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要论及的1980年代诗歌视阈中的“江南”已经不再是政治经济地理版图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经过了诗性主体创设和文字构造成的精神图景和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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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年的鲁迅作为典型的江南人曾对江南表现过不满，如他所说的“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但是无论是对于众多的南方本土作家还是对于外省尤其是北方作家而言，江南显然已经不单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地域形象，而更多带有文化气象和文学性格的象征，“较之地理、行政和经济概念，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更难界定。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1]。
作为一个江南之外的旁观者，我不能避免像浙江的一个小说家曾经批评的那样带有刻板印象和惯见，“吴越这一块，也惨得很，被蒙上了不白之冤。而今人们（尤其是北方的同志）谈起吴越文化，就只晓得它的风花雪月、小家碧玉、秦淮名妓、西湖骚客”[2]。但无论如何“江南”在中国先锋诗歌地理版图上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域和文学想象的空间，“我不禁迎了上去：对，到江南去！我看见/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向前扑着”（张枣：《到江南去》）。而出生于重庆的柏桦在到过江南之后更是在2005年7月写给北岛的信中激动而自豪地高喊――“我刚到过伟大的江南”。北岛也对江南文化由衷地赞叹，“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个独特的气场的话，那么在其中凝聚着当代汉语诗歌的巨大能量，蓄势待发”[3]。
不管90年代的诗歌风水是否在“江南”，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是，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的挑战和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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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六朝古都、东南重镇的南京（又称金陵、秣陵、建康、建业、N州、上元、白下、江宁、集庆、应天，通过这些名字即可看出南京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以及动荡）却在抗战沦陷后渐渐失去了曾经的光辉和显赫的地位。而今我们更多的是在文学和诗歌记忆中回想当年南京的繁华，“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6]。南京也曾在诗歌史上谱写过一次次传奇，如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移居南京鸡笼山西邸后所形成的雅集唱和以及文人集团，也即以沈约、谢眺、王融为代表的竟陵八友。
南京东倚钟山、北临长江。六朝古都、金陵春梦的南京曾因为李后主的“隔江犹唱后庭花”、历来南渡和游历的著名诗人的歌咏以及曹雪芹的“秦淮风月忆繁华”而成就了汉语古典诗歌美学的经典之地。即使在工业和商业油污泛滥的今天，这个城市仍然会给我们在不经意间显现它曾经伟大而让人浮想联翩的诗意、清雅和娴静的一面，“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砂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7]。余怀在《板桥杂记》中也曾盛赞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而张岱对秦淮河的描述更是极尽语言之能事，“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o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8]。而南京的繁华、脂粉气和某种消颓的没落贵族气也使得这里的文人不免有些“英雄气短”。难怪当年的诗人萨都剌登上石头城会发出这样的慨叹“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也无怪乎后来的鲁迅所揶揄的“满洲人住江南三百年，便连骑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南京盛产亡国之君，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陈后主陈叔宝和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也未必全是历史的巧合。这个金粉之地甚至连歌妓都是如此的出名，美其名曰“秦淮八艳”（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马湘兰、卞玉京、顾横波和寇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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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浙为代表的“南方”诗歌可能像陈东东所说的带有更多的感性成分，更热烈、柔媚、繁复和细致，也更有梦和幻想的成分。而相较言之北方则更为理性、神圣、冷峻、刚毅、简明、粗砺以及清醒和现实[12]。然而可惜的是，由于诸多原因，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上，南京很长时期处于“无声”的存在。这是否也在更为内里的层面暗合了江南诗歌隐逸的古典传统？南京在当代诗歌历史中曾经在文革时期留给我们一首轰动一时的《知青之歌》（原名为《我的家乡》）――“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雄伟的大桥横跨长江威武雄壮，/巍峨的钟山就虎踞在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就伴随着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生活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道路就夺去了我的理想）/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生活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随着月儿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那终生的职责我的命运，/啊……（心上的人啊告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花朵就永远不能开放）/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这首歌的作者是毕业于南京第五中学（66届高中生）的任毅，当时是在他下乡插队江浦县时写成的。任毅却因为当时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而身陷囹圄。而此后，南京诗歌也只是在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大潮中才开始涌现了一批有个性的诗人。
当我一次次看到韩东1980年代照片的时候，这个瘦弱的南京诗人一贯地戴着他的眼镜，一贯的休闲服装和面无表情。这种波澜不惊的内隐和理性的影像正好与那些成都诗人和上海诗人产生了不小的反差。这似乎也显示了某种因为地方和文化性格所带来的诗歌美学和诗人行为上的差异。1985年韩东在北京见到了北岛、多多和骆一禾等诗人。1985年3月《他们》正式出刊。当韩东等“他们”诗人已经在南京甚至南方诗歌声名赫赫的时候，另一位西南诗人柏桦才于几年之后在南京与韩东相遇。这位西南诗人才开始惊讶于南京之美和江南诗歌风水的温润与伟大。
南京曾在一个时期里给那些从外地来到这里的诗人留下了极其暧昧的印象。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繁华、荣光连同苦难似乎一起被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它留给诗人们的只是中国地理版图上的一个省会城市，一个普通的世俗之地。而对于张枣而言，南京这座城市的存在更多是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从重庆来这里工作的诗人兼大学教师柏桦，“你已经是一个//英语教员。暗红的灯芯绒上装/结着细白的芝麻点。你领我/换几次车，丢开全城的陌生人。/这是郊外，‘这是我们的住房――/今夜它像水变成酒一样//没有谁会看出异样。’灯，用门/抵住夜的尾巴，窗帘掐紧夜的鬃毛，/于是在夜宽柔的怀抱，时间/便像欢醉的蟋蟀放肆起来。/隔壁，四邻的长梦陡然现出噩兆。……我冥想远方。别哭，我的忒勒玛科斯/这封迷信得瞒过母亲，直到/我们的铜矛刺尽她周身的黑暗”（张枣：《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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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据相关材料显示已经有六七百人死于这场空前的酷热。
而在渐渐清凉的八月末的一个晚上，来自重庆的诗人柏桦在南京登岸。他即将开始为期四年的南京生活。
到达南京的当晚，柏桦来不及整理行装就在一个并不显眼的住宅小区瑞金北村5楼见到了韩东。这也开始了对于柏桦而言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游历和诗歌写作时期。尽管此时已经是1980年代的尾声，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草草偃旗息鼓，而理想主义的诗歌年代也即将收场，但是韩东和柏桦的这次见面仍然是典型的80年代式的。他们互相交换刚刚完成的诗稿，阅读、点评、交流、饮酒、喝茶。我相信南京给柏桦的第一印象正呈现了曾经有着极其辉煌和灿烂历程的江南诗歌文化一样，南京在骨子里是如此契合这位诗人的精神气象。而当年南京所展现给柏桦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风景，而是文学、文化以及诗歌想象的风景。这种风景的无穷无尽的安静展开恰恰呈现了诗歌地理文化因子的遗存力量，尽管今天看来这种力量正在经受全球化时代野蛮推土机的摧毁。在此我将柏桦第一次到南京时的心理感受和诗意文化的影响和震撼直接抄录于此。我想它的力量远远超过我的聒噪和曲意的阐释。
我的诗歌在江南等待着新的出发点。……吃罢精致的素面和一盘豆腐干丝我们登上寺后的古城墙，墙上生长着齐腰高的荒草，在爬满青藤的城墙下面，曾流传过多少古代此刻的传奇――他们就是从这密林杀出重围，轻身跃过水中的小桥去某间密室做最后的一刺。我们漫步于长长的城墙，直到日影西斜、落霞散金，这时我已完全忘却了旅途的疲劳。晚间我们去了繁华如织、灯火通明的夫子庙，汽车运送着游客，店铺五彩流光。红楼、暗树、风俗、绸衣、摩肩接踵的人流在古色古香的秦淮河两岸一点也不显得拥挤，倍添人间之趣。我们在平凡而亲切的热闹间漫步胜于信步在幽寂的闲庭，韩东引我走上一座“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石桥，石桥的对岸就是典型的“秦淮人家”的深巷。月色朦胧下的乌衣巷依稀可见。[13] 由于当时柏桦工作的南京农业大学紧邻着中山陵，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里柏桦感受到“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这种曾有的帝王气象和难以言说的山水树木，明孝陵的布满青苔的拱门以及黄昏深处的民居和苍老的城楼都给这位来自重庆的诗人上了一次生动的文化地理课。而更为可贵的是在南京这座时刻让人充满宽怀和想象力的城市仍然时时闪现出古典遗风的神韵。刚到南京不久，柏桦在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过中山门。此时，成千上万的市民正涌向城外到梅花山赏梅踏春。我们能够在一次次的江南古诗的行间里想象这种难得的诗意之美，江南之美。
南京特有的山楂酒调浓了一个外来诗人的诗意和愁绪。
不久之后，柏桦写下了他到南京后的第一首诗作《往事》。在南京这座平和、安静又有着理性和沧桑的“中年”之美的城市，秋风中微醺的诗人似乎感受到了毛泽东时代早已结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一个新的时代也即将在南京这里不可阻挡地开始，“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平凡地穿着夏天的衣服/坐在这里，我的身旁/向我微笑/向我微露老年的害羞的乳房//我曾经多么热烈的旅途/那无知的疲乏/都停在这陌生的一刻/这善意的、令人哭泣的一刻/老年，如此多的鞠躬/本地普通话/温柔的色情的假牙/一腔烈火//我已集中精力看到了/中午的清风/它吹拂相遇的眼神/这伤感/这坦开的仁慈/这纯属旧时代的风流韵事//呵，这些无辜的使者/她们频频走动/悄悄叩门/满怀恋爱和敬仰/来到我经历太少的人生”。1988年夏末初秋，柏桦在南京写下的这首《往事》已经呈现出诗歌应有的节制和平和，而与此前柏桦诗歌的尖锐有了不小的差别。这既是当时诗人游历江南最初的触动，也带有个人命运和南京的特殊气息，“其中弥漫着南京的气味，树木、草地、落日的气味，江南游子、身世飘零，其间又夹着一点洋味。是我如此，还是江南如此，仿佛有某种命运的契合”[14]。在柏桦看来诗歌中的地理是容纳广泛的，这些地名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貌和气候、环境，而是在新的指意系统中有了丰富的所指，“这便是一词多义或符号多价性的结果。如我的一行诗‘好听的地名是南京’，这里‘南京’这个能指已经包含了多个所指，如江南、汉风、古都、中国哀愁、甚至我热爱的明代的二个文人，如南京的王月生、柳敬亭，他们也流动在‘南京’这个能指之中”[15]。
尽管柏桦在南京的时间只有四年，但是这些时日的南京显然以其难以言说的地方文化和诗歌气象深深影响甚至改变着像柏桦这样一个诗人以及写作。而近些年引起激烈争论的云南诗人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将诗歌和“地理”的关系推到了极致，此外还有陈先发的《鱼篓令》等。至于当年柳永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更是因为对杭州的极尽诗意的描述和空前的繁华景象而引起金主完颜亮投鞭渡江之意（《鹤林玉露》）。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地方会产生奇妙的心理影响和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它使我过去的尖锐变得柔和，既硬又软，或许南京的地理及风物潜在地影响了我。我曾说过我在南京经历了一次风景整容术”。至于柏桦南京时期的这些诗作“那是我对南京――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的一次献礼！至于对南京的感受是如何获得的，这就一言难尽了。但我曾生活在那里，我的饮食起居便顺应那里的节律，日复一日，连续四年，我自然就有了一点‘金陵春梦’的味道”[16]。
注 释：
[2]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3] 陈东东编：《将进酒》，封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4]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5]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6]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牛浦郎牵连多讼事鲍文卿整理旧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页。
[7]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庄濯江话旧秦淮河沈琼枝押解江都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页。
[9]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学丛书总序》，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10] 于坚：《滇风・主持人的话》，《上海文学》，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