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 “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
一、“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分析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激情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
“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在同一个研讨班的有北京大学的韩林合博士，当时他那本数十万字的《维特根斯坦之路》刚刚出版；前面曾提到过的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他还是国内一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作者。那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言”中的一个奇特而新颖的比喻：维特根斯坦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追求浪漫传奇生活的“西部牛仔”，犹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摄影师罗伯特·金！初读这个奇特的比喻时，我心头一震，几乎对江怡博士大胆的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
英国方面担任本次主讲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Heal博士，Heal女士年届不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哲学女博士开朗、热情，一头齐耳短发，有较重的苏格兰口音。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虔诚和执着令人感动。也许，作为一名女性，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观念开放的西方，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勇气和艰辛吧。
美国哲学史家M. 怀特把20世纪的哲学史形象地描述为“狐狸”与“刺猬”斗争的历史。所谓“狐狸”，是指注重感性经验和细节分析的英美哲学家，如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分析学派；而“刺猬”，则是指热衷建立宏伟体系、崇尚综合方法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
惟独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兼有“狐狸”与“刺猬”两种文化传统的气质，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
如照此划分法，Heal博士无疑应该是一只擅长逻辑与分析技术的典型的英国“狐狸”。果然，她对哲学范畴的精确分析与对哲学命题的缜密演绎，其技巧的熟练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交流和对话仍然是艰难和充满阻碍的。这种障碍并不在于语言，我想，也许是源于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各自心目中维特根斯坦形象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以至难以弥合。
我一直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解构”以及那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思维与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有着天然的沟通。维特根斯坦曾经比喻说，一个搞哲学的人，仿佛被困在房子里走不出去。他想从窗户爬出去，可窗户太高；他想从烟筒钻出去，可烟筒太窄。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这使我想到中国诗僧神赞的“咏蜂诗”：
空门不肯出
投窗亦大痴
百年钻故纸
何日出头时
连所用的比喻都惊人的相似！难怪维特根斯坦抱怨西方人无法理解他的著作，原来这位哲学大师更接近东方禅宗的精神世界！
而这点对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大的Heal博士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而我又无法把那首禅诗毫无损失的翻译给她。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Heal博士仍然无奈的摊开双手，她承认，中国禅宗的神秘思维对她来说简直不可理喻（inaccessible）！
我对罗素这位20世纪的智者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对他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引领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大学本科时，我躲在蚊帐里，借着手电筒的亮光阅读他的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生动幽默的语言，睿智的点评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让我心旷神怡，叹为观止。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哲学的世界竟是如此的神奇诱人。一个年轻幼稚而又好奇的学生，从此一步步进入哲学那神圣的殿堂。
如今，在暑期哲学学院提供的简陋的单人宿舍里，在银白色的日光灯下，我斜靠在床上，再次翻开罗素的传记：
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演说的题目别具一格：“重要的政治愿望是什么？”他借这个重要的讲坛呼吁世界和平；
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应付人类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而面临的危机；
1961年9月，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1963年，罗素与法国哲学家萨特一起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合上书本，轻轻披衣下床，来到校园空旷的操场。此刻，万籁俱寂，夏夜的天空繁星闪烁，清风送来阵阵舒爽的凉意。我的思绪仍然无法停止。当罗素这个人类和平的斗士在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奔波，而操劳，而呼号的时候，他昔日的朋友和学生维特根斯坦却正在战火纷飞中孜孜不倦的构思着世界的本体。难道他对生灵的呼号充耳不闻？血污与泪水难道没有淤塞思想家的感官？他真的把时代的苦难吞纳入自己的心胸，从而化为内心世界的冲突、煎熬与巨大张力？我前面的解释正确吗？
仰望繁星，我再次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事物，我越想越引起我内心深深的战栗与惊恐：头顶的星空与人心中的道德律令。”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两颗耀眼的巨星。相比之下，罗素似乎离我们更近，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他是可感可触的具体存在；而维特根斯坦似乎离我们更加遥远，像一个梦幻的影子，无法触摸。他在无边深邃的天空永恒寂寞的燃烧，我们只能通过到达身边的微弱的光线模糊猜测他的存在……
Heal博士在暑期哲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总结再次回响我的耳边：
Wittgenstein is a paradox!（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吊诡”！）
参考文献：
[2]《存在主义》，[美]W.考夫曼编著，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3月版
[4]《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著，安斯库姆英译本，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