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边界的确定 溯自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治理机制，一项经济活动究竟应该交由市场还是企业去完成，取决于两者的效率比较（科斯，1937）。运用市场这种治理机制会产生交易成本，而运用企业这种治理机制则会带来协调成本。
哪种机制所花费的成本较少，活动就应该由其来完成。通过这种比较，企业的最优边界得到了确定，即在利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利用企业协调的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
这一结论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则体现为“购买还是制造”（to buy or to make）的决策（张维迎，1995）——为了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企业必须考虑哪些投入要素应该由自己生产，哪些又应该从外部供应商那里去购买。这种决策决定了现实中企业的边界（注：更确切的说是决定了企业的纵向边界。
企业还存在横向边界，它是由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决定的，对它的研究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决策的依据则是交易成本、协调成本和生产成本这三者比较。当外部采购的成本（含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高于内部制造的成本（含协调成本和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采用内部制造的方式，导致边界扩大；反之，企业的边界就会缩小（Williamson，1975）。
在通常情况下，外部供应商的生产成本要小于企业内的生产成本，这是由供应商的专业化生产以及规模经济的优势所决定的（Afuah，2003）。然而，交易成本理论更为关注的是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协调成本的比较。
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是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以及资产的专用性（Williamson，1975，1985）。首先，如果企业是从外部供应商那里购买投入要素，则它将与供应商进入契约关系，对有关的事项进行谈判。
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双方所签订的契约必然是不完备的，因此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事先未指明的状态进行重新谈判。这一现实就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合约的每一方都有积极性通过隐藏信息（逆向选择）和隐藏行动（道德风险）的行为来欺骗对方以获取自身利益。
契约过程中如果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则会导致极高的交易成本（如监督履约的成本、进行法律诉讼的成本等）。与之相比，企业组织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和权威取代了法律，成为保证契约执行和解决契约纠纷的有效手段，并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使契约双方的目标相一致，从而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减轻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有效地节约了交易成本。 其次，当契约中包含着专用性资产时，交易所发生的费用将会增加。
所谓资产的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它表现为特殊地点资产的专用性，特殊实物资产的专用性和特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等三个方面（Williamson，1985）。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其用于其他用途或被其他人使用的价值就越低。
契约各方会利用资产专用性产生的“捆绑”效应进行“敲竹杠”行为，以最大化地攫取利益。当双方能够在事先理性地预期到这种行为时，将会减少对合约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以防止被对方“套牢”（lock-in）。
而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契约双方的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效率的损失以及监督、谈判等费用的大幅上升。在通常情况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将市场短期契约变为企业内部的长期契约以节约交易成本，从而保证其边界的有效性。
利用企业组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协调成本的上升。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包括代理成本和决策信息成本（Gurbaxani and Whang，1991）。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可以看成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阿尔钦和登姆塞茨，1972）。委托人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通过签订相关的契约向代理人指派工作。
但是代理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工作可能和委托人的设想不尽一致，工作效果也未如预期。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有股东——经理人、经理人——企业员工等。
由于委托和代理双方目标差异而产生的成本，就是代理成本，它具体表现为监控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詹森和梅克林，1976）。监控成本是指委托人为了确保代理人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雇人监督），保证成本是代理人为了使委托人确信他如预期般工作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经常汇报），剩余损失则是指企业完全由委托人经营时的收益与交由代理人经营时的收益的差额。
决策信息成本是构成企业内部协调成本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它包含信息处理成本和因信息质量低下引致的机会成本（Gurbaxani and Whang，1991）。信息处理成本指的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因各种沟通需要而产生的成本，以及大量经营资料的记录和存储成本。
至于信息质量低下引致的机会成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利用较低质量的信息去决策的企业往往不能取得较佳信息时的决策效果，由此产生了机会成本。 表1对以上讨论进行了简要归纳。
表1 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决定因素 成本类型 决定因素 1.信息不对称 交易成本 2.机会主义行为 3.资产特定性：特殊地点资产的专用性、特殊实物资产的专用性和特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协调成本 1.代理成本：监控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 2.决策信息成本：信息处理成本（沟通成本和记录存储成本）和机会成本 资料来源：根据（Williamson，1985）和（Gurbaxani and Whang，1991）的有关分析整理。 企业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在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在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下，其有效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比较所确定的，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边界的确定 项目 交易成本 协调成本 条件 企业边界 变动方向 外部采购 C[，1] — C[，1]＜C[，2] 缩小 内部制造 — C[，2] C[，2]＜C[，1] 扩大
二、信息技术应用对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影响 如上所述，企业和市场这两种机制都有弱点，企业的协调成本过高，而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这两者的比较中确定的。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则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 企业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发生的寻找最佳供应商、与之谈判签订合约、监督合约执行等方面的成本。
如前所述，决定交易成本高低的主要因素有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交易双方的信息越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越盛行，所需的关系性投资的专用性程度越高，那么交易成本就越高。信息技术应用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正是体现在降低市场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以及降低资产专用性程度等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信息不对称是由于信息搜索的成本过高以及信息使用过程中的排他性所造成的。基于英特网的信息技术应用使信息搜索成本大幅下降，搜索范围显著拓宽，从而使因空间和成本限制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极大的缓解。
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群体能够在不降低信息效用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信息的同步共享和利用，由此解决了信息使用的排他性问题。简言之，信息技术应用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就资产专用性而言，信息技术应用可以降低其专用程度。对于受地理空间限制而难以移动的专用性资产来说，基于英特网等新一代通讯基础设施的信息技术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空间和时间限制，甚至实现远程控制与操作，从而降低了其专用性程度。
对于那些用于特定领域的专用性资产来说，信息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去降低其专用程度，一是利用信息技术对其进行改造以后，有可能提高资产的灵活性、扩大适用领域；二是网络环境下交易信息的高度扩散，可能使这类资产面对更加广阔的市场范围。而对于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来说，其由于经过“干中学”或培训掌握了一些别人不易知道的知识技能，但经先进信息技术处理以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结构化信息，通过网络达到共享的目的，结果是私人信息变为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
倘若一项经济活动因交易成本过高而交由企业去完成，那么便产生了由代理成本和决策信息成本所构成的内部协调成本。在这方面，信息技术应用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就代理成本（监控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而言，其大小取决于监控和报告机制的成本和效率。英特网的渗透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大范围的监控和报告渠道。
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设备并结合网络应用，委托人能够及时、便利地跟踪和分析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代理人则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向委托人报告工作进展。显然，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企业内部监控机制具有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节约了委托——代理过程中的监控成本和保证成本，同时也提高了相关过程的效率，使委托和代理双方更易于协调，也使剩余损失趋于下降。
内部协调成本的另一个方面是决策信息成本，它包括信息处理成本和因信息质量低下而产生的机会成本。20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发并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提高了企业内部各部门和个人之间的沟通效率和沟通质量，同时也将相当部分原本费时费力的经营资料记录存储工作转化为标准化、程序化、自动化的操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电脑处理能力急剧提高，英特网应用迅速普及，使信息技术应用对提高企业信息处理效率、降低信息处理成本的作用更加显著。进而言之，由于网络环境下的企业面对范围广阔、内容丰富的信息空间，而且拥有日益强大的信息处理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决策时信息质量低下的困扰，从而降低了相应的机会成本。
以上讨论表明信息技术应用对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都产生节约的效果。如果交易成本的下降幅度大于协调成本的下降幅度，那么企业边界将趋于缩小，反之，企业边界就可能扩大。
至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下降幅度孰大孰小，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三、信息技术应用与企业边界变动：结合行业因素的比较 现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对企业组织的作用效果受到企业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Lee and Grover，2000）。由此看来，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展信息技术应用时，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下降幅度应当存在差异，导致企业边界的变动方向不尽一致。
有鉴于此，我们划分成熟行业和新兴行业两大类别，考察在其中经营的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以后的企业边界变动情况。 市场交易产生交易信息。
为拓宽市场范围，企业必须尽量对交易信息进行编码和抽象处理，使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通用性，以便增进交易各方的相互理解，利于交易的开展。然而在不同行业经营的企业的交易信息处理过程毕竟存在差异，导致交易成本结构的区别。
对于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来说，其市场交易环境相对来说较为稳定，交易信息（如价格、质量等）已经被广泛认识，随时可以在市场上传递，而且交易过程也趋于程序化、标准化。相比之下，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大多处于竞争激烈且变化剧烈的市场环境变化中，带有知识密集特征，其产品需要更加复杂的信息描述和表达。
因此在新兴行业中经营的企业受交易环境、交易信息量和信息处理成本的限制，进行市场交易时的信息不对称性要比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高一些，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也要大一些。同时，资产专用性在成熟行业的市场交易中更多地体现在特定设备和物资方面，而在新兴行业中则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核心知识、专用渠道等。
因此，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信息也包含着更加复杂和丰富的内容。 总而言之，交易信息的特征和处理过程与交易成本有密切关系。
从这一点看，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从两个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一是英特网使交易信息得以突破成本和时空限制，在广阔的全球市场范围快速传递，二是多媒体技术使内容丰富复杂的交易信息的大范围流动成为可能。 企业的内部协调实际上也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因此协调成本与用于协调的信息特征有关。
一般来说，交易信息需要面向广大的市场，因此具有更高的通用性，易于明确表达。协调信息则只与企业内部有关，在相当程度上植根于各成员或部门的经验和行为之中，不必要也不可能具有更大范围的通用性，因此常常包含无法明确表达的隐性成分，需要用一定的组织制度去协调和沟通。
然而，对于在不同行业经营的企业来说，其内部协调的信息特征和信息处理过程也存在差异。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无论是委托人监控、代理人保证还是经营者决策等方面所需要的相关信息，许多都在规章制度中有明确规定，是可编码的显性信息，同时其组织结构一般具有较高的规范程度，相应的信息处理过程趋于标准化、程序化。
相比之下，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通常带有知识密集特征，知识型员工占有很高比例，研究开发等活动居于重要地位，组织结构往往处于适应性的变化之中，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这就使得企业内部协调过程出现了许多难以明晰表达的隐性知识（注：信息的隐性与复杂性（或丰富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指无法编码，后者则是指可以编码，但需要更多传输量（或传输内容）。市场交易信息的交流范围广泛，需要较高的通用性，因此隐性成分少。
内部协调信息交流范围小，容易产生隐性内容。详细讨论可参见博伊索特（Boisot，1998）。
）（如直觉、专长、诀窍等）。 企业内部协调信息及处理过程的区别，导致信息技术应用对协调成本影响的差异。
在成熟行业中经营的企业，协调过程中出现的隐性知识较少，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应用的要求吻合程度较高。因此应用信息技术以后，能够比较明显地提高信息处理效率，降低协调成本。
例如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技术应用，就能够为程序性的协调沟通工作带来巨大的成本节约。对于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来说，其协调沟通过程涉及大量难以编码和抽象的隐性知识，即使运用先进技术，信息处理效率的提高幅度也相当有限，许多情况下仍然需要以面对面的协调方式去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虽然信息技术应用也能够节约在新兴行业中经营的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但是由于隐性知识的广泛存在，使得节约的效果可能不太明显。 将以上分析与表2的结果进行综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论命题： 命题1：对于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其协调成本有明显的节约效果，但是对其交易成本的节约效果不太明显，因而企业边界可能有扩大趋势。
命题2：对于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其交易成本有明显的节约效果，但是对其协调成本的节约效果不太明显，因而企业边界可能有缩小趋势。 上述命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信息技术在不同行业得到广泛应用，那么企业边界扩大的情况应当更多地发生在成熟行业，而企业边界缩小的情形则经常在新兴行业出现。
表3总结了以上的讨论结果： 表3 信息技术应用节约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比较 项目 信息技术应用对市场交易 信息技术应用对内部协调 信息技术应用后企业边 成本的节约效果 成本的节药效果 界的主要变动方向 成熟行业中的企业 小 大 扩大 新兴行业中的企业 大 小 缩小 借鉴行业生命周期的思想，我们还可以对上述结论作动态推广。具体而言，新兴行业中的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以后，其边界一开始可能缩小，但是当行业进入成熟阶段后，企业的边界有可能反而呈扩大之势。
另一方面，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以后，其边界可能扩大。但是如果随着时间推移，高新科技应用等因素诱发成熟行业中的新兴行业细分，那么对于在这些新兴行业细分中经营的企业来说，其边界可能又趋于缩小，因此企业的有效边界随着其所处行业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作动态的调整。
四、总结 本文在现有关于信息技术影响企业边界变动的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行业特征这一新的分析变量，进一步丰富了分析框架，深化了研究结果，从而对应用信息技术以后的企业边界变动问题做出了更合理的解释。我们采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简化了确定企业边界的分析模型，将焦点集中在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的比较上。
研究结果表明，对不同行业经营的企业来说，信息技术对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节约效果有一定差异，使企业边界出现不同方向的变动。具体而言，在成熟行业经营的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之后，协调成本有明显节约，由此企业边界趋于扩大；在新兴行业经营的企业应用信息技术之后，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较大，由此企业边界趋于缩小。
这一理论分析结果与现实中的企业边界变动情况还是较为一致的，例如在美国已经是十分成熟的航空业，这几年兼并和收购的案例就有好几宗，各个航空公司纷纷扩大规模以节约越来越高涨的交易成本；然而在新兴的手机业中，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激烈，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轻庞大的内部协调成本，企业的外包和虚拟经营案例不断出现。例如瑞典爱立信公司已经将其整个手机业务全部外包给索尼公司，以缩减规模，集中资源，关注核心增值业务。
同时，本文还结合行业生命周期的思想对研究结论进行推广，使之具有动态的解释能力。我们相信研究结果能够加深对信息化背景下企业经营变革态势的理解，有助于企业制定合适的经营战略，调整组织结构，改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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