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矛盾冲突最终以群体性事件形式表现出来，如何解释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制？朱力教授的《走出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我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及其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版）做了有益的尝试。
作者将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类型分为经济型的直接冲突与社会型的间接冲突。经济型的直接冲突表现为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它具有集体行动的属性。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进入强烈抵抗期与要求补偿期，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型集体行动的时代特征。作者通过400多个案例，归纳了经济型突发事件的十大矛盾源。这种类型分析方法对我们厘清当前社会矛盾、认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具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当前学术界有两种不良风气。一是拘泥于传统理论，用传统理论的思维、话语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大量新鲜事物进行解释，结果却十分苍白；二是喜欢简单地用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事实，或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佐证、诠释西方学者的理论，结果是要么牵强附会、要么隔靴搔痒，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力量。而本书作者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努力从中国的经验事实中提炼、归纳出新的理论、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事实。作者提出了“经济型矛盾冲突是一种刚性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即指这类矛盾起源于利益的纷争，其冲突的强度与手段的烈度比一般人民内部矛盾更强，它的解决方式也越出了常规的制度化渠道，是一种具有利益集团对抗性冲突的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已经由普通的利益纠纷演变成了特殊的利益对抗矛盾，需要特殊的方法予以解决。从刚性人民内部矛盾行动主体的群体特征看，具有利益受损群体的同质性、行动目标的一致性、矛盾解决的挫折性境遇、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以利益为目标的诉求等特点。在这些方面，它与传统的、柔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所区别。这一理论是对传统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新，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冲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作者还提出了结构箱概念与情绪共振理论、网络助燃理论等，这些本土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丰富了社会学中的集体行动理论。
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风险无疑是群体性事件，作者对治理社会性突发事件提出了源头减压的思路。源头减压要通过利益矛盾源头减压、政府决策减压、政策减压、利益补偿减压等措施减少经济性矛盾冲突。结构箱的减压通过政治减压、经济减压、社会减压、心理减压等措施，减少群众的结构性怨恨与愤怒，释放社会成员心理不满能量，提高社会燃点。作者提出了通过信访制度改革、保密制度改革，完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制度；通过激活《游行集会示威法》，许可公民的集会示威游行，依法管理社会性突发事件；通过建构利益诉求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化解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冲突。而实现这些的路径就是：通过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解决民生问题、创建服务管理体系；通过社区建设，立足基层、精细管理；通过社会组织，建立缓冲、调解矛盾机制。在技术手段上，培训领导干部应对社会突发性事件处理能力，以科学的、专业化的手段化解社会性突发事件，提升治理水平。
论著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研究主要是在二手文献基础上展开的，如果能够在实地调查方面取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对群体性事件的剖析还会更加深刻。作者也似乎将着力点放在了研究经济型群体性事件与治安型群体性事件上，如果能够对其他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作进一步关注与解释，则研究会更加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