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利用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试析夏商时期在中国南北方广泛分布，并具有极高社会价值的两类陶瓷器――“象鼻B”及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通过寻找二者在创烧与文化交流背景下的相同点，进而分析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东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一种文化交流模式――贡赋。
关键词： 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夏商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贡赋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
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
（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
（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
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
（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
（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
（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
（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
（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
（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
（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
（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
（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政权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
（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
（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
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
（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
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
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
（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
（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
（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
（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
（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
（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