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汝纶对严复所译《天演论》稿本提出了批评和修改建议，随后应邀作序，并在该书出版后尽力推销与宣扬，这已成为《天演论》出版史上的重要关节。在吴汝纶等人士的推扬下，《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汝纶与严复亦师亦友的交谊，也成就了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吴汝纶；严复；《天演论》；出版史
吴汝纶（1840-1903）为晚清桐城派的末代宗师，生前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之誉，为“曾（国藩）门四学士”之一。他以文章名世，“中外大疑大计，一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吴汝纶虽属传统士大夫，但并非抱残守缺者，他开办桐城学堂，传播新学，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以图强国保民，曾协助其办学的日本人早川新次为此称赞他为“瓜中国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与此同时，吴汝纶积极参与西学翻译出版活动，他与严复的交往及对《天演论》的推扬，可谓其中的典型。
一、“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
吴汝纶比严复年长14岁，又为当时文坛执牛耳的人物，两人相交，严复视吴汝纶为师长。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对西方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较为关注，同时颇具旧学功底。严复作为后起之秀，职卑言轻，需要吴汝纶这样的前辈扶植鼓吹；同时，吴汝纶深知中国积弊所在，希冀借助西学提振民心，也需要学贯中西者的支持。有资料显示，严译《天演论》尚未成书前即送至吴汝纶处，请后者批阅。吴汝纶在清光绪丙申（1896）七月_卜八日《答严幼陵》的信中对此给予肯定和赞赏：“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
严复有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败，从事《天演论》的翻译，旨在通过西方的“天演”“人治”之说，促使中国的“郅治终成”。在吴汝纶看来，《天演论》“名理绎络，笔势足穿九曲，而妙有抽刀断水之致，此海内奇作也。脱稿在迩，先睹为快”。他既对严复贯通中西的学问感佩不已，又对后者试图借助译书以唤起中国的自强精神尤为推重。
另据清光绪丁酉（1897）二月七日吴汝纶《答严幼陵》信可知，严复于丙申年底或丁酉年初将脱稿的《天演论》再次呈给吴汝纶，请其审看批阅。吴汝纶在此信中除了表达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的喜悦心情，“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的钦佩之隋外，另对严氏的翻译之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批评，主要涉及译稿应忠实于原书、注意引注规范等，“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
严复《天演论》初稿《译例》中称：“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这样一来，严复译文中经常杂引中国古书故事，“孔子曰”“孟子所谓”“庄周所云”等。从忠实于原著的角度而言，这些杂引之事，显然不够严谨；从取信于读者的角度，这些中国古人故事出现在西译著作，也难以令人信服。为此，吴汝纶建议，严复此书可以参照晋宋名流翻译佛书之例，这样可使得译著与自著“显分体制”，以为精当。
吴汝纶的这一建议，得到了严复的重视并被采纳。从现在通行的《天演论》版本可以看出，严复将“孔子日”“班固日”之类的话归入案语或小注，较为忠实地反映出译著的原貌。
二、“其书乃驳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出《天演论》后，托吕增祥转呈吴汝纶，并请吴汝纶赐序。大约在光绪戊戌（1898）正月间，吴汝纶着手为《天演论》作序。吴汝纶在序言中对严复所译《天演论》大为击赏，有“其书乃骏骏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至高评价。严复翻译文章推尚“信、达、雅”，这与桐城派提倡的文章讲求“考据”“辞章”及“雅洁”之说息息相通，而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告诫，更是对严复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信、达、雅”作为翻译语言标准的确立，对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当溯源到严复、吴汝纶那里。
当然，有论者指出严复翻译文章一味讲求雅洁，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理解，不利于学童受益，但从争取那些熟习古文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言，这种雅洁是最符合他们阅读习惯的，这从不少保守的士大夫为《天演论》倾倒而争相阅读就可见一斑。
严复虽认识到翻译之学有补于世，但“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吴汝纶作为清际桐城派宗师，出仕科甲正途，由其为严复所译《天演论》鼓吹，自然能起到非常之效果。甚至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可以说是源于清廷自身的一场思想革新运动，进化论思想之所以在晚清统治阶层得到回应，应该说与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所产生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
三、“仿香帅主持《时务报》之例，乃望畅行”
吴汝纶不仅为《天演论》作序，还将《天演论》《原富》《西国哲学史》《万国史要》等翻译出版的新作列入其设定的《学堂书目》。《学堂书目》为吴汝纶《与陆伯奎学使》书信的附录，其中详细罗列自小学堂至大学堂所学之中西科目。开列学堂参考书目，事关教育大计，吴汝纶想必经过深思熟虑。《天演论》被列入大学堂书目，足见他对该书的重视和推广。
吴汝纶除了通过学堂推介西学翻译出版之作，还在《答吕秋樵》的尺牍中显露出有意请他人帮助《天演论》销售之意，“似宜凭藉威力，请夔帅札饬各属购阅，仿香帅主持《时务报》之例，乃望畅行，乞转达几道（即严复）与王观察（即王文韶）裁幸”！
吕秋樵即为吕增祥，曾任开州知州，与吴汝纶及严复皆为儿女亲家。严复《天演论》初稿完成后，曾请吕增祥修改，1901年南京富文书局版《天演论》书名即由吕增祥题字，序言则由吴汝纶撰写。吴汝纶想仿照“香帅”张之洞主持《时务报》的前例，请军机大臣王文韶以行政的力量来帮助严复《天演论》做发行销售，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吴汝纶在批读《天演论》时，摘录其主要内容，记入日记之中，并于每节前加上标题，如“察变”“广义”“人为”等，由此形成了删节版《天演论》。1903年，吴汝纶去世，上海文明书局将吴汝纶日记所载删节版《天演论》排印，即为《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不仅仅是对严复《天演论》的删减，其中也包含着吴氏的某些思考，正如吴汝纶之子吴]生所言：“此编较之原本，删节过半，亦颇有更定，非仅录副也。”在20世纪初的十多年里，《天演论》在中国有三十多个版本，在中国的知识界广为传播，在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吴汝纶删节所作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流传最广。
吴汝纶对《天演论》稿本倾注了诸多心血。“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从严复的这副挽联中，足以看出他对吴汝纶的敬重。《天演论》的出版史，就是严复与吴汝纶的商讨史、合作史和交谊史。在国难当头、国力孱弱、国民不醒的国情下，《天演论》成了当时新旧知识分子的一剂救国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