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风险社会，“做好事遭恶报”实际就是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遭遇的道德风险，此类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屡见不鲜。文章从信仰危机、信任缺失、看客心态等几方面对“风险社会”中的“道德风险”做了理性的反思，同时又指出了理性救赎道德，寻求精神家园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风险社会；道德风险；反思
“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美德。雪中送炭、慷慨解囊、舍己救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至今都成为美谈。然而曾几何时，南京的“彭宇案”，天津的“许云鹤案” 等 “做好事遭恶报”殷鉴发酵成的“道德有风险，行善需谨慎”言论甚嚣尘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冷漠、道德沦丧已见怪不怪，以至于我们发出了“十三亿人却扶不起一个倒地老人，救不起一个被碾压的小孩？”的悲鸣。是什么样的境况导致人人明哲保身，哀叹好人难做而任由道德滑坡流失？我们应当怎样救赎日益冷血的道德？应当怎样去寻求日益远去的精神家园？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凡事都有因有果。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一、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他在1986年在德国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随后他又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学》、《世界风险社会》和《自由与资本主义》等著作，形成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框架。“风险社会”是对“现代性社会”或当代社会现实状况的“不确定性”的一种界定，它的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风险社会理论注重对社会的 “不确定性”或“人为的不确定性”的诊断，并通过人的自主性消除风险的根源，从而避免罪恶成为现实。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的风险都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
综观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整个社会变化巨大，一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社会和谐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已然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而我们上文所说的“道德有风险，行善需谨慎”中的道德风险就是指人们或社会组织在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内进行道德表达时所遭遇能导致对自身、他人或社会组织等人身、财产受损危害的可能性。传统的道德风险概念是经济学概念，仅仅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这里的道德风险概念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概念，不仅是把道德表达不确定性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而且把确定性的道德表达也视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所以超越了经济学狭隘的传统范围，同时指出了人们既是道德风险的生产者，特别是指出了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可能遭遇的道德风险。
“做好事遭恶报”实际就是人们在表达确定性道德行为时遭遇的道德风险。此类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屡见不鲜。以致于恻隐之心日渐从我们的身边消逝，人性的温暖被旁观的冷漠所取代，最为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小悦悦”事件。
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信仰危机
最近几十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在功利化的世界观指导下，中国社会陷入了信仰沦丧、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突出表现为信仰危机，这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究其原因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社会传统精神价值受到质疑甚至否定，而新的一种与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所以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信仰缺失与目标混乱、理想迷茫，民族精神淡化等，没有信仰导致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
最近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有58.3%的网友认为中国“没有信仰”；有57.5%的网友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尤其是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严重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信仰缺失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降低，缺乏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关于“信仰危机”的原因，首先是制度设计缺陷，缺乏惩恶扬善机制。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为一些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有50.8%的网友认为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其次是“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冲击。有20.8%的网友认为这是位列第二大因素。
（二）信任缺失
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甚至出现习惯性怀疑。这种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也反映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
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有24.0%的网友认为是“政府公信力下降”；有22.4%的网友认为是“社会诚信缺失”；有16.6%的网友认为是“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有14.6%的网友认为是“特定职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等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其特征是熟人信任。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交往，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所以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可看看如今的中国，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呈扩大趋势，已然渗透进中国人方方面面的生活：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不相信医生的医德，不相信司法会公正，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的“信任藩篱”，“缺乏信任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系统（经济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输入条件。没有信任，系统就无法在不确定性和有风险的环境中激发起支持性行动。”因此，进行信任再造，制度信任任重道远。
（三）看客心态
即“旁观效应”：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世哲学。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89.2%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当然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也有同情心，也有人性，但一想到“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所以首先这种道德恐慌启动了中国人的自我保护机制，有道德之心，不敢行使道德之责。其次是从众心理和责任分散效应。心理学表明，人们常常有从众心理，通过观察别人来判定自己，常常以为别人会去做，自己就可以做“路人甲”或“打酱油”；或者抱着罚不责众的心态或者群体性沉默，别人不管自己也可以不管，所以也就没有人出手相助。经常有人说：“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还想管？”所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调查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26.9%，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风险爆发后，没有一个人或机构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根源来自于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构成风险识别和评估的特定规则、制度和能力也变得模糊不清。“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非意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逃避责任，而是指相关责任主体利用组织中复杂的结构、分工体系来转嫁与推卸责任，从而导致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公共责任精神缺失。如此会恶性循环，放大道德风险效应，很多人会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导致看客越来越多。
三、理性救赎道德，寻求精神家园
上述道德风险的出现原因都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在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又折射出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与日俱增，生活压力日益增大，每个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生活日益充满不确定性。因而有些人不同程度的患上了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由于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成员增加了大幅负担，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感，如高房价葬送了前10多年积累下的改革红利，老百姓怨恨不已，恐惧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更加贪婪地追逐金钱，试图避免沦为赤贫。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现阶段处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从而富有前瞻、全局性地制订合理的政策，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实现“中国梦”进行“顶层设计”。
（一）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应对文化多元化产生的各种精神危机。二是不断加强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信念教育，消除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与否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尤其是发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完善信仰体系。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人心、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二）政府兑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价值承诺
即“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因此政府必须尽快承担起职责，承诺居者有其屋，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用公平正义取代财富的两极分化，消除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增强改革和发展的信心，凝聚改革和发展的共识，增强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度，增加社会整体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让人民“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
（三）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较之以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距离公正民主的社会目标还较为遥远。因此首先，要规避道德风险，必须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当某种现象亟待解决而道德又无力调整时，法律的介入是必然的选择。唯有法制保障来化解行善的风险，社会冷漠才会消退。这既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能给民众的善良与正义以法律的呵护，又有助于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社会风尚。其次，权力制衡，制约公共权力，全面反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官员处于民众监督之下，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时进行官德建设，民意调查表明官德主宰民德，官员的堕落必然导致全民堕落，反之亦然。
总之，在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应有所领悟，采取措施，应对风险，走出困境，救赎道德，去寻求一个经过理性反思的精神家园和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