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我国的智库发展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出版智库建设受到学界、业界和社会关注；有关出版智库的学术探讨和理论阐述也开始出现，异见纷呈，见仁见智。
但对出版智库内涵如何界定，类别如何区分，功能如何发挥，目标如何完成，服务对象（客户）如何确立，等等，似乎都还有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认识。边界不明、功能泛化、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比较突出。给人的印象是“出版智库是个筐，所有东西往里装”，管它出版理论还是实务，管它宏观还是中观微观，统统都装进去。传统的出版研究机构，似乎皆可华丽转身为出版智库，所有的成果都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智库成果。但事实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所谓智库，（它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而我国着力建设的新型出版智库正是国家智库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智库建设在出版领域、出版行业的具体化、专业化。党和政府对高端出版智库有很高的要求和期望。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是这样自我定位的：“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目标的‘t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国情研究院最大的“客户”就是党中央、国务院，这就决定了一定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想国家之未想。这种志存高远的智库定位也应是出版高端智库要学习和追求的。出版智库的“国家队”最直接的“客户”应是中宣部，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必要时更是直接服务党中央、国务院的出版政策制定和文化战略决策。高端出版智库对其他层级、类别的出版智库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国家对2017年新闻出版行业确定了“推进新闻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投融资问题研究”等14个重点课题项目，主要研究新闻出版（版权）领域宏观战略问题、理论前沿问题，通过公平竞争实现择优立项。正是这样的任务或课题赋予出版智库特有的职责和使命。在进行战略研究、对策研究的同时，出版智库还应是出版思想库，只是这种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而应是关乎出版的战略思想。
与其他智库一样，出版智库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国家队”和“地方队”的定位不会完全一样，“政府智库”与“企业智库”“高校智库”的作用也会有所区别，“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又各有特色。这些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目说某霭嬷强舛荚谥鸩浇ㄉ柚校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决策支撑体系。但所有出版智库无疑都应该紧紧围绕党和政府急需的重大课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围绕早日实现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的转化，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出版智库重点研究与出版业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研究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历史研究，还有诸多出版业中观乃至微观问题的研究，都不是智库可以一网打尽的。它们仍然是十分重要和有价值的。现在智库一热，出版业界和学界就容易一窝蜂去大建智库、大搞战略研究、抢做重大课题，以致成为“智库病”。其实，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方为正道。只有既切实抓好智库建设，又持之以恒全面研究各类出版问题，才能为出版事业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多样化、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