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派思想沿革的生态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思想沿革的生态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思想沿革的生态视角
“赋权”概念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出现。赋权指的是社会中民众通过信息沟通、积极参与决策和采取行动的实践性互动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改变自己不利处境或者提升权力和能力,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赋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流行的概念,但互联网与赋权联系的相关研究则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流行之后开始的。
对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新媒体与赋权的研究,深圳大学丁未教授作了整体概括。丁未教授阐释了新媒体与赋权的兴起背景,指出互联网领军的新媒体技术迅速扩散与应用,促使传播与发展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在21世纪第三世界发展主题中,新媒体技术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赋权”一词由于其天然的被赋予提升弱势者权力的主旨而常与新媒体技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广中与消除数码鸿沟、女性发展等结合在一起,成为热门术语。
互联网赋权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受到关注。有学者关注互联网赋权现象,并撰写文章。比如于建嵘教授指出:在网络时代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的过程中,议题设置的目标主要是抗议和赋权。一般来说,意见领袖先进行抗议,表达心中的不满,再进行赋权,通过网络议题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力。清华大学曾繁旭副教授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使得媒体具有了赋权的功能,赋予民众某种权力。这种赋权的功能往往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只关注抗议,实际上媒体具有了某种赋权功能。②
两种对立的结论
面对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及其引发的同样的社会现象,研究者们得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
第一种观点肯定了互联网在公共事件中发挥的媒体效应,对互联网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进而对更进一步的民主寄予了厚望。如有西方学者提出:对于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赋权以及提高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质量,互联网拥有巨大的潜力。③中国有学者肯定了网络的媒体效应,在谈到网络时代如何将议题设置变成一个公共事件时认为:2009年中国的网民提出的很多议题都变成了公共事件,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指出,过去一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30%是由网络率先公开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④
第二种观点则对互联网本身及其提高民众权力的能力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在网络媒介事件中,由于目前门户网站没有采编权,只有进入传统媒体的消息,才可能进入门户网站,事实证明,网络议题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参与,很难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⑤有学者们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此一来,媒介话语建构和传递的过程也影响并再现了社会权力建构和传递的进程。网络虽然为平民大众提供了畅所欲言、表情达意的平台,网络舆论群情涌动,在某些事件当中甚至左右和改变了决策者的态度。从其言论开放自由的进步性而言,数量众多的网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领域的再造和书写。⑥虽然指出话语权力的存在,但这些学者最终认为网络象征性权力提供给人们的其实只是传播民主的幻象。
媒介技术决定论的生态视域
上述两种观点共同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媒介技术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每一种新媒介出现后,在给社会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即引起人们对其的思考:为什么这种媒介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如此变化?是否某种媒介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此种变化?于是,媒介技术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作为媒介研究领域的热点词汇浮出水面。
技术决定论可分为软、硬两种。其关键区别是对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影响社会变迁的认识。硬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技术是影响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而软技术决定论则认为虽然技术的影响是相对自主的。两种决定论可分别用式子表示:
T →S…………(硬技术决定论)
T+S(小)→S(大)…………(软技术决定论)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的一些局部因素,S(大)代表社会的整体变迁。⑦从中可以看出,两种决定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都是单一的,而不是互动和循环的。
在媒介研究领域,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往往被看做技术决定论者,比如,研究中重视技术的刘易斯·芒福德采用独特的视角,对历史仍然按照技术分期,认为文明的形态其实是机器产生的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因为其时空偏向理论赋予媒介技术重要地位,而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被贴上技术决定论标签的还有提出“地球村”和“媒介即讯息”论的马歇尔·麦克卢汉。针对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生态技术决定论,同时认为,如果说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是技术决定论者,相比较于硬技术决定论,他们更适合被认为是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他们重视传播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互动。但确切而言,媒介环境学仍是生态技术决定论者。
从媒介环境学派先驱的思想中可见,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沿革中就有研究问题的生态角度。帕特里克·格迪斯作为媒介环境学的先驱者研究媒介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持有人类生态学观点,而这影响了后来的媒介研究者如芒福德;芒福德提出技术有机论,认为技术是自然生命的延伸,主张技术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保罗·莱文森结合人类生态阐述了媒介进化观点,即媒介进化小生境理论。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观点尤其具有生态技术决定论的意味。莱文森将媒介放在人类生态的大环境中,明确了媒介在人类生存的规律。莱文森指出,媒介的人类学理论表明,媒介倾向于复制前技术的世界。⑧前技术世界,是人类的感官在没有技术干扰情况下自然生存的世界,是符合人类生态的、感官没有被延伸的世界。前技术世界是自然平衡和和谐,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其时,这种前技术世界的人类生态是媒介发展规律的依循所在。生存下来的媒介回应的环境必定是符合人类生态的、人类喜欢的真实环境。这样存在下来的媒介,就是找到了它的人类“小生境”的和谐媒介。
基于媒介环境学人的生态思想,我们提出媒介对社会影响的生态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决定论指的是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产生是一个与生态环境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生态环境可以大至全球、小至人类某一小生境生态环境。媒介技术和社会影响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多种因素、多元作用的复杂关系。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生态媒介决定论:
T+S(小)+S(大)→← S(小)+S(大)……
其中,T代表技术,S代表社会,S(小)代表社会中小的生态环境中诸多的生态因素,S(大)代表社会大的生态系统中诸多生态因素。我们从生态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对阿帕网的发展进行解释。1958年1月7日,美国总统正式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⑨ 1966年,阿帕网诞生。阿帕网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媒介技术与生态融合的重要性。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繁华盛景,即在于互联网适应了人类生态。作为互联网前身的阿帕网首先适应了DARPA这个小的生态环境,然后逐步适应了大一些的生态环境,即美国冷战时期政治、经济等生态因素的发展需要。然后,随着阿帕网的发展,其生存过程中接触到的生态系统逐步扩大,阿帕网能通过卫星通信与欧洲连接。在与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和谐适应中互动并逐渐发展,从T 和S(小)再到和S(大)的和谐互动,再到和大一些、再大一些的生态环境融合,然后再从 S(大)、 S(小)如其他洲的联系,互动回到T和 S(小)、S(大)。最终,阿帕网发展成了今天红遍世界的互联网。可见,互联网就这样遵循着生态技术决定论得以蓬勃发展。
结语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不是“软”或“硬”单极中的任何一极,技术是生态的。技术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取决于技术与人类生态的融合情况。生态地看待和使用技术,技术就能在与世界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相融中生存发展。媒介技术自同此理。所以,融入人类生态的媒介技术对人类权力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单一结论能概括的问题。
我们现在探讨互联网赋权问题,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媒介发展到互联网出现、兴起并昌盛的历史阶段,是因为对公共领域和民主的讨论兴起并已经成为全球的关注点。互联网具有赋权的能力、潜力,但我们不必因此欢呼或者沾沾自喜,以为互联网这种媒介带来的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赋权机遇。现在的传统媒介在媒介史上作为新媒介出现的时候,都因其对人们权力提升的现实和可能引起人们情绪上的反应,受到关注。报纸、广播、电视都在特定历史阶段赋予民主更丰盛的内容,媒体的赋权,自从媒体出现就开始存在,并将伴随整个媒介发展史而发展。媒介发展史以及媒介发展研究的历史都已经说明,媒介赋权是符合人类生态、媒介生态的大势所趋,而生态技术决定论是研究互联网赋权的视阈。对于使用媒介技术的人类而言,生态技术决定论就像是一条涓涓细流,渗透在人类社会中,流经世间所有或小或大的人类生态系统所覆盖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