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数十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上所获得的层面与特质逐渐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与国家的权力，忽略了人民之间的管理与政治上的区分。 私人的行为与决定，无论其何许遥远，均可通过传媒而沟通，通过新的信息技术、经济网络和人民的迁移，来影响到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的生活与命运。
而今，诸多人类活动在全球的水平上进行，我们是全球社会中互动洪流中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者。为表述这一新的现实，我们采用了新的概念“全球化”。
然而，我们并不应该忘记，这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而且日益强大的网状结构。现在已经存在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货物、服务、劳工世界市场的扩张。
显然，我们面临着在很大层面上远离国家权威的超国家或者跨国经济。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弊病尤为恶化。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存在着文化类型的全球化、环境影响的全球化、交通的全球化以及不安全因素和冲突的全球化。
我们确知，此种人类交流的复杂增长导致了世界人口某些部分的经济富裕程度的增长，文化程度的丰足。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灾难，文化的贫乏以及边缘化。
这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缺少食品、缺少可饮用的水、传染疾病、文盲和迷信仅仅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个侧面。国家之间、大型公司之间以及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全球经济纽带，经常伴随着超越任何控制的金融投机、对于工人邪恶的剥削、对于儿童持久且与日俱增的掠夺，对于妇女的歧视，以及所有人民将其天然资源置于腐败和非法政治当权者的控制之下。
所以，全球化的社会是结构混乱、对亿万人民具有负面影响的社会。采用流行的语汇，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的不公正”。
毫无疑问，此种不公正以及社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无法阻止的移民者，这些人为极端的贫困所推动，怀着一线希望，一次又一次的企图进入外国领土。无论这些国家（对移民者）怀着何种敌意，他们毕竟提供了一种有尊严的生存的、遥远的可能。
通过计算机网络而进行的、不能禁止的信息侵入和交流，虽然带着美妙的文化与科学的标识，并不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数以千计的人们，疏离于其所陌生的文化，转向其传统和信仰以求庇护。这种行为会引起民族之间的不宽容、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带来国际关系的紧张显而易见的增加并最终导致恐怖主义和战争。
我们还注意到对于环境与日俱增的威胁、对天然资源无理性的掠夺以及对不可再生的环境遗产的不加控制的消耗。 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关系需要新的国际秩序。
全球化至少意味着，全球社会程序缺乏足够的控制和管理，经常被少有或毫无民主合法性的强权所领导。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权力已达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正义，至少在某些发达国家是如此。
对于国家疆界的破除以及国家权力或许再也无法解决的严重的社会弊病需要更有效力的权威和治理。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具有合法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它将国际社会置于某种野蛮状态，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理性。国家民主的范式已经变得不再充分，虽然国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参加者。
它们可能在阻止已经成为跨越国家边界现象的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方式体系的不良影响上还能有效运作。主导法律与正义的国际关系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但它们并不试图变得更强。
鼓励这些（价值）的国际组织无法实施它们，它们的话语降低到仅仅是空洞的口号，然而实际的国际交往却变得不可预期，复杂多变。不公正和不平等在增加，构成全球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团体，在反对这些情势方面发出声音，却难以做得更多。
与此相似，国际权威与机构面临着严重的民主缺失。我们需要强化并给予现行的国际机构更多的合法性，无论是严格政治意义上的，还是经济意义上的国际机构。
我们需要创制新的机构，以减少在这些新的社会状态面前的民主状态弱化趋势。 更为真诚、更关注严重问题的政治辩论至关重要，而非战略和口号。
因而，我们深感我们有责任号召我们的政府与公民、国际组织与大的国际性机构，采取新的、决定性的态度，并整合平等与自由作为全人类的有效价值，以使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均归属于法治原则。此种法律应当越来越多地服从于普遍民众的愿望，而非少数人的意志。
二十一世纪面临着构建崭新的、以人权为法律与政治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为达到此一目标，我们深感必须在最崇高的意义上回到政治上来，使人民寻回其觉悟并享受其权利。
哈贝马斯 何志鹏[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