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一方面，一定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造该社会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又会反作用于该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同时影响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随着这种科技与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不仅为文化发展提供创新的基础和手段，也正在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价值观的演进，科技与文化将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里进一步整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曾指出的：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不可避免地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并且受文化因素的驱动。文化问题已经深深地嵌入发展观之中，在科技全球化这一世界性的发展主旋律下，文化政策应当担负起既能批判性地提出问题，又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
1 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发展特征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总潮流，只有面向世界的未来发展，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与繁荣。在对于人类发展未来的种种预测中，科技全球化无疑已成为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指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前景。2001年和2006年，美国兰德公司分别发表了《全球技术革命：2015年生物/纳米/材料技术发展趋势及其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简称《GTR2015》）和《2020年全球技术革命》（简称《GTR2020》）的技术预测报告。《GTR2015》的主要结论是：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加速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材料科技与信息科技的融合过程。《GTR2020》在《GTR2015》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分析，从应用角度提出了到2020年可能形成的技术系统和产品的56项技术，并对排在前16位的技术进行了评估。这些技术将对全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对于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V.巴尔诺也有类似的定义：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2]在科技文明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文化创新的理论建构应当密切关注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并以之作为决策的实践依据。《GTR2020》报告中所列举的任何一项技术都将为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例如，在我国重要技术排序前10位的无线射频技术、无线通讯、数据传送技术以及无处不在的信息访问技术的发展，将创造一个能够随时随地以任何装置，透过无线网路与他人沟通，随处可进行各式各样的资料获取、处理的全新形态的社会。人际关系也开始出现经由各种资讯方式而建立的虚拟关系。虽然，人们早已开始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但是，当信息通讯科技与生物科技、材料科技等高新技术体系产生融合与互动后，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通过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力量影响社会运作模式，这一巨大的变化正在发展之中。
在文化领域，这种新科技的发展趋势，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应用，必将影响各国文化政策的总体取向，并在文化艺术的表现内容、传播形式及价值观念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第三代行动通讯系统（3G）、微波存取全球互通技术（WIMAX）以及无线射频技术（RFID）等高科技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欧盟正在全方位推动无间隙网络社会（Ubiquitous Society），Ubiquitous是从拉丁文演化成的英文单词，有everywhere，anywhere的意思，在早期欧美所代表的是一种神无所不在的宗教观。而如今所指的ubiquitous指的是一种服务（service）、网络（network）无所不在、可随时取得的概念。在欧盟i2010计划（i2010-A 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中，欧盟执行委员会将提供全面性、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与生活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致力于通过高科技的普及化，考量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要，提供立足点平等与创造发展能力的机会，最终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3]美国更是将高科技发展的主旋律贯穿在文化内容中，以两部在2010年受到全球瞩目的电影《阿凡达》和《盗梦空间》为例，《阿凡达》集中呈现了当今世界顶尖技术研发的未来前景，可穿戴计算机、军事机器人技术、大脑中植入芯片、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智能系统、迅速生物测定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影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这部建立在世界先进影像制作技术基础上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绝佳的公众科学素养教材，提高了人们对这些将要投入社会应用的高新科技的认知度。同时，影片也以面向人类发展未来的态度，在剧情中融入了对科技与人文之间矛盾的思考。如果说《阿凡达》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另一部影片《盗梦空间》则展示了当今科技前沿领域对于人类内在空间的探索，表中所列举的靶向给药技术、影响人类记忆力的药物等生物、医疗技术是支持影片情节成立的依据，影片结尾将这种对于人类心理空间探索的思考留给了观众，引发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在美国，杰出的作家、导演以及其他文化艺术领域的精英会被诸如美国宇航局这样纯粹的科技部门请去当科学传播顾问，依靠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家在推动技术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文化艺术界与科技领域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居于全球第一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①也使得美国的文化艺术创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科技趋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亦成为文化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
2 理解转型中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4]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的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5]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会产生什么负面结果，它的潜在危险是什么，事前人们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认识不足。农药DDT是在使用了二三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会在生物体内残留聚集，最终危及生命，并对环境有极大的污染和破坏，才停止使用。如果一项高科技的应用，要等到它的负效应完全显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去制止它，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目前，西方国家的政策界已经开始为扭转科技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失衡做出努力。美国在2000年的《科学与工程指标》中提供了一个新的转型期美国科学政策的框架。这一报告强调科学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功能，并强调要达成促进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科技为社会服务的政策转向，意味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以人为目标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这一新时期的科学政策，不仅标志着美国今后的科技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科技政策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域和途径。
面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我国也开始了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并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与此同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中，也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基本国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国家发布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2007年8月召开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面临一系列转型：即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转型，生态文明理念逐渐在全社会的确立。这一转型是在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价值观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基础上提出的社会发展新范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进步。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证实：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也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 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文化政策取向
在科技发展的双刃剑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着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发展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约束绝对理性发展这一双重悖论。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6]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结合我国将要面对的生态文明转型，文化政策的制定应当通过扬弃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对于文化政策的考量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应当建立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弗里曼认为：对工业革命最有影响的是科学文化的兴起。英国对待牛顿的态度与意大利对待伽利略的态度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培根（1605）早在17世纪初就提出实施一种科学、探险、发明与技术的综合性政策。在英国，科学、文化和技术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契合，这使得它能够大规模地将科学，包括牛顿式机械学，应用于各种新工具、机器、运河、桥梁等的发明与设计中。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文化和企业家这四个亚系统的积极相互作用构成了英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这四个社会亚系统的契合也扩大到政治亚系统之中，而它又促进了这一切。中华帝国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些亚系统之间保持契合才导致了中国在维持其世界技术领先地位方面的失败。由于在心灵深处觉得企业命运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于是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提高技术水平的热望，诸如在经营管理上的不负责任、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违背技术规律的决策等弊端，其深层原因往往由此而来。[7]虽然，人们接受新观念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们一旦树立了创新的意识，这些新观念就会对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鼓励创新者以一种执着精神和奋发进取的品质最终实现创新。文化的创新、演化与变革，是借助一个有生命力的构架模式来取代传统构架模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当科技创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发展应当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解和修正，才能更好地维持和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体现出较传统文化模式更为明显的进化。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的存在基础。
其二，重视先进的科技文化模式的引领作用。德国人类学家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8]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一定社会的进步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各民族自身对于文化模式的建构。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观念是对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生产方式的反映，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更新。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文化不仅成为各种不同类型、模式的文化得以互动的基础，而且也是推动诸多民族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依托。
其三，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融合统一。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农业文明时代文化与制度的阻碍，由此使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在建构生态文明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智慧中追求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理念则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有着相当的契合性，不论是老子的顺天说、荀子的制天说、还是孔子的调谐说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整体观理念，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同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可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性地适应自然环境（即《中庸》所云参赞天地之化育）。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文明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而探寻出来的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超越长久以来主导人类历史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未来全球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9]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是一项伟业。对中国在未来所要发挥的作用人们正拭目以待。[10]西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寄予的厚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文化中重道轻器传统精神的认识和推崇。这一传统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因有助于矫正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失衡，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通过中西文明的交融互补，实现道与器之间在更高水平上的重新平衡，也正是文化创新在面对历史发展机遇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活泼的生命力的，但是这种生命力，必须等到国运昌盛的时候才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我国作为一个处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同步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正酝酿着新一轮以科技为先导的产业升级。[11]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促使我们加速了科技创新与进步的步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创新同样不能再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12]通过保持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张力，我们应当培养一种能够吸纳多元文化要素的新文化精神；在实践中，修复科技对社会、环境及人的副作用；并通过发挥文化制度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创新等创新要素的整合功能，开拓出文化发展的崭新空间。
注释：①一个国家的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是衡量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也是一个国家人才状况的一项指标。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与美国、日本等相比，仍然十分落后。我国亟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劳动力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化。在2000年，美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为17%，日本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1991年就达到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