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从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的发展变化看，这个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趋势，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样呈激化趋势。两个“不平衡性”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表现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贫富地区二元化、国内外二元化、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化、城乡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战略性矛盾。
四重“二元”格局在社会生产方面催生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对立，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跃升。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由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数量性“一元”困境，即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转为第二阶段结构性“二元”困境。
一、四大战略性矛盾日益凸显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和对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随之向深层次变化。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改革开放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的发展变化看，这个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特征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不平衡性呈激化趋势，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同样呈激化趋势。两个“不平衡性”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突出反映，就是使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表现出四重“二元”格局，即贫富地区二元化、国内外二元化、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化、城乡二元化，由此形成了四大战略性矛盾。
四重“二元”格局在社会生产方面催生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新“二元”对立，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跃升。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由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数量性“一元”困境，即人民群众总体上温饱不足，转为第二阶段结构性“二元”困境。
1、贫富地区二元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发展”和“三个地带梯度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先后开放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５个经济特区，１４个沿海城市，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带及上海浦东新区等沿海开放区，这些城市和地区依靠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政策扶持，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内陆与沿海、西部与东部发展差距拉大问题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凸显，到２０世纪末，广袤的西部地区和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重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逐渐沦为两大“萧条区域”。能否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难题。
贫富地区二元矛盾，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差距上。有关数据表明，上世纪末东西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８６％和２％，相差４３倍；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东部１２省股市融资为西部１０省的５倍。
2、国内外二元矛盾 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我国形成明显对外开放气候的地域主要在东南沿海，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界限逐步消失，我国经济逐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经济体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成为左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距，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世界差”问题突出。
产业结构上，不仅三大产业的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传统产业和“新经济”型产业之间的结构水平也比较低，在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产品结构上，跟不上国民消费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微观企业上，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和手段相对落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水平低；经济体制上，国内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任务艰巨。
3、行政区与经济区二元矛盾 进入新世纪，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多边贸易机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到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主义的兴起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特征之一。区域主义对一个国家内部的要求是，实现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级调控主体和利益主体，不仅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同时又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不仅担负着改善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的责任，又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和各种投融资活动，从而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其管辖的行政区为界限的“地方政府经济圈”，又可称为“行政区经济圈”。行政体制分割格局加上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导致“社会生产”在行政区之间的布局存在同向竞争、市场分割等严重不合理状况，资源难以在经济区内实现优化配置。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确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政府变成了市场机制，国内区域间对于市场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强烈，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突出制约因素。
4、城乡二元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管理上，对农村和城市实行以两大行政制度因素为核心的两种体制：一是户籍壁垒，城乡居民被严格分为非农业、农业两种户口；二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社保、金融等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从而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城乡分割发展格局。
主要表现在：一是大量农民被限制在农业上，农业人口比重高。到２０００年，农业人口高达６６．６％；二是农民受教育水平低。
到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５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８６９９．２万人，其中３／４分布在农村。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是２０∶９∶１，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０．３７∶０．５５∶１；三是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农民收入过低，贫困人口多。
２０００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大致为６∶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８２５元的农村贫困人口高达９０００万以上。 这种现状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正突出显现：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建设的推进，高素质劳动力大量短缺，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新的供给高峰，由于受教育水平低，人力资源素质偏低，难以适应城市的需要，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结构性不对称现象；二是农民进城就业后，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延伸到城镇内部，进城的农民工与城镇户籍人口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农业人口难以实现转型；三是在我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新形势下，拉动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
但有关数据显示，占我国人口近７０％的农业人口，金融资产不到３０％，购买力不到４０％。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无法启动，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直接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并影响到工业的快速发展。
二、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 经济发展区域化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刻发展的新趋势。一个经济区域往往跨越多个行政区，随着区域整合趋势的日益加剧，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日益显现并趋向激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制约因素，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区的形成和壮大。
对经济区域一体化进行宏观调控，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显得尤为迫切。
1、二者矛盾日益尖锐 记者者曾选取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大珠三角和欠发达的南贵昆经济区进行实证调研。长三角跨越上海、江苏、浙江三个行政区单元，大珠三角跨越广东、香港、澳门三个行政区单元，南贵昆经济区跨越广西、贵州、云南三个行政区单元。
调研发现，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呈上升趋势，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行政区之间产业发展自成体系，产业同构、同质竞争，生产力布局重复现象严重。长三角内相距不远的１６座城市近十年来的产业调整方向非常接近，有１１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有８座城市选择石化，１２座城市选择通信产业。
在大珠三角内，大型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表现突出，集中了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５个国际机场和香港葵涌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等７个现代化港口。 二是外向性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甚至恶性竞争。
从长三角三省市近几年主要出口行业的产值看，名列前几项的主要行业中就有三至四项是完全相同的。在对外招商引资上，各城市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竞相降低门槛，以将周边城市的投资者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
三是地方保护造成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不畅和市场分割。贵州、云南、广西三省区矿产、生物、旅游等自然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你开矿、我也开矿，你建中药基地、我也建中药基地，互相分割市场；旅游客流资源不能共享，“西南大旅游”概念提了多年一直未能实现。
2、发展成本居高不下 行政区与经济区矛盾的激化，造成我国现代化建设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行政区域壁垒导致盲目、重复投资和同向低层次竞争，带来大量的资源、资金、技术耗费不断增高。
珠江７０％的水量来自上游西江，但由于上中下游治理脱节，上游西江至今尚未建成防洪控制性工程，每遇流域性大洪水，均给下游珠三角地区带来严重威胁。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接连发生多场大洪水，广西、广东两省区受洪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８３７亿元，年均损失１６７亿元。
在我国资源、资金均不富裕的今天，“行政区经济”引起的耗费令人痛心。
3、“主观动力”与“客观动力” 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动力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上产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历史机遇；二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三是行政区一级政府的推动，政府对区域经济认识深化，主动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四是国家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前两方面动力是客观存在，称之为“客观动力”；后两方面是主观行为，称之为“主观动力”。
我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日趋激化，主要原因在于“主观动力与客观动力尚未达到一致”。从行政区政府动力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和投融资方面获得了相当的决策权和调控权，加之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的政绩好坏往往以各级政府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为主要标准，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内在动机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地方政府对地区间的合作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即使有合作，也是低层次的，说明仅依靠行政区政府自身难以真正推进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
从国家控制力看，我国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中央�省（市、区）”两级调控模式，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着眼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制建设，即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和企业微观机制的建立，而有关区域经济的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一度未引起重视，形成国家控制力在中观层面上的真空。我国尚没有专门协调区域行动的机构，结果在区域管理方面造成部委间、中央与地方，以及地区之间的失序。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矛盾是区域经济管理缺失的结果。
4、宏观调控模式应有所创新 经济发展到了区域经济特定阶段，按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成为客观要求，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模式也应随之创新。现阶段，要实现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关键取决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
国家亟待加强对区域一体化进行宏观调控，从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的角度，将国家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切换为“中央�经济区”调控模式，建立区域管理体制，包括建立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专门的区域管理机构，建立以地区发展的法律体系为核心的区域政策体系，等等。 在“中央�经济区”调控模式运行下，各行政区政府应自觉突破区划界限，加速行政区与经济区整合，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将经济区一体化作为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二是建立跨地区产业整合推进机制，制定统一的投资政策；三是建立区域交通综合运输体系；四是构筑区域共同市场体系，使劳动力、资本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
三、区域化成为经济发展新趋势 研究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四大战略性矛盾，不难发现，四大矛盾都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局密切相关。这一大局向我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一个核心课题，即我国寻求什么样的全球化道路。
1、区域整合大势所趋 从国际看，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洲区域整合趋势加剧，区域整合的主导权成为各国争夺的主要内容。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加速了对东盟成员国、中亚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区域整合的参与。
我国西部和东北这两片广袤的区域毗邻１５个国家，积聚了我国中远期发展需要的诸多战略要素，迫切要求我国加速与邻国进行区域合作，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边境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国内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地区拖累”问题突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缓慢，既牵制沿海发展，而且如果这些地区经济问题继续社会化，将严重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
在２０世纪后２０年，我国是通过“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带动了全国经济发展，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在２１世纪的头２０年，我国要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走“区域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道路。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发展区域化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在沿海地区、沿边地区规划发展若干个战略经济区，既是我国国内区域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特色的全球化道路选择。记者将这种战略经济区称为“区域极”。
所谓“区域极”，是指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超越行政区划，区域内具有很强集聚性，生产、分配、流通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协作，资源、产业链、市场实现合理整合和分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经济区域。它以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形式出现，影响、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心区，具有“极域”特质。
2、七大“区域极”构筑经济版图 改革开放以来，“先行一步”发展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力量。２０００年我国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六大又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发展和改造”的方针。
随着对西部和东北这“两大萧条”区域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基本完成了“区域极”的战略规划部署。在我国经济版图上，将形成七大战略“区域极”，它们是： 长三角。
包括上海和隶属江苏、浙江的１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只有不到１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发达县，聚集着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１００亿元的产业园区，还有数千家巨人型企业。
珠三角。包括广东省境内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１４个市县。
随着２００３年ＣＥＰＡ的签署，以广东、香港、澳门三个支点构成的“大珠三角”正加速形成。 京津唐经济区。
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层”。 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确定的的３个重点区域，是我国西部经济的三支“引擎”。
东北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值得指出的是，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区域规划布局中，还必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环台湾海峡经济圈。今年年初，福建省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战略部署。
规划中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大致是指台湾海峡西岸的以福建为核心区的台湾海峡海域与陆地。
3、“区域极”接轨世界区域经济 从全球经济版图看，“区域极”使我国对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得到全方位体现。 长三角是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也是我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窗口，其产业协作范围可由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我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
大珠三角和南贵昆经济区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协作的桥梁区域，可开辟一条从我国本土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通道，加速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南贵昆经济区是我国向东南亚、南亚国家开放的门户地区，南向发展，可建立通向南亚的陆上通道，沿着传统的西南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将大大缩短我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使我国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
环渤海经济区与日韩邻近，可构成以中日韩为主体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 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区是我国向中亚国家开放的门户地区。
中亚国家地跨亚欧两大洲，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紧缺资源。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东北经济区与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接壤或邻近，是我国对东北亚地区开放的窗口。东北经济区与东北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既可实现东北经济区的新跨越，还可带动一大批关内企业走向东北亚国际市场。
以上分析说明，从经济动力看，“区域极”有利于我国与周边国家或邻近国家形成一个个跨国产业协作系统，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从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看，“区域极”使我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印度洋国家”，有利于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