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出版往事，一件小事。然而，它却一直缭绕我心间，长达25年。
我们仰望天空，清晰无云，朝阳与晚霞照常交替。百鸟飞翔，万物生长，人们按常态起居作息。
忽而，阴云密布，风雨大作，终日又难见阳光。然而，百鸟鸣啾，万物成长，人们依然不止作息。
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如这大自然、大社会，总是在这种单纯而又复杂、常态而又多变的境迂中向前发展。或者说，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多变，才形成一种丰富、瑰丽、多姿多彩，历经春夏秋冬，十年百年。
笔者这番话，是空话。空话而又常常想起，觉得里面也有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笔者就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段往事。1990年4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笔者谈论文学评论的一本小书《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读者可以看到，这本书没有“序”，在编排上露出了空缺。真实情况是，有“序”文，临到出书时被抽下来了。
那些年，笔者探寻和追求一种文学评论，它不是那种附着作品的说明文字，而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艺术。笔者的评论文章，水平不高，但一直奔这个方向努力。也就是说，一个评论家应该以自己的独立生命撞击作家的生命，评论文字也应该同好的作品一样，涌动着血和泪。我把多年这方面的文字集纳成了这本书，并请刘再复同志写一篇“序”。再复当时是我们的文学所所长，看了书稿，热心应承了。他支持我的主张，在“序”里出色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我高高兴兴把这篇序文连同书稿一并送往出版社。出版社编辑、发稿人，一律支持通行。然而，临到印刷出书时，再复的“序”被抽下来了。
这里，我把刘再复写的“序”转录如下。标题是：“在评论中注入燃烧的生命：贺兴安著《评论：独立的艺术世界》序”。全文如下：
每次读到贺兴安同志的“文”，总要自然地想起他的“人”。我并不认为“文”必定如其“人”。在许多情况下，“文如其人”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管锥篇》就列举了许多实例，说明“立意行文与立身行世，通而不同”的道理，批评把“文如其人”绝对化的观念。例如，唐太宗系一代雄才大略的英雄，“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而李商隐的诗娓娓言情，及涉及到许多“南国妖姬，丛台名妓”，但在实际上他还是洁身自好，“实不接于风流”。然而，《管锥篇》除了指出“不同”的一面，还指出“文”与“人”有相通的一面，它说：“观文章因未能灼见作者平生为人行事之‘真’，却颇足证其可为、愿为何如人，与夫其自负为及欲视己为何如人。”
在作家与作品中确实也有相通的一面。因此，对作家作品的考察，还是应当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剖析。
这种“具体”，落到了贺兴安处，我觉得他是“文如其人”的，相通的方面更为明显。他的“文”，正是他的真诚的心声，他的充满责任感的呐喊声。
我因工作关系，更多地是接触到“人”。贺兴安同志担任编辑工作多年，我从未听过他曾有“为他人做嫁衣裳”之类的感慨。他乐于此并在编辑工作中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倾注了他的不知疲倦的的热情。编辑工作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批评。他为了做好工作，不仅从事批评实践，而且还研究如何批评。于是，他便写了《可曾注入自己的生命》、《论评论的价值》、《批评家标准的双向运动》、《从技艺走向艺术的当代评论》、《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形式主义理论自身否定的联想》等研究批评的文章。在贺兴安同志这里，编辑，批评，研究，三者是融为一体的。
贺兴安的评论主张是十分鲜明的。他主张评论自身也应当是一种艺术，应当是如爱米尔・蒙泰居所说的是“第十位艺术女神”。他认为应当从描述、阐释、判断、主体价值等四个方面来表述评论的主体价值形态，而最后一点（主体价值）是最重要的，只有当评论家具有主体性地位，他的描述、阐释、判断才不是被动的，随人俯仰的。评论应当是主动的，充满个性的。一篇评论应当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此，他主张评论家，应当把文学艺术看成一种贯注自己生命的献身活动，应当从时代和人类生活的大潮里汲取自己的精神力量，从主客体的交融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创造能力，饱和感情、思想、才智的热情。
贺兴安同志是这种主体价值论的力倡者，也是这种评论的实践者。因此，在他的“文”与“人”、言与行、理与势之间几乎找不到什么“距离”。只要读一下贺兴安的评论，很快就会抓住他的特点，这种特点一是有独立的思想，二是倾注火样般的生命。他不甘心使自己的评论退化为一种可悲的附庸地位――一张可有可无的、或详或略的节目说明单，因此，他为评论的独立价值而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产生灵感和见识。可贵的是，他总是把这种见识放在自己的生命之炉中燃烧，煎熬，考验，于是，当他把这些见识奉献于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便见到一团蒸腾着生命气息的热，一股升华了的理性的火焰。
贺兴安同志大致是与我同一辈的人。我们这一代，意识到评论主体应当解放是比较晚的。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我们总是生活在他人的范畴与观念之中，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他人的掌握之中。意识到这种可悲的地位和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地位是近几年的事。然而，一旦有了这种觉醒，智慧就会随之获得解放并表现出力量。贺兴安同志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竞能不断地写，并积累成一部有独立见解的探寻文学评论的书籍，就说明了这一点。贺兴安同志摈弃了官样文章而获得生命气息的评论研究，所要告诉我们的“奥秘”，虽不艰深，但确实是要紧的。在今天，真正地觉悟到文学评论是一种献身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主体精神的献身活动的人，当然有，但不能说是很多的。
如今，掐指一算，二十五年过去了。这篇序文的落款是“刘再复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北京”。今天稍为年长的读者都知晓，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再复同志的文章当时不能发表。我这本书临到1990年4月印刷时，“序”文必得抽下来。
在此后长长的年月里，我把出版的书放在书架上，刘再复的手写“序”文另外放在抽屉里，分属两处。我一直珍藏这篇“序”文。后来，每当我打开这本书，仅翻看缺“序”的目录，总觉得它留下一个缺口，存在一个空当。在众多书伴、书友中，它像是一个秃发的缺帽者。
另外，我也想，我今天年近八十，不算低寿。如果在此前的25年里，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人世（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就不可能像现在坐在书桌旁了。我的这本谈评论的小书，也许在市面上、在书库里，还能找得到，而那篇被抽掉的刘再复同志的《序》，就可能永久湮没了。一想到此，又觉得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