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当代政治哲学重新兴起的过程中，作为“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和“追求人类解放”的马克思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政治观”都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条从哲学“沉思”开始，最后又回到哲学“判断”的“政治的哲学解答”之路，所以她无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领域。但阿伦特对人类“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却巍然耸立着马克思的形象。而马克思通过其在现实“经济”领域中阐释“政治”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本上实现了对“政治的经济学解答”，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实现，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一个从阿伦特“复归”马克思的过程。
〔关键词〕 政治；政治哲学；马克思；阿伦特
〔作者简介〕白 刚，吉林大学农学部教授，博士；
一、当代政治哲学兴起中的阿伦特与马克思
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历史局限
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意义
在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等现代政治哲学家看来，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际上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为了克服和拯救这一危机，现代的技术、语言分析不是关键，而古典的道德、政治论证才更为根本。所以，他们主张返回“古典”政治哲学，最终寄希望于以“德性”对抗“技术”，借此来拯救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以“德性”对抗“技术”的重返“古典”世界，实际上只是从思想源头上来“修正”现代性的方向，结果依然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之内继续“筹划现代性”，〔24〕因而根本无法摆脱现代性的逻辑，最终仍然难以克服和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而罗尔斯主张通过重建“作为公平的正义”来拯救和超越现代性，虽然没有重返古典世界，但其“正义论”主张却完全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善”――“自由、平等、博爱”进行修正和完善，因为他既不要求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也不主张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所以，罗尔斯的“正义论”最多只能算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形式超越”。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和拯救则与之根本不同：使马克思区别于罗尔斯之正义的，并不是资源应该被平等化到怎样的“程度”，而是这种平等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25〕罗尔斯采取的是使每个人所能获得的私有财产的数量平等化，马克思却持另一种立场：消灭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采取的是一种“实质性超越”，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6〕唯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才能敲响，剥夺者才能被剥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正义”也才能最终实现。 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从尼采开始经海德格尔到阿伦特，再到罗尔斯和鲍德里亚等这些所谓后现代的“徒子徒孙”们对西方现代性和政治哲学危机的批判和拯救，实际上要么是从其“源头”来“修正”现代性，要么是从其“延长线上”来“批判”现代性，因此其结果都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现代性，仍然是在与现代性“联姻”和“共谋”。对此，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西方的现代性批判，“自以为处于超越的位置上，而事实上他们仍然滞留在由黑格尔所阐明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前提之中。”〔27〕因此说，黑格尔之后的整个西方现代性批判，仅仅是沿着现代性的“外围”做了一次雾里看花而又孤芳自赏的“思想之旅”，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一些对现代性的“形式性”补救和修正。而真正“本质性”地克服并超越现代性及其政治哲学危机的，正是通过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内核”，而实现在批判人类现实经济事务中发现新世界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为此，恩格斯曾深刻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8〕在这一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批判”，就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以“经济术语”替代“政治和哲学术语”来解释政治，〔29〕最终使政治问题在现实经济事务中得到了说明和实现。所以说，正是马克思对西方这一“观念论”政治思想传统之彻底颠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学真正从天国降到人间、而不是从现代返回古典，从而为我们克服和走出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开辟了一条现实的可能性道路：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将经历一种全面复兴，这种复兴有助于开启关于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视野。〔30〕可以说，韦尔默的这一论断，正是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之伟大时代意义的深刻揭示和根本澄明。
虽然阿伦特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思，有时甚至还颇有微词，但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巨大思想史和现实意义的肯定和赞扬，却是毫不掩饰：在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断绝”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最具有影响力和冲击力，以致“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34〕所以说，在当今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继续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发挥和施加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幽灵”，而这一“活着的幽灵”必将重现人世间。对当代政治哲学来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只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已经成为政治哲学中堪与自由主义相对而立的另一极坐标。〔35〕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和蔓延，促使人们又开始重新“阅读《资本论》”，更加关注和思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学”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无疑是对其重大本质意义之最强有力的回应：“现在是时候去除伪装，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讲述马克思那不可思议的命运以及他非同常人的智慧与政治轨迹，……发现这位针砭时事之人的卓越之处。”〔36〕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年伟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对所有关心黑暗时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政治观”是什么样的，马克思都会对他们持续提供有意义的启示――马克思“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其意义深远的政治哲学永远是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助产婆”。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的兴起有两次浪潮：第一次大致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围绕罗尔斯的“正义”问题而展开；第二次是进入新世纪后，围绕阿伦特的“政治与公共性”问题而展开。而在这两次浪潮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都是必须与之交锋而无法绕开的主阵地。而在另一层意义上，无论罗尔斯还是阿伦特，他们的政治哲学都是在或隐或显地关注和回答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自由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哲学”，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都是在为马克思作“注脚”并与之展开“对话”。即便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也依然离不开马克思开创的地基。而未来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必然是从阿伦特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走向马克思对古典和当代政治哲学的“超越”。 一句话：面向人类未来，我们既需要“爱这个世界”的阿伦特，更需要“改变世界”的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