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或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是制约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要素。但是，长期以来，这是被一些环境人士和绿色学者极力遮蔽的论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的系列演讲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肇始者葛兰西的霸权（领导权）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出发，布兰德教授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或“奢靡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概念。这一概念指认的是这样的事实：通过无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资源、全球性的劳动力和过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促进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即以小汽车为代表的由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和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在使“全球化的北方”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同时，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态环境危机。由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塑造、确证和推广这一生活方式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就成为反霸权斗争的重要场所。显然，“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彰显了根深蒂固的日常习惯、国家与公司战略、生态危机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是从霸权理论视角出发解释帝国主义的南北关系的一种理论。在实质上，这一概念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和布雷特・克拉克等人提出的“生态霸权主义”理论是一致的，具有明显的反帝、反殖民的左翼色彩。
生态危机的国际政治应对和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回避以获取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危机形成中的作用，不承认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实，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展开的，不可能不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参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中，资本逻辑自然会侵入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既是现代化过程中滋生的问题，也是市场化过程中衍生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因此，在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必须防范和警惕资本逻辑的侵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既要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生态霸权主义”和“环境帝国主义”。就此而论，从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要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论”开创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样，现在，我们亟需创立“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是研究南北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复杂成因、化解之道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的专门领域。布兰德教授的“批判性政治生态学”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的学术尝试。现在，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际，推进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为我国环境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顺利开展提供科学支撑，就可以为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事务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