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 言
在中国，先秦青铜货币研究非常盛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地的开发建设，青铜货币不断地被发现，即便针对个别货币，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见解，仅仅整理这些学说，就是一项庞大的工作。虽然先秦青铜货币的研究至今兴盛不衰，但遗憾的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相关考古学杂志上公布的新出土的货币却越来越少。我认为是由于新出土的货币多为农民偶然发现，而后便直接流入收藏家的手里，这是新出土货币不断减少的主要原因②。
在日本，先秦青铜货币研究不甚兴盛。战前，为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研究打下基础的加藤繁，开始对货币进行科学的研究；战后，从1950年到1960年，对先秦货币进行综合研究的是关野雄③，之后的稻叶一郎、佐原康夫、柿沼阳平等，多为个案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研究体系。
二、 研究方法和目的
对于个别货币的研究态度，中国和日本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中国，尽管使用考古资料，但相信文献资料，并从最初开始就将两者相结合的倾向性较强。这并不局限于货币研究，在出土文字资料研究方面也很普遍。与此相对，在日本以关野雄为代表的研究态度是，把货币视为纯粹的考古资料。尤其是有关先秦货币的文献记载是绝对欠缺，且残存史料的可信度又较低④，因此，对考古学的依赖程度高成为一种必然。《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是把货币归为考古资料，作为基础工作，首先是确定其考古学意义上的年代、流通范围，特别是，如果考古资料确定不了年代的话，其资料的价值就会减半，更不会有效地运用于历史研究当中。先秦货币作为埋藏品被出土后，若确定其年代是非常困难的，但还是尽量地试图对其进行了考古学意义上的编年。关于确定流通范围，唯独可以依据的是确定其出土位置的考古资料。然而，考古资料的出土往往是被其偶然性所支配，因此，出土分布和流通范围不一定十分准确，不能说已被发现的区域存在，而未被发现的区域就不存在。所以，在进行考古学的推断之后，我们有责任利用文献史料和其他材料对其加以验证。
在中国，由于货币发行是一种国家行为，因此对发行主体（谁发行的）则关注较少。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货币并不只局限于国家发行。中国，即便是在统一国家的汉王朝，也有“邓通”这种给予个人铸币权、或在民间给予铸造许可的货币⑤。探究个别货币的性质，必须要严格地明确其发行主体。《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的要旨在于，探讨和研究货币发行主体。
先秦货币的出土实例数量庞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另外，货币的文字释读、有关其年代、发行主体、特性、特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连续不断地发表出来，呈现出了见解上分歧较多、难以归纳的状态。因此，依靠计算机技术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在做研究的基础工作时，利用微软公司的卡式数据基础软件“FileMaker”，制作完成了先秦货币的数据库。该软件，数据的文字数量不受限制、可以收入图像资料，并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一些不断增加的零散而大量的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用于验证的记录（卡数）为，尖首刀1977件、空首布4719件、尖足布3074件、方足布（包括有孔的楚布）5957件、圆足布119件、锐角布230件、桥形方足布1301件、明刀1504件、齐大刀3946件、楚贝货1916件、楚金版1036件、圆钱3247件、其他（直刀、银布币、三孔布、戈币、钱牌等）高达899件。在这些件数中，虽然有些是重复的，但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货币数据库。各记录（卡）的项目当中，还设置了番号、种类、图版一、图版二、释文、出土地区、尺寸、重量、枚数、出处、所藏、出土情况、出土年月、国别及其他、地名等。
《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的研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探究个别货币的特性，而是为了系统地探寻在中国古代如何出现了青铜货币？这种货币是怎样发展的？并以此为基础，在时间和空间上把握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经济的实态，从而更清晰地辨识其时代的社会、都市以及国家的具象形态。
三、 先秦青铜货币的特性
中国的先秦时代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青铜货币，根据其形状，可大致分为刀钱（刀币）、布钱（布币）、贝货（贝币）、圆钱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可见，中国青铜货币的多样性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国，为何会产生如此种类繁多的青铜货币？有人认为，中国青铜货币的素材价值（对应素材的重量）和货币价值是与实体货币（以黄金或银为代表）相一致的⑥，而我认为，两者的价值是不对应的名目货币（以纸币为代表）。的确，货币是将其重量注入其中的物质，有重达40～50克的大型货币，假如把其铸熔为青铜原料，便可知其量的多寡。在大量流通的货币中，方足布和楚贝货等5克左右的居多。像这样的名目货币的流通，发行者的信用、尤其是经济支撑是很重要的。并且，青铜货币是介于特定的发行者与不特定的多数的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会发挥其功用。有关货币的多样性与各种货币的特性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加以思考。
然而，在分析中国古代青铜货币时有几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可以说，初期的青铜货币几乎没有文献史料的记载，并且，更多的是不清楚出土状况，只能依靠货币实物本身来探明其特性。在以往的研究中，针对流通时期、流通范围、发行主体、发行目的等有关货币的基本情况，各种恣意的解读不胜枚举，无法整理。首要的是必须确定事实关系，为此，《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汇集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并将其制作成数据库，为解明货币的基本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由于资料的因素，尚有部分基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以下，主要对货币形态与发行主体、发行目的的关系等研究成果予以概述。
（一） 青铜货币的形成――春秋时代
中国最初出现的青铜货币是布钱中的空首布和刀钱中的尖首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两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真货币⑦。 1. 布钱（空首布）
空首布的首部是空的（实际上是范土填塞的），它是把农具铜铲的残留部分原封不动地加以固定而形成的。我认为，空首布作为实物货币，是把具有实用性的铜铲直接地以原型呈现出来的一种货币。根据其肩部的形状，分为平肩空首布、耸肩空首布、斜肩空首布等三种类型。关于空首布的起源和流通时期，有从西周到战国等各种各样的说法，由于它与山西省曲沃县出土的平肩空首布相似，并从发现的相对大型的、原始的空首布的出土状态来看⑧，可以确定其出现于春秋中期。并且可以说，以上三种空首布是以春秋后期为中心广泛流通的货币。
空首布的铭文种类多达100种以上。有些人认为这些铭文是地名，但我认为，除中型、小型的平肩空首布或斜肩空首布外，并不都是地名。特别是多数流通的大型平肩空首布出土于洛阳一带的狭小区域范围，在王啄谥造出来并流通的货币，不可能有超过100个以上的铸造地，所以其铭文可能是铸造者的标识⑨。到现在为止，对发行主体还没有产生异议，但春秋后期，不断衰弱的周王朝已经没有发行货币的经济能力⑩。空首布的出土，正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这一时期，与都市发达地区11相吻合，可以考虑这些货币是都市工商业者铸造并发行的。
2. 刀钱（尖首刀）
尖首刀，把刃的部分与峰的部分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清晰地留下实用工具铜削刀的形状。与空首布一样，尖首刀也是由一般庶民使用的、直接源于实用器物的货币。关于尖首刀的流通时期，迄今有从春秋前期到战国等各种说法，由于在北京市延庆县的山戎墓地中发现了尖首刀12，所以可以明确春秋后期已经有尖首刀存在。此外，近年已明确还有多种形状的尖首刀存在，并进行了详细的区域划分和编年。
尖首刀的出土范围从燕的领地开始，分布在广袤的北方民族居住区域。据《左传》记载，春秋中期戎、狄等北方民族南下，其攻势令人瞩目，威胁着中原诸国。在尖首刀流通的春秋后期，其攻势日趋渐弱，在燕的领地内未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尖首刀的铭文也有近100种之多，有地名或是国名的说法。不过，发现铸入地名、国名的尖首刀数量并不多13，这些铭文也和空首布一样，我认为是铸造者的标识。尖首刀并不是国家权力的证明，可能是在民间铸造的、作为满足戎、狄等北方畜牧民族商业交易活动需要而发行的一种货币。但尖首刀的流通区域不像空首布流通区域那样，是工商业者较为活跃的都市发达地区。
早期在北方出现青铜货币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中原区域和北方地区经济活动较为活跃。中原地区都市的发展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活跃，刺激了北方经济，从而促使了货币的出现。关于这一点，今后有必要在探讨北方区域的经济状况中予以具体的阐释14。
（二） 青铜货币的发展――战国时代
1. 布钱（平首布）
出现于春秋中期至后期的空首布和尖首刀，到了战国时期更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空首布一方面开始向小型化发展，出现首部平缓的平首布，同时又分化出多种形状。有足部尖起的尖足布、足部呈方形的方足布（小方足布）、足部呈圆形的圆足布（圆首圆肩圆足布）、圆足布上有三个孔的三孔布、首部上边两侧呈锐角状突起的锐角布（有耳布）、还有股部呈拱桥状的桥形方足布（桥足布、方足大布），等等。其他还有，既是尖足布、又是方足布形状的类方足布，同样，还有呈圆足布形状的类圆足布、在细长的方足布首部上带孔的有孔方足布（楚大布或连布）等，若详细区分的话，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化。
平首布的最大特点是，除有问题的有孔方足布的部分平首布之外，都是把地名铸入其中的货币。至今已确认了尖足布50余种、方足布160种左右的地名，在其他种类的平首布中，地名的种类明显减少。在平首布的地名中，根据文献史料能够确认其位置的只有三分之一，几乎都是都市名，因此可以认定，平首布是在都市铸造并发行的货币。
方足布，其出土地区广泛分布在韩、魏、赵的三晋地区（包括周王祝┖脱嗟那域，地名的位置也基本在这一区域，是这一区域的都市发行并流通的货币；尖足布，从其出土区域和地名位置看，是在赵的都市发行、并在赵、燕的区域范围流通的货币；三孔布，基本没有出土范例，其发行地也存疑较多，根据地名考证，其为战国末期赵国货币的可能性较大。有关其他种类的平首布，出土范例较少，且无法确定其发行地的所属国别。
有关平首布的发行主体，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既然铸入都市名，就是都市的所属国作为国家发行的货币。然而，我们不能陷入只针对这一点的考察。一个都市有发行多种货币的情况，例如，在蔺这一地区就发行了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直刀钱、圆钱等货币。此外，还有同一货币存在多种字形的情况，例如，“平阳”方足布的“”字，右上边的“日”字的写法有五种之多。如果作为统一国家、统一发行货币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此外，还有一些理由可以否定是国家发行。虽然也确认有带国都地名的平首布，但这种货币的出土数量却不是很多15。另外还有，地名的位置与在其他国家都市发现的平首布的铸型距离相差甚远的情况16。如果平首布是由国家发行的话，这种情况恐怕也不可能发生。
战国时期，以三晋为中心的都市较为发达，并且这一区域的都市独立性很强17。我认为这一独立性来源于都市的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因为都市经济以货币的信用为支撑。平首布的主要出土地区，正是与这个发达的都市区域相吻合。看来，以三晋地区为中心发行的平首布，与由都市的民间工商业者们铸造、发行的这一观点并不矛盾。
不过，我认为在平首布当中有些厚重、大型的桥形方足布的发行，情形会略有不同。桥形方足布与其他平首布相比，是一种含铜量高、质量好的货币，并且铸有“安邑”和“梁”等魏的国都名，出土量相当大。另外，带有“梁”铭的大梁发行的货币，被铸入了与黄金的换算率，我认为这是当时的法律规定。还有，“安邑”布大量发行的战国中期，是秦攻魏的时期，在其他桥形方足布发行的都市当中，被认为是处于防卫最前线的货币。桥形方足布如此遭遇国难，魏国为了加强防卫，是否从都市的工商业手中调取军用资金，实行了特别发行？抑或是允许在都市发行的一种货币18。桥形方足布中虽然铸入的是都市名，但它的发行却与国家有很大关系。 2. 刀钱（明刀、直刀、齐大刀）
战国时期的刀钱，刃部消失、设有边廓，但没有平首布那样种类繁多。在燕国，直接从尖首刀变化而来，铸入“明”字的燕明刀（易刀）被铸造并发行。针对燕明刀的“明”字，虽然有多种解释，但近年，此字为燕国的国名“]”字之说，较具说服力。燕明刀的出土以燕为中心，数量庞大，无疑这是燕国的统一货币。与燕明刀类似的货币，还有称之齐明刀（易刀）的货币，这种货币的“明”字中“月”旁一侧折起，基本都出土于齐的区域。对于这些货币，有燕发行说和齐发行说，但未判定是民间发行还是国家发行。到了战国后期，出现了刀身和刀柄呈直线的直刀（圆首刀），从其出土地区和铭文地名看，认定是在赵国和中山国铸造并发行的货币。赵国的货币可以判定是在都市发行的，但中山国的则无法确定。
在刀币中较为特殊的是大型的、厚重的齐大刀（齐刀）。这种货币只出土于齐的区域，毫无疑问是齐国货币，但对于其发行、流通年代和特性，学界的见解分歧很大19。所有的齐大刀，都具有明显的边廓，并从其整体形状、铭文的字形等方面来看，可以考虑它不是春秋以前、而是战国中期以后流通的货币。特别是被认定为初期齐大刀的“即墨之大刀”、“安阳之大刀”、“齐之大刀”，是分别由各所属地名的都市发行的货币，是否为齐威王在国内强化统治、对外实行强大攻势的转型时期发行的货币？也可能是在特定的都市发行的一种特殊货币。齐大刀的背面都有“三十”的文字，这大概显示的是某种换算率。上述的三种齐大刀含铜率很高，与桥形方足布相同，可能是国家为了调配军用资金而发行的货币20。不过，后来发行的三字刀“齐大刀”的品质下降，因其发行量巨大，我认为是与化钱配套流通、并转化为国家发行的一般流通货币。
3. 贝货（楚贝货）
被认定为青铜的贝货，有无文铜贝和有文铜贝，前者是否为货币尚存疑问。有文铜贝是从战国时期楚国出土的，因此被称为楚贝货或是蚁鼻钱、鬼脸钱。有楚贝货的雏形是龟的说法21，一般则认为是宝贝（子安贝、海贝）。虽然，从实物货币宝贝直接转化而来是较为普遍的观点，但把宝贝看作货币则存在问题22，另外，楚国的宝贝和楚贝币在时间上是无法直接衔接的。楚贝币曾经是殷周以来中原诸国的统治者之间用于赠与交换的宝贝，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将其选作了货币的形式，因此，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具主观意念的、被创造出来的货币23。尤其是从“”字贝货的巨大的流通量来看，可以认为楚国实质上已经统一了货币，并视其为楚金版的辅助货币。
4. 圆钱（圆孔圆钱、方孔圆钱）
圆钱，有圆形孔的圆孔圆钱和方形孔的方孔圆钱。学界普遍认为，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圆孔圆钱，后来才出现方孔圆钱，但随着考古学意义上的持续发现，上述观点不一定准确。「垣」字圆孔圆钱等，从空首布和平首布等的承继关系看，还不能将其追溯为战国中期的货币，但秦方孔圆钱的半两钱，是从四川省青川县的墓葬中出土的，据此可以明确地将其追溯为战国中期的货币24。到目前为止，大致可把它们认定为战国中期同时出现的货币。
从魏国区域大量出土的「垣」字圆孔圆钱，含铜量极高，是一种高品质的货币，近似于桥形方足布。虽然尚无法证明魏国发行圆孔圆钱的目的是为了军用资金的调配，但因是都市发行，就不能否认它与国家的关系。圆孔圆钱，是魏国出于某种目的在都市发行的一种新形式货币。因此，我不认为它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的、在当时具有价值的货币，同时也不认为它是以实物纺轮为雏形而呈现的货币。不如说它是以统治者的仪礼性器物玉璧或玉环25为雏形制作的、渗透了统治者观念的一种货币。一两圆钱，更多人认为是秦早期的圆孔圆钱，但发现的实例极少，考古学意义上的出土实例只有一个26，因此把它看作一般的流通货币，颇为牵强。
同样，秦国的方孔圆钱的半两钱，我认为从最初开始就是秦国作为统一货币而铸造和发行的。秦的半两钱虽然被铸入了称之“半两”的重量，但其大小、重量却纷繁复杂。不过，半两钱是沿着秦军的出征路线出土的27，可以确认它的流通与国家密切相关。此外，秦律的《金布律》中规定禁止选钱，表明货币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的。而方孔圆形的形状，也是在象征“天圆地方”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28。在《吕氏春秋・园道篇》中，记载了作为国家统治理念的“天圆地方”观念，因此可以看出，秦在货币中反映了秦的国家统治理念。方孔圆钱的两甾钱集中发现于河南省南阳市附近，由于它是与秦区域内的半两钱一同出土，所以是秦的货币，并认定是在秦占领地区发行的一种地方货币。
（三） 青铜货币的统一――秦汉时代
至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多青铜货币，伴随着秦统一天下，而统一成秦的方孔圆钱半两钱。其后，推翻秦朝的汉朝，依然继续发行已减重的半两钱。到汉武帝时，虽然发行了新的五铢钱，但也还是方孔圆钱。之后，极为短暂的王莽时期，即便恢复了布钱和刀钱，也已不铸入地名。直到清朝灭亡，尽管铭文由重量变为年号（元号），但中国历代王朝的青铜货币，延续的依然是方孔圆钱。并且这种货币的形状，也决定了周边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货币形状。
方孔圆钱的货币形状，之所以持续地成为历代王朝青铜货币的基本形状，大概是因为与其他货币相比，在使用上更为便利。然而，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要因，就是其象征“天圆地方”的观念，与统治者的统治理念极为吻合。
四、结束语
在此，以上述内容为基础，有关货币的发行主体与形状的关系，根据其时代简单地用以下图示予以说明：
布钱和刀钱，是由青铜制农具和工具等在民间实用的、价值较高的器物转化而来的货币，并且这些货币最初是在民间铸造和流通的。发行主体为民间的货币，它的形状也明显地反映出具体实用器物的形状。民间的发行者采用这种形状，大概是为了使一般的货币使用者更易于接受。
然而，贝货和圆钱，是以仪礼用器物及统治者之间相互赠与的物品为雏形演化而来，更体现出它是统治理念被具象化的产物。这些货币，更加强烈地反映出统治者以及国家的意志。而实际上，这些货币都是国家参与铸造并发行的。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的青铜货币形状受发行者的强有力制约。在中国，具有多种形状和地名的青铜货币被有效地使用，是由于存在多种发行主体和目的。尤其是在三晋地区，货币随着时代而呈现多样化发展的原因，是在民间有多种多样的发行主体存在。都市的各种工商业者们以其经济实力为背景，发行了各种各样的货币。相反，国家发行货币时，必须要重视货币的统一性、抑制其多样性。可以说，秦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国家以民间发行的货币为雏形、又赋予一种新的形式发行的货币。例如，继承了尖首刀的燕明刀、将平首布厚重化的魏桥形方足布、将尖首刀变成独特形状并大型化的齐大刀，等等。后两种是国家为了特殊目的而发行的一种特殊货币，暂且不论。燕明刀显然是作为燕国的一般流通货币而发行的。燕国为何作为国家没有发行独特形式的货币？在燕国没有看到像北方的刀钱、三晋地区的布钱那样种类繁多又持续发展的货币，我认为与其都市不甚发达有关。虽然北方尖首刀经济的衰退与燕国的抬头有关，但对于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形态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探讨。
注释：
① 《春秋战国青铜货币的形成与展开》一书，2011年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作者江村治树，现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② 在日本，一些古币商人团体定期在百货商店等处举办展销会。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量的中国青铜货币流入日本，价格低廉。我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文物被盗掘后大量流向海外造成的。
③ 加藤繁的《中国货币史研究》一书，1991年由日本东洋文库出版，该书是根据战前加藤繁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讲义稿整理后刊行的；关野雄的论文分别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中国考古学研究》（1956年）、同成社的《中国考古学论考》（2005年）所收录。
④ 虽然在《管子》、《墨子》、《荀子》中能看到“刀”、“布”等词语，但其实际状态不甚明了；还有，在《汉书・食货志》里，可以看到周初齐太公的方孔圆钱以及周景王“大钱”的记载，但也都没有反映出其实际状态；同样，对《国语・周语》里“大钱”的形状也不甚明了。
⑤ 《史记・佞幸列传》中可以看到，文帝把铜山赐予邓通，并给予货币铸造权；另外，在“平准书”中，也有汉初承认民间铸币、文帝时期再次允许“故吴、邓氏钱布天下”的记载；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汉泽同盟都市，得到了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货币铸造权；即便是现代社会，也有来自地方自治体或商店街发行的地区货币存在。
⑥ 在日本，关野雄主张实体货币说（“先秦货币的重量单位”，被《中国考古学研究》〈注3〉收录）。
⑦ 有关中国的货币起源存在诸多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时代，大量的宝贝（子安贝、海贝）被随葬，有人把它说成是最初的货币。然而，宝贝是作为赠与物出现的，姑且不论其价值尺度和价值储存的作用，它到底是否起到过支付手段的功用，尚无法断定。此外，仿照宝贝的贝制、骨制或金属制（铜制、银制、金制等）的所谓“仿贝”也被随葬。我觉得，这些与其他作为埋葬钱的青铜货币不同，它们不是货币，视其为装饰品更为适宜。
⑧ 赵云锋：《记山西曲沃县出土的春秋布币――兼谈布币的起源问题》，《中国钱币》1996年第2期。
⑨ 赵宁夫、汲津：《试论建国以来河南出土钱币的学术价值》，《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
⑩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后期周王权不稳，公元前520年爆发王子朝之乱，开始了持续18年的内乱状态。另外，发行了耸肩空首布的晋国，君主王权也逐渐弱化，“六卿强，公室卑”的状态持续，至公元前453年出现三晋分立（《史记・晋世家》）。
11 无论是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市遗址分布）都证明，在战国时代，以河南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许多大型都市形成和发展的区域。并且，这一区域从西周以来都是交通要冲，由于经济活动的活跃，又成为经济都市发达地区（江村治树著《春秋战国秦汉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出版，第二部第三章；江村治树著《战国秦汉时代的都市与国家――从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角度的探讨》，白帝社，2005年出版）。
1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纪略》，《文物》1989年第8期。
13 已发现的尖首刀上的文字多为“六”、“八”等数字，以及干支的“己”、提示语“上”、解读为化或刀的“匕”等，而带有地名、国名文字的尖首刀却很少见。
14 以河北省涿鹿县为中心的区域，可以确认为战国时代赵国的交易都市，从中能看出当时经济活动的兴盛状况（江村治树“中国古代都市研究与实地调查――2007年10月蔚县、涿鹿县都市遗址调查”，研究代表：江村治树，平成2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都市及其周边》）。
15 魏都大梁发行的“梁邑”方足布，虽有出土范例，但与其他方足布比，数量并不多。“邯郸”尖足布在赵都邯郸发行，有人把“曾邑”方足布说成是韩都郑发行的，两种货币的出土范例都不多。发现方足布最多的地方是“安阳”，但其发行地尚未确认。
16 从中山国都灵寿古城和韩国都郑故城出土了赵的圆足布铸型（“蔺”、“离石”等）（《中国钱币》1995年第2期，第15页、第48页）。赵国的蔺、离石于公元前281年被秦国占领，因秦国不认可占领都市的军事及经济上的独立性，因此，拥有独自铸造和发行货币的都市权势者，有可能逃亡到中山或韩，铸造并发行货币。
17 江村治树著《春秋战国秦汉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出版）。
18 因在桥形方足布中有换算率的标识，许多观点认为是为了对外贸易而发行的货币（王毓铨著《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继而还有蔡运章（《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成增耀（《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丘光明（《考古》2001年第5期）等；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是国内流通的货币，如朱活著：《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郭若愚著：《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黄盛璋（《古文字研究（17）》，中华书局，1989年）等，但对换算对象却有各种推想。其出土区域集中在魏的范围内，因此，我认为是国内货币。
19 对于七种齐大刀的发行年代，有“都是春秋时期或之前”之说、有“分为春秋吕齐和战国田齐”之说、有“都是战国时期”之说，依据各自不同的说法，其货币的性质也有所不同。
20 齐威王在继位第9年时，突然强化国内统治，并对外发动攻势（《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滑稽列传》）。我认为，这一时期有必要进行大量的资金调配。
21 汪本初：《楚币蚁鼻钱渊源考》，《文物研究（11）》，第338页，黄山书社，1998年。
22 在中国，一般是把宝贝看作货币，但日本的佐原康夫则认为是咒术的葬具、装饰品、或是限定的、身份制的计算货币（《贝货小考》，《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年报（45）》2001年）；柿沼阳平认为，是作为生命或再生的象征，用于统治者之间的赠与或交换（《殷周时代中的宝贝文化及其‘记忆’》，《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2011年）。
23 带有小孔的楚贝货的形状是以殷周时代在统治者间用于赠与交换的大孔宝贝（以“朋”为单位）为雏形制造出来的，令人感到楚对周文化怀有较强的崇尚意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区域出土了装饰用的背磨式宝贝，但却未发现大孔式宝贝。
24 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25 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馆，1991年。
26 《长庆油田西安基地墓葬圜钱》，《中国钱币》2001年第2期。
27 蒋若是认为，先秦半两钱的出土集中在秦对外战争的战略要地，是用于军市的一种特殊货币（《论秦半两钱》，《华夏考古》1994年第2期）。
28 蔡运章：《战国圆钱概论》，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第138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