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作为人类集体行动基本形式的组织，也正处在变革之中。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危机事件的频发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正以恐怖主义这一典型的“非典型”反人类罪行的方式呈现出来。人类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非常规问题，必须以新的组织形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从实践中也确实看到，官僚制组织正在失去既往的魅力，显得行动迟缓，不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构想了一种全新的人类集体行动模式――合作制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将以其灵活性而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优势。
关键词：全球化;组织模式;变革;恐怖主义;合作制组织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近代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就是工业文明的一项重大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是一个充分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不仅社会化的大生产是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而且广泛的市场活动、政治活动和社会治理活动，都是依据组织开展的。可以说，人们一切目标的达成，都几乎需要通过组织的途径，更不用说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借助于组织展开的。无论是政治的领域还是经济的领域，组织无所不在。离开了组织，人的任何一项活动都无法开展，人的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即便是个人生活，也需要借助于组织去获得生活资料，通过组织去诠释生活的基本内容，表现出对组织的高度依赖。但在近代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所有组织都是一种协作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形式出现的。尽管组织有着多样的表现形式，但作为协作系统的性质基本上是一致的，组织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协作的科学化、技术化程度上，或者说，不同的组织仅仅在形式合理性的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在差异巨大的具体的组织背后，都隐藏着官僚制组织模型。
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遇到了“协作失灵”的问题，这意味着人类赖以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正在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压力。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要么面临着消失的命运，要么在形式上和性质上通过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而获得新生。组织亦如此。作为协作系统的组织是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组织形式需要被提升或改造成合作系统――合作制组织。
一、全球化对集体行动的新要求
在宏观视野中，当民族国家主权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尽管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成为专业的政治活动家们用以支持自己活动的资源，普通民众却开始把利益的增减作为其关注的重心了。比如，当巴黎的零售业出现萎缩迹象时，迎来了中国的购物团，有些人因此而欣喜若狂。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随着中国购物人数的增长，作为这一地区市民必需品的奶粉变得货源紧张，从而对当地的消费者形成了压力，引发了某种紧张。这些问题看似与主权扯不上边，但都是因为主权的淡化而引发的新现象。换言之，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是因为维护主权的需要而采取了封闭的措施。然而，当人们的关注重心从主权转向了经济利益，就会主动地开门迎客，希望更多的客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增长。当然，在经济利益的增长中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却没有理由因为这些负面的影响而关门歇业，重新把客人拒之门外。更不应当把此类事情提升到主权的争论和思考中去，而要围绕着利益的得失去谋求对策。所以，全球化中不断增长的人的流动，所造成的实质性的影响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消解。一个事实已经呈现出来：“伴随着经济、军事和文化自我管理很快变成了过去的事情，并日益成为想象或空洞的假说，国家倾向于退化为一个扩大的和受尊敬的警察管区。它被期望执行的功能就是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并因此防止这片土地变成流动资本的‘禁区’。”[1]（p.63）如果购买奶粉是法律所允许的，警察也就没有权力去控制，政府更不应当因为此事而大惊小怪。对于政府而言，当市场中一时出现了某种物品的匮乏或货源紧缺，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市场手段去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滥用权力的理由。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仅组织框架而且规范集体行动的因素，都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不仅在农业社会而且在工业社会，惯例亦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惯例构成了一种支配模式，“这种支配模式为寻找系统矛盾的个体解决方案创造了条件
”[1]（p.53），因而使社会治理的成本得到了节约。或者说，社会治理活动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惯例而不是破坏惯例的话，可以花较小的力气而达成较优的治理效果。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情况现在突然改变了，进而挑战了合理预测的各种力量，因为情况的变化并没有遵循稳定的逻辑或清晰的模式。由一个个非预期的片断组成的经历削弱了‘人们把他们的角色转换成连贯的故事的能力’。”[1]（p.53）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一切都变得断断续续，以至于人的行为不得不随时做出调整，即表现为间断式的随机行为。惯例失灵了，甚至没有惯例可以遵循了，每一项行为的发生，所面对的都是新环境，以至于必须做出新的判断和在新的起点上做出行为选择。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必须做出每前进一步都是新的开端的准备，过去取得的成功和业绩，并不是新的行动的“本钱”。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老本”可吃。我们也可以将此命名为“零点行动”，以便于我们在“零点行动”所指示的某种意义上确立起新的行动理念。
20世纪后期，在社会的组织化已经变得非常充分的时候，在一切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都需要通过组织进行的时候，组织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诚如鲍曼所指出的，“全球化把速度提高到极限，把距离甚至缩短为行动计算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它不可能是昔日的地域扩张” [1]（p.13）。在今天的世界中，“速度不再是手段，而是环境……速度是一种融入世界的永恒的物质，而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行动被作出，并在这种进程中获得了只有这种物质才能使之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特性……由接近域限速度的行动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与其说是突然的到达出现，不如说是迅速的消失（甚至是行动者在行动舞台上的缺失。行动者的在场不存在了，出现与消失融为一体）。新的速度不仅使行动成为临时的，实际上是不可阻止的，而且也使行动在本质上是不受惩罚的。行动的不受惩罚性表明，它的对象在本质上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的” [1]（p.13）。鲍曼在这里描述的是基于美国“9・11事件”经验的思考，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发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恐怖袭击不同于传统上的任何一种暴力攻击，虽然人们能够证明这类暴力事件是可以防止的，罪犯能够得到其应得的惩罚，但那只是在具体的某一件事上能够得到证明的，至多也只是在某个时期能够得到证明的。
实际情况则是在旧的民族国家框架下，预防或阻止此类事件的成本投入之巨大，有可能让一个社会无法承担。当然，在既有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如美国）可以将“反恐”的巨大成本转移给那些依附于它的边缘国，但是，随着中心―边缘结构的松动，随着依附性的减弱，这种成本转移的做法变得困难起来，而且会呈现出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即便是为了“反恐”这一共同目的结成国家联盟，运行起来也会显得没有效率，根本无法应付那种忽而出现转瞬又消失的恐怖袭击。所以，面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所有新问题，传统的解决问题思路已经不可行了。因为，诸如恐怖袭击等有害于社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成员发起的。虽然它在表现上会拥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但这种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具有传统的领袖特征，而是临时性的。即使消灭了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对那个组织即行动体来说，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反而会使更多的人去努力修炼出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能力。更为恐怖的是，似乎随时随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都可能突然实施恐怖袭击。这些新问题所具有的新特征都表明，行动者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是引发反社会、反人类行动的根源，只有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一根源，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出路。现实情况是，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一国内部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都存在着广泛的制造不满和怨恨的根源，然后等待着不满和怨恨发泄到无辜者身上。
这种情况需要优先考虑的依然是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的问题。在组织意识很弱的条件下，地域隔离使弱组织状态中的社会依然可以获得社会秩序。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大化，组织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组织要求，从而使组织模式多样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脱域化”是一条基本线索，全球化甚至会给人以民族国家边界消失的想象。这样一来，地理上无主权边界的世界也许就是人类的未来，它对如何组织人们开展社会生活的问题也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关注。纵观人类历史，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出不同的进化图谱，如文化的演进、科技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治理的文明化、民主对集权的替代、理性的持续增强……然而，所有这些方面，如果离开了社会的组织化，都是不可思议的，组织才是人类进步的奥秘所在。当我们把视线放在组织的问题上，立即就发现，官僚制组织代表了工业文明。事实上，工业文明也可以被认为是由官僚制组织所创造的。而合作制组织将是后工业文明的标志，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以及实践建构，也就是建构后工业社会的行动。在我们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征程中，
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全球风险社会，面对危机事件频发，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开展共同行动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谋求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型组织形式――合作组织。这说明，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重心放置在对合作制组织的建构上来，即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通过合作制组织的建构去寻求破解困扰我们的那些症结，并把人类顺利地引进后工业社会。比如，在反恐的问题上，官僚制组织的僵化，行动上的蠢笨，决定了它无法承担所应承担的任务，我们不可能运用官僚制组织去收获我们所期望的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反，在关于合作制组织建构的构想中，则可以发现解决当前重大的、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出路。
二、官僚制组织面临着挑战
法默尔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新的情境已经出现，公共行政领域也处在其中。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的某些发展暗示了在理解非层级的和消解官僚化的安排方面的问题。作为不受控制的艺术的批判的深刻意义则是另一个例子”[2]（p.303）。工业社会商品征服了世界，破坏了一切不能实现商品化的因素得以存在的基础。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一切领域的限制，呈现出一场非领域化的运动。这种非领域化意味着：“围墙已成为过去;商品已成为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官僚制也已成为过去。在文本的世界中，有的只是多样化的书写，但思维方式是根茎的、非线性的和游牧式的。这是非地域化的世界。我们没有一个专属公共行政理论的独特语言。”[2]（p.300）法默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思考对象的结构变化将推进非地域化的过程。我们必须对地域化手法的局限有所认识。后现代主义的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力图恢复已失去的知识统一性的企图受到了误解。然而，随着人为的学术边界时代的完结，后现代性也鼓吹学科自足性的终结。公共行政的结构随着学科与分支专业之间的围墙的倒塌而倒塌。” [2]（p.302）其实，不仅学科的围墙倒塌了，行动的边界也被踏平了或者说正被踏平。不仅公共行政必须接纳正在迅速生成的广泛的社会治理力量的介入，而且整个社会的领域边界都正在消融，领域融合的时代呼之欲出。
在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展的时代，韦伯从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中概括出了官僚制。那时，尽管文官制度已经建立，但官僚制还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存 在的，是对现实中多样化组织的一种共同特征的抽象。随着官僚制理论的传播和得到专家们的接受，对现实中的组织进化产生了影响，或者说组织的自然进化开始受到了官僚制理论的强力干预。因而，呈现出同形化的趋势，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组织的同形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所以，对于20世纪的组织发展而言，官僚制理论构成了一种先验模式，使组织将获得这一模式的理想特性作为变革的目标。在每一个组织都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则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同形化。就此而言，官僚制理论也可以看作是造成组织同形化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今天，官僚制组织正面临着挑战，
当前，“解构官僚制的第一个候选对象就是把好的公共行政理论等同于客观性这一‘宏大’叙事;根据这一叙事，理论越是优秀，客观性就越
大” [2]（p.254）。 “解构官僚制的第二个候选对象，要记住，就是这样一个叙事：效率是公共行政实践可行的目标。现在我们的讨论目标就是要说明如何运用这一解构策略，而不是让这一策略自行其是。这也意味着类似的概念，如效率，将被纳入类似的解构分析。” [2]（p.259）
20世纪，所谓“后官僚制”的时代断断续续地被人们反复提及，但由于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需要通过官僚制组织去实施管理，一直缺乏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认真探讨。只是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到令官僚制失灵的地步，寻求替代性组织形式的追求才成为一项严肃的任务。即便如此，由于工业社会管理行为的惯性，这项严肃的工作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面对危机事件频发的局面，面对信息技术迅速成长和广泛应用的现实，人们并没有在组织的结构性变革方面去进行负责任的探讨，反而是在官僚制组织框架下去谋求所谓的应急预案，甚至把信息技术作为强化官僚制组织结构的手段。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而言，这些做法都是非常消极的。在这个运行速度迅速加快的社会，在这个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组织来集结人们的共同行动。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因应这种要求而提出的。当然，就官僚制组织而言，它也是出于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而出现的。但官僚制组织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所遵循的是一种“化简原则”，所采用的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处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中，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而当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之后，官僚制组织的这些已经成为惯性的做法则使其表现出了功能缺失的状况。
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伯格的一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构想一种新型组织的追求。他们说，“诸种新的组织得以被建构，对合作与冲突进行规制的新系统能够形成，甚至新的市场也能够建立起来”[3]（p.13）。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需要扬弃官僚制组织的时代。即便是那些深受官僚制影响的学者 ，也试图寻求打破官僚制语境的出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我们时代的需求的话，就不能不在对新型组织的构想中去想象人类集体行动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而合作制组织恰恰是唯一的选项。在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中，“人们可以指望通过满足一切目的的抑或非常具有弹性的组织，来灵活机动地行事，而且，毋庸置疑，在此方向上会取得极大的进展”[3]（p.13）。尽管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深切地体察到了现实的要求，就不会躺在前人的理论成就之上贪享片刻安逸，而是需要去积极地开展行动，创造性地构想新型组织，并努力付诸实施。总之，“当现存的结构安排的权变特征，亦即人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显著，而且由此越来越难于对其加以合法化时，我们的智能工具――而且首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那种从结果到手段的推论模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于用来解决我们诸种难题” [3]（p.13）。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从刷新我们的观念开始，去清除一切妨碍我们展开创造性思维的因素，进而致力于合作制组织的建构。
组织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毋宁说组织就是为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而生的。但“生产”概念在内涵上的扩大以及性质上的变化都使组织方式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提高“生产率”的要求。因此，一些组织类型被淘汰或被挤压到了边缘。就官僚制组织而言，无疑最适宜于工业社会“大生产”的要求，而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又逐渐地使它显得不适应了。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投入于直接生产的人力大大减少，组织的任务更多地集中在如何调动和配置直接投入生产的人力和物力方面，即通过协调人力和物力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其中，首先是组织自身的协调。正是这种组织自身协调的要求，又提出了突破官僚制组织框架的要求，并以合作制组织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合作制组织的出现是根源于组织自身协调的追求。也正是这一点，为我们指出了合作制组织建设的又一基本方向，那就是对组织信息沟通的重视。
三、探讨合作制组织的生成
当工业社会充分实现了组织化后，官僚制组织就成了形式多样的组织的基本原型，组织管理模式与民主社会及其文化的离异倾向也愈益显现了出来，整个社会在实质的意义上产生了分裂。一方面是民主政治不断受到新理论和新观点的修缮;另一方面则是从属于合理性追求的一种不断刷新效率的组织管理模式一再地得到发明。这两个方面尽管在社会的总体运行意义上被捆绑在一起，而它们之间的那种根源于内在逻辑的冲突，却不时地以各种难以臆测的形式暴露出来，并生产出让人们难以承受的恶果。工业社会的这种内在冲突总是以周期性社会功能障碍的形式出现，特别是经常性地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代价，随着工业社会走到其发展顶峰，这种内在的冲突在每一次反射到表象的层面时，都显得尤为剧烈。
所以，最为根本的社会改造方案应当是从解决工业社会的民主政治和文化与组织管理模式间的这种结构性冲突入手，应当使民主融入组织的管理中，也使组织管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最为基本的和更为主要的内容。这种政治与组织管理的融合形态必然是一种全新的形态，在社会的意义上，它是合作的社会;在组织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扬弃和超越了官僚制组织的合作制组织。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确实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优势：“同样一个行动逻辑，却能适用于许许多多复杂多变的境遇，并在不同决策中体现出来。”[3]（p.65）这是因为，深深地蕴藏于组织之中的设计理念是成功的，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虽然我们在对组织进行解剖时所看到的是，组织无非是一些要素的机械性组合，甚至并不比一架钟表复杂多少，如果撇开组织的知识和智能系统的话，其结构可能要比一架钟表简单得多。然而，正是这一组织，能够应对许多复杂情况。当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组织所展现出的这种令人赞叹的能力一下子就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所拥有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终极性设计理念失效了，所以，组织赖以成立的基础被抽空了，这个被抽空了基础的大厦又怎能不轰然坍塌呢？这就是官僚制组织的命运。令人惋惜的是，在人类已经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当官僚制组织命悬一线的时候，人们却为了挽救生命而搜肠刮肚，不断地提出修补官僚制的
新方案。当这些方案在延续官僚制组织生命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却让社会为之付出代价，那就是承受危机事件的频繁骚扰。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进化是以生命的复制为前提的，没有基本方面的复制，进化也就无从理解。但是，当进化由量变引起质变时，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从而以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组织的发展也是这样，它在人类社会进步这样一个总体环境下呈现出不断进化的特征。在20世纪后期，虽然组织还在不断地复制官僚制，但边缘性意义上的进化也呈现出加速的态势。特别是在人类跨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新特征都反映到促进组织变革的要求上来了。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官僚制组织还会不断地被复制下去，而合作制组织的诸多特征呈现出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变化的趋势。所以，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组织变迁的时代，合作制组织正在生成的过程中。当然，合作制组织也会复制官僚制组织的那些基本的方面，但在合作制组织的演进中，
这些复制于官僚制组织的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当然，社会的变革促进了组织的变革，向合作制组织进化的历程是由社会的变革所推动的。可是，如果正在生成的合作制组织因素不能被复制的话，就很难最终成长出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类型。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的研究是为了改变官僚制组织的组织记忆，是要把那些新生成因素纳入组织记忆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组织记忆日益式微，同时，随着合作制组织的记忆日益增强，组织的进化也就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那样，合作制组织作为组织的一个“新种”，就能够被正式确立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图景相距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是触手可及的。
合作制组织是一种具体性的行动系统，会因任务和作用对象的差异而具有随机反应的能力。尽管合作制组织也有着与既有组织所共有的那种把各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重新组合起来的特征，但与以官僚制组织为原型的所有组织都不同，它不会强调组织结构的意义，不会过分地重视组织结构的作用，而是会更多地把组织结构看作为一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整合因素或调节方式。同样，合作制组织结构的弹性化，或者说，合作制组织的结构弱，并不意味着人的集合形态是无序的。也就是说，合作制组织中的人绝不是乌合之众，如果说它具有“去结构化”的特征，那仅仅意味着结构不是一种一经生成就相对稳定的结构，而是一种具有充分灵活性的结构。合作制组织之所以依然是一个系统，是因为组织目标明确，在一定时期――也许是非常短暂的时期内，也具有明确的任务以及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同时，合作制组织的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度也非常高，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种高依存度而使稳定的结构失去意义。或者说，这种高依存度使合作制组织在没有稳定结构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存在。其实，当一个系统需要依靠其结构的支持而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这个系统是一种拥有弱整合力量的系统，如果一个系统不需要以稳定的结构来加以支撑的话，反而是具有强整合力量的系统。合作制组织正是因为拥有非结构性的整合力量，所以，才是一种有机性更强的行动系统。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其实已经表现出了对合作制组织的热切期望。只不过这种热情流于经验，没有达到理论自觉而已。我们今天的一切社会性行动都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出一种要求，那就是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和既存的组织模式去应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各类社会问题。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普遍地意识到新的组织形式应当是集体行动的合作模式，但是，一旦付诸行动，就依然受到官僚制组织惯性所支配，表现出行动上的路径依赖。这说明合作制组织建构的过程必须是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需要通过理论自觉去开辟道路。“组织模式可以是为解决集体行为问题而构建的，因而也是人为的。” [3]（p.7）
我们只有把合作制组织的建构看作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才会拥有理论探索的勇气，才能够为实践设计出可鉴运用的合作制组织。所以，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构想也是一个广泛的合作过程。学者们有义务在这样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下，用自己的探索去实现合作制组织理论建构的合作行动，把自己的研究汇入合作制组织建构的合作进程中来。
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都是对官僚制的扬弃或超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无论官僚制组织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缺陷，也不管批评官僚制的声流汇成了多么巨大的毁灭性压力，都不意味着对官僚制的完全抛弃。我们把官僚制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是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的，即官僚制是工业文明整体上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也是一项我们必须加以继承的文明成就，如果简单地否定它，那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面对官僚制最积极的做法是更加明确地把它放置在工具的地位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把公共官僚制转变成实现我们共同梦想的更积极的力量”[2] （p.8）。总之，扬弃官僚制决不意味着把它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出去。就官僚制是人类组织文明的一种形式而言，它是有生命力的，在处理低度复杂和低度不确定性事务方面，它的效率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只有这样认识官僚制，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组织天然就是集体行动的形式，无论组织规模的大小，都无非是人们为了实现集体行动而集合到一起的形式。但是，不同的组织在达成集体行动时是有着不同表现的。官僚制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取决于组织设计的科学性，而合作制组织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除需要得到组织设计的科学性支持外，还取决于组织成员的合作意愿以及道德状况等。在合作制组织得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组织形式时，官僚制组织依然可以在那些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但应当看到，它所发挥的是补充和辅助的作用。
就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而言，在更广泛的社会行动中，需要通过合作制组织。恰恰是这种组织，在今天尚未得到研究，甚至尚未被人们意识到。这就决定了合作制组织的研究是关乎人类未来的一项重大的理论探索任务。
参考文献：
[2][美]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M].吴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法]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M].张月，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