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耳顿教授在6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马赫、爱因斯坦和对实在的探索》 中这样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史中，有一章可以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哲学历程'，这是一段从以感觉论和经验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到以理性论的实在论为基础的哲学历程。”霍耳顿在论文中还首次披露了爱因斯坦1938年1月24日写给老朋友C．兰佐斯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明确地讲了他的哲学“转变”及其主要原因：“从有点类似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为一个有信仰的理性论者，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惟一可靠源泉的人。逻辑简单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就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但是，物理上真实的东西一定是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
霍耳顿论文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他通过翔实的考证和史料，详细地描绘了爱因斯坦哲学转变的历程，尤其是对马赫哲学态度的演变;他认为爱因斯坦转变后的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并揭示出其形成受到开普勒和普朗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影响。
许良英教授同意霍耳顿的分析和论断。他在一篇有分量的论文 中列举五大事例进而表明，即使在早期，理性论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就占主导地位， 只不过不及后期那样明显罢了;而且，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思想主要来自历史上最彻底的理性论哲学家斯宾诺莎，是对斯宾诺莎思想进行批判改造的结果。
在本章中，我要论证的是：怀疑的经验论或批判的经验论在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中毕竟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是受了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影响;爱因斯坦理性论的形成和确立，也受到其他一些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思想家的影响;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理性论的、有独创性的思想，我姑且把它命名为“科学理性论”(scientific rationalism)，并指出爱因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是“以科学理性论为特色的综合实在论”。
一、早期明显的怀疑的经验论及其思想渊源
爱因斯坦承认，他早期的哲学思想类似马赫的怀疑的(批判的)经验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上大学时，爱因斯坦有几位卓越的数学老师，按理说应该在数学方面得到深造，可是他“大部分时间却是在物理实验室工作，迷恋于同直接经验接触”（[3], p.7）。他曾设计了用热电偶检测地球运动引起光速变化的实验， 由于得不到设备和支持，实验最终未能完成。爱因斯坦的女婿凯泽尔在传记中写道：“谁也无法使他参加数学讨论会，他还没有看到掌握存在于数学之中的创造力的可能性。他希望完全凭经验进行研究，以适应他当时的科学情绪。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他是一位纯粹的经验论者。”（[1]）凯泽尔断言早期的爱因斯坦是“纯粹的经验论者”固然言过其实，但至少道出了爱因斯坦当时的经验论思想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爱因斯坦的这一倾向也表现在他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关系上。在1901年那个心情沉重的春天，面对失业的爱因斯坦于3月19日和4月3日两次给这位莱比锡大学的化学教授写信，恳请谋取一个实验员的职位(看来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实验论者)。他说他发表的毛细管论文是受到奥斯特瓦尔德《普通化学教程》一书的启发，说自己是“一个对绝对测量很熟悉的数理工作者”。爱因斯坦的父亲也于4月13日贸然给奥斯特瓦尔德写信，为儿子求职，说他儿子“在当代所有大物理学家中最崇敬奥斯特瓦尔德”。
爱因斯坦选中奥斯特瓦尔德并非偶然。因为奥斯特瓦尔德不仅是一位第一流的物理化学家，而且还是世纪之交一位活跃的哲人科学家。他反对对自然现象作纯力学的解释，坚定地怀疑并批判了力学自然观。以他为代表的能量论者认为，只要能测量观察中所出现的各种量(例如能量、压力、体积、温度、热、电位、质量等)即可，用不着把它们归结为假想的原子过程或动力学的量。 他们谴责像以太这类具有无法直接观测到的性质的概念。他们发出号召，要求重新考察作为所有物理推理基础的基本原理，尤其是要考虑牛顿运动定律、力和作用的概念、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概念的适用范围。所有这些破除迷信的要求(除了反原子论)，肯定与年轻的爱因斯坦的志趣十分契合，而且现象论的思想也与他的经验论追求相近。
奥斯特瓦尔德是批判学派 的代表人物之一。属于这个学派的还有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批判学派否认物理学仅仅是经典力学的简单继续。他们希望摆脱传统的枷锁，认为这种传统过于狭隘、过于专横了。作为世纪之交期间物理学的革新派，他们对经典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力学自然观进行了大胆质疑和尖锐批判。这是批判学派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鲜明标识。爱因斯坦在青少年时代读过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熟悉他们的科学和哲学思想，肯定从中受到莫大的影响和有益的启迪。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只注意马赫，而忽略批判学派对爱因斯坦的总体作用，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例如，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中标榜“批判是科学的生命”(他把这作为该书标题页的警句)。他说：在像我们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该被看作是绝望和没落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障之一。科学最致命的征候之一也许是科学集团的惯例，这种惯例把对它的结构的一切怀疑，把对它的结果的一切批判都打成异端。他还指出，与不动脑筋的推断、轻松的和过分轻率的信仰相比，诚实的怀疑对科学共同体来说更健全、更有社会性。怀疑至少是通向科学探索的第一阶段，达到这一阶段远胜于无论什么智力进步也未做出。他洞察到，科学原理中的形而上学概念的模糊性，使物理学家比纯粹数学家和历史学家更容易陷进自然神学和灵学这样的伪科学的泥沼，必须要有质朴的拓荒者清除妨碍物理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概念的莽丛。皮尔逊正是以消除科学中的形而上学为宗旨，以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为武器，探讨了机械论的局限，否认经典力学的普适性，揭示了牛顿运动定律和基本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朦胧”，并重新表述了力学定律和有关定义。皮尔逊的哲学是观念论和感觉论的，他把他的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因果观都建筑在感觉论的基础上 。皮尔逊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必定会使爱因斯坦大受鼓舞和启迪，他的感觉论和清除形而上学的思想也无疑会助长爱因斯坦的经验论，但是爱因斯坦并未接受皮尔逊的观念论，因为爱因斯坦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从小就牢固确立了。
彭加勒是对世纪之交物理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最有真知灼见的老一辈科学家。他不仅把分析批判的矛头对准经典力学，而且也指向经典物理学，揭示出经典理论与实验事实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不只摧毁旧的绝对时空和绝对运动概念，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同时性的定义、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这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肯定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彭加勒在认识论(经验论、理性论和约定论哲学)、方法论以及自然观、科学观等方面，也大大影响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虽然承认彭加勒对他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但并没有像针对马赫和休谟那样强调得引人注目。这也许是学术界长期轻视乃至忽视彭加勒对爱因斯坦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原因。
马赫是批判学派的首领。爱因斯坦青年时代曾两次读过马赫的《力学史评》。马赫以怀疑的经验论哲学为武器，把那些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飘渺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个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把这些观念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对于世纪之交被力学先验论和力学自然观统治和禁锢的物理学界，马赫的怀疑批判无疑是一股清凉的风，它起到了启蒙和破除迷信的巨大作用，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
马赫的历史批判著作对一代自然科学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甚至那些自命为马赫反对派的人，也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地汲取了马赫的不少思想营养。马赫的怀疑批判精神、思考方式、科学和哲学思想，对年轻的爱因斯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爱因斯坦多次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论和独立性”（[3], p.10）。据霍耳顿研究，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论文中，既有大胆的假设和虚构的成分(这是理性论思想的体现)，也有明显的经验论和操作论的成分。而且，马赫的思维方式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它显著地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第一，爱因斯坦在他的论文开始就坚持，只有对各种概念，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意义进行认识论的分析，才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二，爱因斯坦认为各种感觉，也就是各种“事件”所提供的东西等同于实在，而不是把实在放在感觉经验之外或感觉经验之后的位置上。论文一开头，对测量和对空间、时间概念的工具论的(因而也就是感觉论的或经验论的)观点就极其明显。关于同时性的定义，更是操作式的定义，这直接启发P．W．布里奇曼于20年代创立了操作论哲学。爱因斯坦引入的“事件”一词，在论文中屡屡出现，这个概念与马赫的“要素”概念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在爱因斯坦看来，就像一个事件的时间只有通过感觉经验(也就是用置于同一地点的时钟作原则上允许的测量)和我们的意识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一样，一个事件的地点或空间坐标也只有通过作原则上允许的测量(就是把米尺在同一时间放在该处)进入我们的感觉经验时才有意义。这种工具论的或操作论的定义，体现了马赫关于物理学中的任何陈述都必须表述可观测量之间的关系的要求(这是实证论的要求)。这种强烈的经验论色彩，使爱因斯坦论文中的其他哲学内容相形之下黯然失色。难怪那些自命为马赫哲学继承者的人，即新实证论的维也纳学派，热情地接受了爱因斯坦的著作。它为这个学派早期的成长，在哲学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尽管怀疑的经验论在爱因斯坦早期的哲学思想中是相当明显的，而且在他的科学探索中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这毕竟不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完整画面。否则，就很难解释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和他早期的其他科学贡献。事实上，在爱因斯坦早期哲学思想中，也有理性论、实在论和约定论的成分。我在一篇关于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的论文 中指出：怀疑的经验论是破旧的锐利武器，理性论的实在论是立新的坚实基础，经验约定论 是构筑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它们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引导爱因斯坦谱写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
二" 、走向科学理性论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引力问题的解决(1915年11月)对他的哲学思想“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抛弃坐标必须具有直接度规意义，显然牺牲了感官知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不变性作为先决条件，使他看到纯粹思维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把握实在。这很自然地使爱因斯坦做出这样的抉择：反对对单个操作经验的目录表的忠诚，而赞成对物理理论基础的统一性这——古老希望的忠诚。论论文中大胆的基本假设的成分。他于1921年6月13日在伦敦皇家学院的讲话中仍然申明：相对论起源于直接的经验事实，而不是起源于思辨。（[3], p. 164）在与马赫偏离和决裂的一段时间内，爱因斯坦还在继续追求许多逻辑实证论者仍能接受的现象论的一种比较精致的形式。渐渐地，他对马赫的哲学基础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并且有意识地把它颠倒过来。例如，他批评马赫“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研究的惟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的感觉论的或反实在论的立场;批评马赫否认科学理论的“思辨性”、否认概念形成中“自由构造的元素”的实证论的或反形而上学的立场。这促使爱因斯坦把经验在科学中的地位加以限制，并选取了一条理性论的实在论哲学。
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霍耳顿与许良英的观点之间似有不尽相同之处。对此的解释也许是，在早期，当涉及到与物理学直接相关的问题时，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思想表现得比较明显、比较坚定。但是，从哲学认识论本身看，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思想在早期似乎还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和谐、比较完整的观点系统。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早期的理性论思想在“实践”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在“理论”上还是潜在的、不十分自觉的。
爱因斯坦理性论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他的科学实践密切相关，也是他善于批判地汲取前人和时人的思想的结果。除开普勒、普朗克、斯宾诺莎外，德国科学家(有人说19世纪的德
国科学家都是哲学家)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玻耳兹曼、弗普尔(A．Föpple)的著作和教科书也对爱因斯坦有所影响。爱因斯坦在大学不仅从中自学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而且看到实验并不能决定性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必须构造新的公理化的数学框架，来建设物理学的大厦 。据库兹涅佐夫研究，爱因斯坦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获得了启迪和动力。因为陀氏的创作的诗体是理性论的，它显示出小说作品中的理智的旋律;因为陀氏小说的主题是在自身矛盾中挣扎的(如传统的信仰与叛逆的理性之间的张力)，是为了力图表现人的思想的思想。
其实，爱因斯坦理性论的思想渊源远不止以上数人，他显然也受到伽利略、牛顿、笛卡儿、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彭加勒的影响。这往往被许多研究者忽视、遗漏乃至遗忘，有必要在此加以弥补。
伽利略在他所处的时代代表“理性的思维”（[3], p. 579），他的理性论是与实在论的本体论相联系的。他认为宇宙乃是某种有秩序的、有联系的、统一的东西，人的理性能够从客观的和因果关系的角度了解它和反映它。伽利略敢于大胆思辨和运用想像力，因为他那时所掌握的实验方法是不完善的，经验材料也是有限的。伽利略很重视实验，但他并没有把经验论和理性论对立起来，而是使二者和谐地起作用。
对于牛顿来说，“自然界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本他读起来毫不费力的书”（[3], p. 287）。牛顿用具有思辨特征的概念(质点、绝对时空等)和微分定律，揭示了自然界的完整的因果性链条，成功地把“天上的力学”和“地上的力学”统一起来，构造了一个逻辑完备的理论体系，从中能够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牛顿伟大的理智成就必定给爱因斯坦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修正和背离牛顿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纲领时，还赞颂牛顿所发现的道路，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在那个时代所能发现的惟一道路。牛顿并不像恩格斯误解的那样，是纯粹经验论和归纳法的“驴子”，他也是一位理性论者，他的四条推理原则就体现了自然界和科学中的统一性和简单性，他也大胆运用了假设和演绎。
笛卡儿是近代理性论的始祖，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都是笛卡儿主义者。笛卡儿认为，世界图像从逻辑上说是建筑在少数原始公设基础之上的，是单值的、绝对准确的，并在这种意义上是实在世界的反映。笛卡儿关于物理学就是几何学的思想对爱因斯坦也有所启示。爱因斯坦也曾多次提及并赞赏莱布尼兹的“先定的和谐”思想。
休谟是近代经验论的代表人物，但他也不是一位纯粹的经验论者，尽管他认为经验高于理性，感官胜于思想。休漠的怀疑论就是带有理性论成分的怀疑论，他大胆地向人们推荐理性的哲学，而贬斥非理性的宗教和迷信。休谟清楚地了解到，有些概念，比如因果性概念，是不能用逻辑的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推导出来的。休谟对感知的分析，强有力地揭示出自然界的精确定律是无法从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想像更为自由;想像虽然不能超出内外感官所提供的那些原始观念，可是它有无限的能力可以按照虚构和幻想的各种方式来混杂、组合、分离、分割这些观念。爱因斯坦对科学理论基础虚构特征的洞察，对概念形成的非归纳、非逻辑途径的洞悉，都与休谟的启示或多或少有关（[3], p. 6）。
康德是近代哲学的巨擘，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哲学大师，康德之后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可以从康德那里找到它的思想渊源。康德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反叛，康德用理性过滤神性，伸张人类理性的力量，确立人在认识自然中的主宰地位" ，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无一不给爱因斯坦以激励和启示。爱因斯坦多次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导论》，他完全能感受到康德学说那种发人深思的力量。他认为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尽管他并不赞同康德的先验论。他还指出：“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来，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但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实。可以说：‘世界的永久秘密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要是没有这种可理解性，关于实在的外在世界的假设就会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伊曼努耳•康德的伟大的认识之一。（[3], p. 343）
彭加勒也是一位热情的理性主义者。他断言，经验并非一切，学者也不是被动的，学者应该充分发挥“思维之箭”的优势，主动地去迎接真理。他赋予假设以极高的认识论地位，认为科学家无假设便不能前进一步。即使在他为经验的重要性辩护时，他依然认为科学概念和原理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创造物，实验事实更多地是引导而不是限制科学家的选择。他还把科学的审美判断视为发明的工具和评价理论的标准，从而降低了经验在科学中的绝对地位。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爱因斯坦就这样像采花酿蜜的蜜蜂一样，把广泛汲取的思想营养与他对自己的科学创造成果的反思融会贯通，最终走向了科学理性论。
三、科学理性论的显著特色
科学理性论是爱因斯坦式的理性论，是古代理性论和近代理性论的“现代版本”，是传统理性论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成果相互切磋琢磨的产物，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在这里，我们只想探讨一下：与传统的理性论相比，爱因斯坦的科学理性论有那些特色呢?
1、科学理性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
科学理性论是从现代科学的土壤萌生的，是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的理性论思想。与传统的理性论相比，科学理性论是更为认真地对待科学、更为恰当地贴近科学的哲学学说。一句话，科学理性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它大大地推进了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理论科学的发展。
关于科学理性论的内涵，爱因斯坦1933年在牛津大学斯宾塞讲座中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能想像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可以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这些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示合适的数学概念，但数学概念无论如何却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数学构造的物理效用的惟一判据。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却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3], p. 316）这里的“某种意义”，指的是启示方法的意义，而不是真实判据的意义。这一精彩论述充分体现了科学理性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性的主张，它的一字一句与科学本身是多么贴近啊!
2、科学理性论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
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实在论者，他坚信外在世界是客观的、独立的、可知的。他的科学理性论也建立在实在论的基础上，这是霍耳顿恰如其分地称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的原因。
爱因斯坦继承了17世纪理性论者的本体论传统，即关于世界理性、宇宙和谐的观念，这种和谐包含着“奇迹”和“惊讶”，从而表现出对于认识着的精神的独立性。在爱因斯坦。看来， 自然界本身包含着客观理性，这种客观理性通过人的理智发明和经验观察是可以部分把握到的。他题写在壁炉上的名言是：“上帝难以捉摸，但不怀恶意。”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科学理性论的本体论。这句话中的“上帝”乃是存在的客观的、按其本性完全是物质规律性的别名，是客观理性的别名。尽管宇宙的客观和谐可能表现出“反常的”相互关系(“上帝难以捉摸”)，但这种和谐是存在着的，是可以猜想和认识到的(“但不怀恶意”)。科学实在论也是科学自己的哲学，爱因斯坦使它与科学理性论二者完美地协调起来，从而使古老的、朴素的实在论思想也得以“升华”为真正的科学实在论。
3、科学理性论清除了极端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
爱因斯坦在形成自己的科学理性论时，也清楚地看到斯宾诺莎和康德的理性论的致命弱点，并采取了清醒的批判态度。他指出，像斯宾诺莎那样相信，凡是能用纯粹的思辨去了解的东西，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这不过是“哲学童年时代”的“幻想”和“偏见”。他不同意斯宾诺莎把普遍真理视为先验的，也不赞成斯宾诺莎因经验知识缺乏确定性和必然性而排斥它们。关于康德，爱因斯坦虽然对康德先天的“感性直观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等12个范畴)在认识中的意义作了肯定，但他并未落入康德的“圈套”而对这些先验的综合判断让步。他认为这些先验哲学家对科学思想的进步曾经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他用怀疑的经验论修正和改造了它们，清除了极端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加强了理性论中的实在论倾向，同时又坚持了理性论的合理的基本原则。
4、科学理性论在理性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爱因斯坦即使在完成了哲学“转变”之后，也没有抛弃怀疑的经验论的合理内核，而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他的科学理性论断然否认理性论者或经验论者的下述断言：理性或经验是科学知识的惟一的源泉和检验标准。它在清除传统理性论的先验因素的同时，也清除了传统经验论排斥理性的绝对主义的独断论。它一方面把经验作为理性的必不可少的向导和助手，另一方面又把经验在认识的起点和终点的作用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认识的起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它们是不能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经验仅对其形成起提示和引导作用。在认识的终点，爱因斯坦提出了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标准，即“外部的确认” (把external confirmation译为“外部的证实”似不妥)和“内部的完美”(把inner perfection译为“内在的完备”似不确) ;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外部标准不是指单个经验，而是“经验总和”，而且他把“证实”(verification)冲淡为“确认'、“对应”和“不矛盾”。爱因斯坦合理地规定了理性和经验、数学和实验、演绎和归纳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职分，从而在两大传统的认识论体系之间保持丁必要的张力(不用说支点是偏向理性论一极的)，这种“张力”关系构成了爱因斯坦科学意向的重要根基。
5、科学理性论把探索性的演绎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
科学理性论的方法论当然不会是经验论的方法论即归纳法，也不同于传统理性论的方法论即演绎法。科学理性论的方法论是探索性的演绎法。这种崭新的方法是与科学理性论相伴而生的，是科学理性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二者都是爱因斯坦在科学创造的同时所完成的哲学创造。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作为演绎的逻辑前提(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不是先天的、自明的，也不是经验归纳的，而是通过非逻辑的途径得到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来，而只能直觉地去领悟，自由地去发明。
6、科学理性论就是抛弃“显然性”
库兹涅佐夫在论述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时，指出了这一特征。确实，爱因斯坦的思想是实验的和数学的反常的伟大综合，是在一种理论的范围内抛弃经验的显然性(继承了哥白尼的传统)，抛弃习以为常的、显然是先验的、数学的(在相对论中)以及逻辑的(在量子论中)规范。对科学思维风格的这种作用本是不可逆的，它的痕迹将永远保存。此外，为了推翻绝对时空的古典观念，相对论除了不得不反对具体的物理概念，还要尖锐反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对性原理、光" 速不变原理、质能相当性、波粒二象性、等效原理、时空弯曲等观念，本质上都是相当革命的，是不可能自发地走过来的。它包含着如此反常地粉碎“显然性”，以至于它的进行没有自觉的和彻底的推翻整个教条主义的勇气是不可能的，这种反教条主义的矛头正是对准着概念的现象的显然性的。
在结束本文时，我拟就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加以评论。国内学术界在“文革”前多把爱因斯坦的哲学打成“唯心论”，“文革”后又有人把它“捧”为“自然科学辩证唯物论”。用国内流行的哲学术语不加分析地随意乱贴标签，总使人觉得这是应景而不是研究。现代西方各种“有体系的认识论者”也往往喜欢从爱因斯坦的著作中摭拾片言只语，冠以某种“主义”，作为反对别的哲学流派的战斗旗帜，这不免有“实用主义”之嫌。倒是霍耳顿的态度是科学的，分析是中肯的，但他提出的“理性论的实在论”似乎也有某种缺憾：它既没有完全包括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也未能确切突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我在一篇论文 中论述了爱因斯坦的综合实在论思想，指出它是集实在论的实在观、真理观和科学观于一体，熔实在论与理性论、约定论和经验论于一炉，并融合了多种名目的实在论(形而上学实在论、实体实在论、因果实在论、理论实在论、近似实在论、内在实在论、意图实在论、辩证实在论、方法论的实在论、动机实在论等)的“综合体”。因此我认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是以科学理性论为特色的综合实在论，尽管这样的概括略显冗长了一些。
参考文献
G．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38~83页。《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2页。该文集的翻译是上乘的，但此处把意思译错了。译文“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应译为：“这样失去了的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是使我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李醒民：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学和唯能论，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卷（1989），第6期。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6期;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李醒民：简论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3期。《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487页。李醒民：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上、下），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1986年第3期。
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Б.Г.库兹涅佐夫：《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526~596页。
我认为“外部的确认”是最终标准、最低(最起码)的要求;“内部的完美”是辅助标准、最高(更进—步)的要求。也许是对此的不理解，有人误以为爱因斯坦的两个标准是“矛盾的”， “是借强调‘内在的完备'来排斥和反对量子力学的‘外部的证实'”。其实，爱因斯坦并没有反对量子力学的“外部的确认”，只是他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不是完备的(complete)，不是他理想中的完美的理论。由此可见，把“内部的完美”译为“内在的完备”，也是引起上述误解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