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知曰常明”“取之有节”“圣王之制”等环保观念，设置环境保护机构，制定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实践，都对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先秦；思想家；环境保护；生态道德观；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生态伦理；当代价值
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①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刻提醒着人们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社会各界都在为改善生存环境，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努力。我国的环境保护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先秦环境保护思想所富含的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寻求到了一个足以能够支撑其理论的支点，同时对形成正确的环境保护价值体系具有导向功能，也为当代公共管理部门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先秦时期，民众统一的环境保护价值取向对统治者管理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先秦思想家通过对“天人合一”“知天畏命”“以时养之”等核心环境保护思想的阐述和宣扬，给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是非准则，有助于人们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
天人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先秦自然生态哲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先秦思想家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方东美先生曾说：“天人和谐的关系可分成六类，其中一半属于早期儒、道、墨三家伟大的系统。”②
“天人合一”把宇宙看成一个内部“生生不息”的平衡稳定整体，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并存协调发展。《周易》中最早以“与天地合其德”来表达“天人合一”这一理念。《乾・文言》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③这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系辞下传》中的“三才”论把天道、地道、人道视为一体，认为只有“三才”兼备才能构成一个存在物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天人合一”的这一核心生态伦理思想。
《周易》提出的天人思想为后世儒家和道家生态思想奠定了基石。儒家环境保护思想中，“天人合一”意识十分突出。“性天同一”是儒家“天人合一”论的理论基础，他们提倡人与“天”共生并存，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一致立场。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对“天人合一”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他的思想中却涵盖了这一命题。《孔子家语・郊问》篇引孔子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从万物来源于上天就像人来源于祖先的角度，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④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契合”“天人合于道”，把“天人合一”作为当时的人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重要标准来指导人们的思想。老子认识到，人和自然是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⑤此外，“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⑥中也得到了体现。
二、“仁民爱物”的惜生爱生理念
“仁”的含义不仅达之于人，也达之于物，尤其是对自然界。儒家以仁为本，推己及人、成己成物，明确提出了仁民爱物、厚德载物的环境保护思想。孔子认为人应善待万物，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⑦，将对待人的“仁爱”之心普及到整个大自然，对自然界生命充满了关怀。孟子“仁民爱物”思想是儒家“仁”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仁爱”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自然界的所有事物，仁民指“功至于百姓”⑧，爱物则“恩足以及禽兽”⑨。孟子曾对齐宣王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语？”⑩通过反问暗示“推恩及物”与“仁爱百姓”两者应当结合。
墨子的仁爱思想集中体现于其“兼爱”学说中。“兼爱”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兼相爱，交相利”“兼而爱之，从而利之”，主张人类将爱兼及自然，自然才会回报人类，“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三、“圣王之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识
四、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遵循自然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早在两千年前，先秦思想家就对“逆天而行”提出了警告。正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22}智慧的先哲们用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观察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得出了“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23}的结论。“三才”论中也蕴含着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对于天地间的阴阳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24}，从理论上昭示了人类的道德思想和行为活动应始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5}。
道家环保思想中“知曰常明”的理念体现在其对“自然无为”的推崇，道家鼓励人们敬天守时，遵循自然界的固有规律，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认为，真正的智慧是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老子曰：“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要“无为”，排除主观偏见，顺应自然规律。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6}，庄子也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27}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仅要熟悉自然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自然规律，适可而止，不能一味向自然索取，这样才能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取用有节，物尽其用，是先秦环保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资源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早在黄帝时期，节约生态资源的思想就已萌芽，《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黄帝教民“取地之财而节用之”“节用水火材物”{33}。《周易》中有一个专门的节卦，其中“节”的含义就是节制、适可而节。除此之外，节卦还包含统治者要以规章制度来约束，达到节制的目的的含义：“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34}。
孔子主张慎用资源，强调“取之有度”，禁止因为滥用资源而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物种灭绝。孔子要人们“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5}，将节俭看作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君主是否圣明的重要标准。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也曾告诫人们在采伐自然资源时一定要有所节制，反对对山上的树木破坏式的“斧斤伐之”“牛羊牧之”。基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荀子明确提出了“强本节用”的思想。《荀子・天论》有云：“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在荀子看来，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厉行节约才能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又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
“知止不殆，知足不辱”是道教生态观的主要表现。道教主张人类不能一味追求自身的发展，而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只关注眼前利益，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6}。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37}。
五、设置环保机构，建立环境保护法
为了保护环境，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主张设立专门的环保机构。五帝时代，舜通过四岳专门任命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除了虞外，专门保护环境的官员还有麓人、衡鹿，舟鲛，虞侯，祈望等，《左转・昭公二十年》中简单记载了各个机构相对应的职责：守护山林的官职为“衡鹿”（山林之木，衡鹿守之），管理川泽之类的官职为“舟鲛”（泽之萑蒲，舟鲛守之），管理薪柴之类的官职为“虞侯”（之薪蒸，虞侯守之），管理海产的官职为“祈望”（海之蜃盐，祈望守之）。”
《管子》是对环保机构的设置描述较多的一部著作，《管子・立政》中就以官名和机构合一的方式记录了当时国家机构设置的具体情况，例如“虞师”是指古代掌管山泽的官，“司空”为管理水利、营建之事的官，“司田”为管理农务的官，这些官员对应的部门类似于今天的林业、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所管辖的范围都直接与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有关。
先秦时期的统治者和思想者已经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和环保的重要性，并为此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法规及其配套的政策措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令，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夏禹曾下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38}。西周时期曾颁布《崇伐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先秦诸子中最先系统明确颁布法令，以法律的威严来震慑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是管子。《管子》最早制订的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法律是防火法、森林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管子》中保护森林的言论很多，《轻重己》中记载，天子曾发好夏天的禁令：禁止聚集民众，禁止引发大火，禁止砍伐大木，禁止开掘大山，禁止伐大泽。破坏大木、大山、大泽的行为于国是有害的。《管子・五行》也载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这是对爱护草木的要求。“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病雏殷，不夭魔”，按时这样做则能令草木繁茂而不至于凋落。
另外还有预防山洪、保护动物的法律等，如《管子》在治国方术中规劝国君夏天不要拦塞河水流入大川，不堵塞大山谷。不能大兴土木射杀鸟兽，“五政曰：令禁置设禽兽，毋杀飞鸟”{39}，春季三月时节不宰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以此来保护动物的生长。
管子还制定了有关矿产资源的严苛法律，《管子》规定：“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40}。
《管子》把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加强了对民众的公共卫生的关注，《禁藏》《度地》等篇中都对此有所描述，例如《禁藏》规定：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以消除其中毒气。《度地》中桓公问管子制服四害的方法时管子建议国君要对各部门的官吏训话，命令百姓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以防止使毒气污染食物器皿和饮水。
除了《管子》之外，《韩非子・内储说上》中也记载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时，曾制定“弃灰于道者被刑”法律。这些法律虽严苛，但说明了其对污染环境者的严厉态度。
六、先秦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环境保护思想作为当时农业文明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限制，具有时代局限性。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虽然也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只是提出了一些笼统而抽象的原则性思考，有关环保的法律和政策也缺乏系统性和科学的证明，使得当时的环境保护思想和现在中国保护环境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先秦思想的重要作用。先秦思想家的环境保护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环境保护，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一，为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环境保护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中国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融入到现代生活实践中，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李宗桂先生将“中国文化精神”看做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4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先秦诸子的环保思想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背景下，世代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影响深远。今天所提出的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都是在先秦时期“天人合一”“以时禁发”“取之有度”“圣王之制”等环境保护思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这些思想时刻提醒我们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先秦时期朴素的生态环保思想虽然受科学水平、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所限，但其所具有的超前的环保意识仍然给现代环保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研究先秦环保思想为当代确立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生态文化、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深入人心。
第二，为解决我国当前环境问题提供经验借鉴。马世骏先生所说：“研究中国环境问题发展史……这样，可使我们少走弯路，不犯或少犯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把我们的环境保护事业和四化建设搞得更好”。对先秦环保思想的研究最终目的还在于古为今用，为制定环境保护措施，推动当代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环保教育，树立环境危机意识。一种思想要发扬光大，离开教育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先秦统治者非常重视宣传教育，《论语》《孟子》《周礼》《礼记》等著作作为古代的教材对先秦时期和当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家将自己的环境保护思想融入到著作中，借此告诫统治者和世人要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的今天，环保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正确的环保价值导向对公民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培养公民的忧患意识，担当起传承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责任。另一方面，完善环保政策法律，加强环保机构的设置。任何行为的实施都要有强大的法律体系作支撑，并有相关的机构得以彻底地执行。目前我国环保立法和环保机构的设置还存在各种问题。一些重要领域缺乏专门立法，法律条款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仍欠缺、立法理念滞后、法律责任偏“软”等；另外，我国很多法律规定因着眼于向西方学习，缺乏对中国本土情况的考察而水土不服，执行困难。环保机构功能的发挥尚不令人满意，各部门各自为政，协调不力，各管一块“自留地”，多头管理，缺乏统筹，造成责权不明，职能交叉重叠。
先秦思想中环境破坏的禁令以及环保机构的设置，为当代公共部门的环保实践提供了借鉴。政府应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完善相关环境法规，继承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并纳入法律，明确法律责任、完善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制定出既能顺应全球形势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立法。同时，国家必须设置相应的部门，将对土地、空气、水、农业、林业等的管理纳入一个统一的部门，避免环境管理中的混乱无序、机构重叠和效率低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