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即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的哲学溯源。在生态危机蔓延与理论主题发生变迁的今天，传统以“政治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理解需要接受检视，为适应与配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要求，“生态人”作为一个全新的人之形象已成为这门科学自我检测与自然更新的必然发展。“生态人”的理论验证，为建构公民培育模式提供科学基础，并有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现代转向。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政治人；生态人
时代主题的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出要求，它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将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人本理念，体现社会价值。实现该目标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行探源，为其找到存在和发展的哲学根据，即对人性基础的考察。这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有效性，同时也是该学科的科学发展必由之路。
一、人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之理论目标指向
人性及其相关是一切科学探究的基础与指向，任何科学要想完成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溯源，必须建立其特定的人性基础及其发展规律。“所有科学总是或多或少地与人性相关联，一切科学不论看似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却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归到对人性本身的探究”。社会个体按照某些特定方式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历程被视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前提是人具有被社会化的心理趋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广泛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正经历着由传统的“政治人”向现代的“生态人”的理论转向。
何为“人性基础”？最早提出“政治上的人”这个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展示了人类理想的城邦生活，在他眼中，“城邦就是由若干公民组成的政治集团性质的社会组织”城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由主奴和夫妻为基本单位的家庭诞生，几许家庭集合成村落，若干村落集合成城邦。虽然个体最先组成家庭，但就生活便利角度讲，城邦是能满足生活所需的最优单位，也是最简易结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事实证明，人最喜欢城邦为单位的政治生活，因为他既能满足人的自然需求，又符合社会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导和贯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社会共同体通过教化等多种形式将特定时期的品质与统治意志不断内化，展现出人性中的政治倾向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人格。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要随社会环境变化作出适时调整，否则就会出现诸如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扩大化，因此人性需随历史前进而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政治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考察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政治主导者向其成员进行的各种教化活动，都体现时代发展需求与特定历史意义。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作为从现实政治生活被抽象出来的人之形象，被深深的烙上了各个时代的不同印迹，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也只适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就被冠以政治属性和政治意图，尽管如此，它并不表现出与个体发展相悖，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中，人被视作具有政治性的政治人，把人性基础定位为拥有政治需求和思想、具备政治行为能力，对社会和政治共同体有认同感。
总之，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人也面临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问题，“政治人”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人性基础提出的新要求，正逐步向“生态人”转向。
三、生态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之人性基础转向
人性不免总是被烙上时代的印迹，人也注定是历史中的人，因此历史和时代背景是刻画人性的首要因素，时代发展过程会引起人性也会随之变化，“政治人”就是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诚如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基于生态危机的现实，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上升为国家意识层面，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人”作为顺应当前生态危机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全新形象，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现代转向。
（一）“生态人”的理论内涵
事实上，“生态人”并不是一个新鲜词，它是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危机日渐突出、生态破坏不断蔓延的困境下被关注和讨论的。统治集团开始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进行反思，对于“人”的政治化的追求不再是其努力的重点，转而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生态共存性进行全面关注，将“生态人”的心理和形象引导作为重要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为今天我们研究“生态人”的理论内涵贡献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和考察基础。马克思把人归结为自然属性，而又把自然视作人的自然，完成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人和自然的关系就等同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也讲到：我们绝不可以像统治者征服异族那样对待自然，绝不可以置身自然界以外来看待人，而应把我们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审视。社会的有机运转要求人与自然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这同时也是生态性得以发展的土壤。
“生态人”概念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将恶劣的环境问题归结为生态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借机对人性进行深层发掘，期望寻求满足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法则。对于“生态人”的具体概念，学术界也各有判断。有学者将具有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宣传生态道德规则的人称为“生态人”。这种看法重视人在生态事务上的参与度，尊重客观规律，体现科学发展的理念。也有学者指出，应把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人性发展的目标，实现自然、社会和个体的共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其中。也有学者把“有限理性”与人性完善做比较，把人的发展能力与理性的制约关系做了论述。
学界对于“生态人”的探讨已取得诸多成果，且有不同视角，笔者以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对“生态人”的理解更应结合时代背景和思政教育的目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人在现代社会的定位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将“生态人”定义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拥有符合社会现实与历史规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兼具生态道德意识与保护生态行为能力，将生态化贯彻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二）“生态人”的理论证实
人作为具有多重属性的生物体存在，在当代中国由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型的过程中，人性基础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生态性日益突出。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下，群体性和社会认同感不断增强，加之环境决定论对人性的重要影响，人性的呈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得到认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培育公民对于主流价值与社会规则的认同，把主流价值与社会规则内化为自身的人的属性，使个体将履行义务和社会担当视为一种自觉行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置身于时代特征之中更加能够凸显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性得到具体和丰富，从这点出发，探索和拓展人性的转向，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大总布局之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人”培育正好符合这一战略目标需要。
四、生态人的身份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之意义
置身于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身份已不是笼罩在统治者意识之下的“政治人”，而是逐步转变为综合自然、社会和个人共存的“生态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最新呈现，对其身份价值的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有别于一般的教育形式，其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更有别于通常的社会主体，需为具备较好理论素养与较强专业性，同时兼具较高程度的有限理性与生态观的教育主体。他们的生态观统一于具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发展中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并将生态观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应用。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需将生态伦理知识及生态道德质量转化为自身的内在修养与品性，完成人性基础的内化过程，把对生命体的情感与关怀转化为主体有意识的行为方式，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满足“生态人”的本质需求。缓和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需求的“对立”状态，使公民感受到教育主旨与自身需求的统一，将本能意识痛快释放。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期望与理性要求，尽管无时差的适应社会期望与满足理性要求是众望所归，但要考虑到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不急不躁，适度发展，主体的发展要做到尊重教育本身的自然与社会属性，同时不逾越个体的生态发展规律，建构有机的和谐共同体。
最后，以实现马克思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人性基础的生态性转变与实现为重要保障，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生态文明系统。面对这种全新要求，在塑造人格过程中，首先应将教育主体视为一个实体的情感动物，注重将道德人格模式的培养与生态环境伦理相统一，逐步转化为主体人所特有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追求。这种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统一，实现了自然、社会和个人的有机发展，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所谓政治目标的当代解读。另外，在教育生态化过程中，要重视尊重它的发展规律，即完美人格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个质与量的积累与转变，建构和谐生态体系也必然要接受关于认识与实践转换的现实性。
总体来说，世情的变化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主题正经历演变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由“政治人”转向“生态人”已成为既定趋势，由此也重新确立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