今15/14，500年增速加快，并于距今13，500年左右在南黎凡特达到最高值。
3. 在新仙女木期，距今约12，800～11，700/500年，降水减少。
4. 距今约11，500/300年，又恢复到多雨的状况，这表明了早全新世的北黎凡特和安纳托利亚是非常潮湿的，但仍没有达到中部和南部黎凡特地区之前曾达到的高峰。
5. 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直至全新世中期，海平面的逐渐上升使黎凡特地区平坦的沿岸沙地减少，减少的面积约宽5～12公里，长500公里。由于地中海沿岸带水生资源的稀少，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影响了寻食区域的大小，并且采集来的海贝经常被用作装饰。
从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到定居的寻食者
距今15，000/14，500年后气候条件的好转似乎使得人们在草原和沙漠带较为安定地居住成为可能。因此一些人群迁移至先前的无人居住地――从地中海沿岸草原至西奈―阿拉伯沙漠地带。另外一些人群则来自于尼罗河谷，创造出一幅有趣的社会镶嵌现象。
纳吐夫文化的出现
纳吐夫文化遗存的主要吸引力在于每个遗址都能揭露大量丰富的信息。除此之外，不止一个遗址在大小、居住结构、墓葬和艺术品上与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相似。另外，石器、精致的骨器工业、碾磨工具、大量海贝和动物骨骼为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提供了必要信息。以上这些方面为我们解释纳吐夫文化社会经济系统提供了基础。
遗址大小和聚落模式
纳吐夫营地均坐落在以栎属树和阿月浑子为主导树种的林地植被带中（图二），这片开放森林下生长着高频率的谷物野草。而黎巴嫩山脉及边境山脉的高山地带、内盖夫和西奈山的草原带以及西奈―阿拉伯山脉的东边则只居住着小规模的纳吐夫人群，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资源承载力较低，并且还有同时利用这片广大地区的寻食者们的存在。一般来讲，纳吐夫遗址可根据大小分成3种类型：小型，15～100平方米;中型，400～500平方米;以及大型，超过1000平方米。只有到了纳吐夫晚期，才有一些较大的遗址出现在草原带。即使如此，这些较大的遗址里没有一个能超过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型村落的大小。
纳吐夫营地以半地穴房屋为特征，它的基础由石头砌成，上部结构可能是由树枝和木头搭成，尚未发现使用泥砖和木骨泥墙的证据。发现于恩・马拉哈（图三）、Wadi Hamm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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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哈约尼姆洞穴和台地的房址则为我们提供了纳吐夫文化房屋的较好例子。每个营地都有着房屋重建的迹象，表明了纳吐夫人对聚落的短暂性遗弃。
晚期纳吐夫遗址的信息较为不完整。在纳哈尔・奥伦台地发现了加长、封闭的石墙。该遗址的早期地层中，还发现墓区中央有一系列柱洞围绕着一个巨大火塘的特殊现象。在Rosh Zin遗址中发现了圆形结构的建筑，其中一个房间使用厚石片铺地，并有1米多高的巨石立于边缘。这可能是个家庭建筑，也可能具有某些特殊的宗教用途。在黎巴嫩贝卡峡谷（Bekaa）的Jebel Saaide遗址，发现了倒塌围墙的遗存，但大部分损毁都是现代人修筑梯田造成的。
与预计的相反，纳吐夫遗址很少发现储藏设施。仅有一些个别的例子，如在哈约尼姆台地发现铺设过的仓，在恩・马拉哈发现一些涂抹石灰的洞，这些可能被用来当做地下储存设施。篮子在当时很有可能被用作地面储藏器具，间接的证据是来自于对特殊骨制工具的人类学研究，证明篮子曾被用于这种活动。
墓葬
这些墓葬显示出了葬制的多样性。早期的墓葬葬式有仰身、半屈肢和屈肢葬，头向大部分朝东，每个墓的人数一至多个不等（图五）。早期的纳吐夫人流行合葬，晚期则出现一些移动头盖骨的现象，如在哈约尼姆洞穴、纳哈尔・奥伦和恩・马拉哈的发现，它们预示了一种新石器时代出现的行为。二次葬或者孤立或者与原始葬混在一起，与早期相比，这种现象到晚期更为常见，被认为是人群流动性增强的证据。居址中分散的人骨则表明纳吐夫人扰动了自己祖先的墓葬。儿童在死亡人数中占三分之一，表明5～7岁的孩子在当时具有高死亡率。以上这些信息被解释成定居人群生存压力上升的证据。
一种特殊的墓葬行为是人与狗的合葬，在两个墓葬中发现这种现象，其中一个在恩・马拉哈遗址，另一个在哈约尼姆台地。这被解释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对自然界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已能够了解人类自身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区别。
纳吐夫人习惯将墓葬设置在自己的居落中，再用其他灰坑和附近区域的堆积物将其填满，因此只有附着在骨骼上的物件才能确切地被当做墓葬本身的物品。随葬品种类包括头饰、项链、手镯、腰带、耳环和垂饰等，由海贝、牙齿和珠子做成。还发现有一些特殊的物件，如骨匕（哈约尼姆洞穴）、羚羊形象的骨制小雕像（纳哈尔・奥伦）以及一个由石灰岩做成的人头模型（El-Wad）――发掘者认为其与被埋葬个体有关。应该强调的是，墓葬装饰是早期纳吐夫独有的特点，因此，认为葬俗之间的区别反映了社会等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石制品
石制工具生产是最能保存人类遗存的活动。对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的研究表明，几乎不可能将石器打制技术和人工制品形态的变化与环境变化联系起来。因此在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的近东，对石制品的敲击技术、剥片方法、修整方式等特点的鉴别可以用来辨认不同的人群。对纳吐夫文化的分段分期也是基于微雕技术，一种特殊剥片方法的缺失与否、新月形石器（lunate）的大小和修整类型（有背或阿勒旺形）等因素。这种新月形石器平均长度的变化，曾被用作测年断代的标准，但后来逐渐把它归因于各遗址的区域生态位置不同而导致的结果。
纳吐夫石制品以密集性地使用石核和生产小而短的宽石叶、石片为特征。在修整过的碎片中，末端刮削器和雕刻器的比率波动相当大。有背石片（backed blade）进一步修整为有背石叶（backed bladelet），这便是细石器。细石器和几何形石器在每个遗址的石器总数量中都能达到40%甚至更多。在纳吐夫早期，几何形石器包括阿勒旺形（Helwan，双面修整）和有背的新月形、矩形和三角形石器，但在纳吐夫晚期，有背新月形石器则占主导。
在纳吐夫文化中首次发现的特殊工具是手镐（pick）和镰刀。前者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斧耕团体出现的前兆，长约8～10cm，有两面或者三面;后者，即所谓的镰刀石片或者是表面光滑的碎石片，在纳吐夫起源地的遗址中有大量发现（图六）。这些石片的正反两面均有相当大的区域是光滑的，而通过实验和显微镜研究表明，它们是用来收获谷物的。这些石片通常嵌在骨头上，或者更经常是木柄，极有可能作为人类早期实验性地进行谷物栽培活动的工具。镰刀取代敲击物和篮子成为收获食物的工具，可以在有限的区域内取得最大量的收获。因此，鉴于周围自然环境中可利用的资源有限，纳吐夫人为了满足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最大量食物的需求，可能使用了镰刀。
石制研磨工具
这样的工具，包括基岩石臼、便携式石臼、各种形态的碗、杯状托、研杵和碾槌等，在营地遗址中有大量发现，但不如在短期营地遗址中发现得多。巨石臼，有时也被称为石管，重约100～150千克，深约70～80厘米。当它们的底部破碎时，便被放置在墓葬中。一项科技考古研究表明，在卡梅尔山遗址发现的一些玄武岩物件是从约100公里远的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搬运过来的。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研磨器皿是用来加工食物的，同时也用来压碎石灰岩或红赭石。 700/500年，有一些人群分布在地理边缘地带。如苏塔尼亚文化，分布于约旦河谷及其两侧邻近的多山地带，相较起分布更北的那些文化，人们对它有着更多的认识。其主要遗址有耶利哥（Jericho）、吉甲（Gilgal）、Netiv Hagdud、盖谢尔（Gesher）、德拉（Dra），还有一些遗址分布在多山地带，如Hatoula、Iraq ed-Dubb和纳哈尔・奥伦。在黎凡特北部，一些内容相似的遗存则代表了其他文化的人群，主要遗址有穆赖拜特丘、热夫・阿玛（Jerf el Ahmar，叙利亚）、开尔美兹得雷（Qermez Dereh，伊拉克）和恰约尼（Cayonu，土耳其）的早期地层。下面的概述主要是基于苏塔尼亚遗址（Sultania），并伴有一些来自近东其他地区聚落的额外信息。
遗址大小、遗址内部多样性和聚落形态
新石器时代最大的遗址，如穆赖拜特、耶利哥、Netiv Hagdud、吉甲和德拉，至少是最大的纳吐夫遗址的三至八倍。遗址内部的多样性表明大型村落和小型村庄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举个例子， Netiv Hagdud遗址的房址较大且呈椭圆形，每个家庭居址可能有两个房间，房址之间还有进行家庭活动的开放性区域，相似的情况在耶利哥和穆赖拜特遗址也有发现。而纳哈尔・奥伦遗址，则代表了一个小型的居落，其中圆形房屋都聚集在一起，像一个家族的房屋集合。
苏塔尼亚和其他PPNA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的，以石头为地基，上层结构使用了未烘烤的泥砖，其横截面为平凹式（图一二）。泥砖和大量有机物的使用导致新石器时代的土丘堆积异常迅速地积累起来，因此，与纳吐夫时期的遗址相比，新石器时代的堆积每体积单位的人工制品含量较少。
家用壁炉很小，呈椭圆形，炉底铺有鹅卵石。使用加热过的石头来煮东西导致了大量龟裂石头的发现，这种现象在纳吐夫遗址中是不常见的。窖藏，既有小型石砌的仓，也有大型砖砌建筑，在每个遗址均有发现。
作为公共建筑的最佳范例是耶利哥的墙和塔。凯尼恩曾解释说，这是用来抵抗侵略的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但她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塔是防御系统的一部分，那它应该建在城墙的外面，以便士兵们从侧面攻击攀爬的敌人。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些主要建在城西面的城墙是为了保护村落不被泥石流和洪水所侵袭（图一二）。另外，对整个遗址地形横断面的分析显示，这里可能只有一个塔，虽然功能未知，但其顶部可能放置了一个由泥砖砌成的小型神龛。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塔北部的开放地区是否用作公共祭祀的用途，但它与恰约尼遗址（土耳其）用作公众集会的“plaza”十分相似。
苏塔尼亚工具组合
苏塔尼亚文化的石器工业继承了希阿姆文化的传统。石叶主要被做成镰刀和其他切割工具。投掷器是稍作改动的希阿姆尖状器，穿孔器也很常见。而采用横向打击法制成的带有工作边的轴锛和磨光石斧在当时则是首次发现。
该文化从纳吐夫文化转变而来的一项明显证据是大量研磨工具的使用，包括带杯洞的厚石片、小石子和圆形浅底研磨碗等，只有很少的石臼和深底碗延续了传统重型厨房用具的风格（图一一）。
葬制和艺术品
苏塔尼亚文化的墓葬大多为单人葬，没有随葬品。头骨移动这一纳吐夫文化晚期的传统只体现在成人上;小孩墓的骨骼则完整无缺。被移动的头颅有时发现于家庭居址或特殊用途的建筑里。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人们在公共祭祀中建造起头骨的储藏窖，旨在与村庄的居民协商沟通，宣扬平等的价值观。不同年龄段的差别可能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人们对待死者态度的转变，也可能是尊重祖先的证据。总而言之，似乎人们把长期有效的社会价值都归功于成年人，因此保存了他们的头骨而不是小孩的。
社会上的其他转变还体现在人体雕像的塑造上，无论是用石灰岩或是用黏土做成的，均有着固定的性别（图一三）。其中一些表现了跪着的女性，另外一些表现了“坐着的女人”。对此普遍的解释是，对女性的详细表现，预示着女性开始在栽培种植社会里成为了主要角色，这在纳吐夫文化里并不明显。有人因此认为，这个重大的转变为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带来了“母神”的宗教崇拜。
生 业
使用浮选法对黎凡特狭长地带的遗址进行研究后发现，遗存里有着高频率的大麦、小麦、豆类和其他植物的炭化种子。不幸的是，针对人类用来获取食物的方法，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不论是在野外密集性地采集、栽培作物，还是收集动物的粪便当作肥料。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某些形态学特征出现的频率是否能当做驯化物种的标志，实际上，它们可能只是在野生谷物未成熟时收获并烘干的结果。这些文化的人群是栽培者还是采集者暂且不论，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形态地理分布的变化和遗址规模的扩大显然预示着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上已从纳吐夫文化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村落居民继续采集水果和种子，并进行捕猎活动。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人们捕捉瞪羚、马科动物和牛;而在约旦河谷，瞪羚、狐狸、少量鹿、野猪和野牛是主要捕猎物种。所有遗址的居民都使用陷阱捕捉大量的鸟类尤其是鸭子，同时也有蜥蜴和龟。以上文字所描绘的这一幅画实际上表现了与纳吐夫人相似的“广谱经济”的生存策略。
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黑曜岩主要发现于耶利哥遗址，少量发现于Netiv Hagdud、纳哈尔・奥伦和Hatoula等遗址，吉甲和盖谢尔遗址则没有发现，这表现出了当时远途贸易的场景。另外当时还从地中海沿岸和红海运来海贝，后者数量较少。其中，在贸易物品风格的选择上有个明显转变，表现在栉贝（Glycymeris）和子安贝（cowries）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从发掘的遗存堆积中筛选出来的角贝（Dentalium shells）仍旧很常见，这与在纳吐夫遗址的发现是一样的。 讨 论
相信大部分读者对近东农业起源的几种假说理论已经很熟悉了，下面是一个简要的总结。第一种假说是由美国地理学家拉斐儿・彭北莱（Raphael Pumpelly）提出的，他认为全新世的温暖气候迫使人们在即将干涸的湖泊附近定居，这个想法促使他开始了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安努遗址的发掘。柴尔德也提出了今日我们称之为“绿洲假说“的相同的观点，他断言全新世间冰期的温暖气候导致河谷附近人类和动物密度的增大，从而推动了一种基于动物驯化和植物栽培的新型生存策略。布莱德伍德和他的同事们将注意力从河谷地带转移到了“山麓地带”――今天野生谷物和豆类生长的核心地带，并发掘了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遗址。布莱德伍德提出，在进化的文化背景下，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定居的村庄生活及随后的动植物驯化，但他的模型里忽略了气候因素，这是由于怀特（H. E. Wright）――一个孢粉学家及湖泊学家所作的田野观察所导致的。近来怀特承认这些观察是错误的，并同意气候波动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当时布莱德伍德只愿意承认，气候波动只起到很小的一部分作用，并提出，食物生产之所以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生是因为“文化没有准备好”。
在宾福德（Binford）、弗兰纳瑞（Flannery）、科恩（Cohen）、史密斯（Smith）与扬（Young）、哈桑（Hassan）等人的论著里，更新世末期的人口增长及生活在边缘地域的人群对待气候波动的反应是首要动因。其中，人口压力的观点来源于柴尔德的著作――通过一个文化生态模型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而支持人口密度的相对增长具有重要性的证据来自于19世纪50至 60年代在近东的新调查发掘活动。
本文以及其它许多文章使用的解释性模型均遵循弗兰纳瑞提出的“历史叙事解读”，不仅考虑到黎凡特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将寻食者们的考古学历史、重建后的社会结构以及生存策略与环境变化结合起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以上这些给定的条件下，栽培成为半定居或定居的狩猎―采集者们的最佳生存策略。探讨该地区旧石器晚期区域性的环境条件时，必须考虑到各种资源的可利用性、可预计性、可接触性，包括大量可食性一年生种子如谷物、豆类（r型资源）和水果等多年生植物，以及以中等体积大小为主的有蹄哺乳动物和鹿科动物，捕捉它们不需要掌控太大的地区。多样化资源在一定空间内密集性的分布使得小块区域内能够容纳生物学标准上允许的一定数量人口的生存。
目前有观点认为，气候波动是引发文化变迁的一个机制，这主要是基于人们对“环境影响力能从文化过滤器中筛选出来”的逐步认识。而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过滤器，正如他们拥有自己的血缘系统、宇宙观以及应对当地景观特有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适应能力。文化过滤器建立于特定人群的历史中。因此，不同人群面对环境危机时可能有着不同的反应，我们没有必要用单一模型来解释农业的起源。
自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约距今16，500年）以来，人类占据了近东地区的每一个生态自然带，其中黎凡特是最适宜生存的地带。沙漠绿洲持续地安置着一些狩猎―采集者团体，但这些人群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并且零星地分布着。而在黎凡特沿海带，半定居或者说极度降低的流动性已经成为寻食者中一种普遍建立起来的聚落模式。因此在距今14，500年，一个短期、寒冷且突然的危机之后，伴随的是降水量的增加和林地、稀树高原的扩张，这便是主要动力。它使得在一定的起源地范围内定居成为最实用的聚落模式并促成了早期纳吐夫文化的形成。纳吐夫人引进的技术创新如镰刀、镐、改进的射箭工具等，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存在的器物发明如简易船、纤维绳和杵、臼等食物加工工具来说，是额外的发明创造。因此，当某些寻食者团体采取定居而其他人仍维持着流动的生活方式时，人口压力便会体现出来，尤其是当气候危机使得自然界的谷物和果类大量减少时，所有人群的资源利用都会受到限制。“打包的地区”描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情况，这可以从黎凡特地区遗址的大量调查和发掘中得到很好的认识。
另一个主要的危机是“新仙女木事件”，这是一段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寒冷干燥期。茂盛的植被带迅速地缩减，伴随着自然界中C3植物如谷物收获量的降低，人们被迫改变他们的组织策略，包括他们获取碳水化合物资源的方式。他们开始实验性地种植作物、改变聚落选址，开垦小块土地，从而导致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通常称为PPNA时期）村落的产生，这是新月形沃地带西部或者说是黎凡特一侧的情况。而居住在草原地带的人群则靠增强流动性来应对这一状况。
总之，对于“新石器时代革命”，如果不从纳吐夫文化中研究它的源头，我们就无法了解它。在黎凡特地区，纳吐夫文化晚期农业人群的出现是针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反应。显然，有意识、大范围的种植对于以谷物为主食的人群来说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这个过程却产生了一个无意识的结果，即成组基础作物的驯化。回顾其发展历程，纳吐夫文化早期安定的生活方式在晚期经历了迅速的变化。这一点在草原地带大量遗址的废弃和建造上体现的非常明显。此时，生活在地中海一侧多山带的纳吐夫人群则沿着约旦河谷，按季节收获自然界里的野生谷物。新仙女木事件期间，如果食物收获量减少，便可能推动有意识栽培活动的进行。早期农民沿约旦河谷和大马士革海湾建立的定居村落，使他们能够利用平坦的冲积土地作为农田。这种聚落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出，人们选址时首先会考虑谷物种植条件和稳定的水源，而不再基于动植物资源寻找最佳寻食点。最终，在早全新世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取得的成功推动他们向着黎凡特地区以外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和邻近区域进一步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