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开一代风气者。他的题字流传颇广，书法墨迹也为大家所熟悉，是瘦劲放开的一路。应该说，在许多人的心目里，胡适的墨迹还是很有名的。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的书法比起他的学问来，是差很大一截的；不过，他的学问若再比起他本身的名气，似乎又要差上一截了。
过去有句流行的时髦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就是因为胡适的学问好、名气大、交游广，大家纷纷以认识胡博士为荣。当然，事实确也大致如此，胡适留美归来，戴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头衔，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由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那一年，胡适才26岁。陈独秀对胡适十分欣赏，曾多次写信向蔡元培推荐。因为陈、胡两人“神交颇契”，胡适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就向《新青年》投稿，对于文学革命两人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1917年1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陈独秀赞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写了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加以声援。在陈氏的大力激赏下，随后胡适又接连在《新青年》上率先发表了白话诗以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因此而“暴得大名”，等到他这年9月正式走上北大讲台，已是名满天下、无人不晓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了。待第二年，胡适又被选任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是年底，他完成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基本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其后，他与陈独秀等人主编《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虽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他当时的新诗，未免有些幼稚浅薄，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之类，但在那个时代却已是非常不易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胡适也遭到守旧文人的不断抵制和批判。
尽管胡适极力倡导和鼓吹新文化运动，然而他自己却是有相当的旧学根底。有人称胡适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实一点也不为过。他学问渊博，从事的学术研究除了文学外，涉及哲学、历史、宗教等非常广，尤其是历史考证领域，更是成就卓著，如他的《蒲松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文，在史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还有对《红楼梦》的考证论著，也使之成为“新红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及“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等名句，至尽魅力不减，为后人时常引用。
1931年，他在一本《四十自述》的书中，曾记述了许多他少年读书的情景。他三岁不到时，就跟着父亲学识字写字，因为父亲教二十来岁的母亲认字读书，将生字用正楷写在四方的小红纸上，胡适就跟着在一旁认读、摹写。父亲死时胡适才四岁，跟着母亲回到家乡读私塾，他在自传中说，九年的家乡教育，“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从中我们可见他儿时于旧学和书法上所花的工力和打下的基础。
胡适的字其实和他的为人为文也十分相像，即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虽然，我没读过多少胡适先生的著作，但他的两位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以及唐德刚的《胡适杂记》却使我饶有兴趣地读过数遍。
这两本学生写老师的传记非常有名，为我们展示了胡适先生治学和做人的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胡适做学问非常严谨，他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的文笔清清爽爽，再深的学问也能表达得干净利落、晓畅通俗，这确实是他的高明之处。当时有位名教授温源宁在他的《一知半解》书中曾这样描写胡适：“任何人在他的面前都可以无拘无束，”“高傲者受到他的殷情款待会得意而去，愚拙者得到他的平等待客也能舒畅高兴。”
反之再观他的书法，同样也是有点平易近人、无拘无束，其章法自然朴素，落笔干净明了。他早年书法学苏东坡，后来不知为何，仅在起笔造型上还有些“苏体”的味道，而线条反倒似“瘦金体”了。若以书家的眼光来看，他的字在结体上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其线条虽瘦劲，但有些却明显偏细偏长，使整个字型略有松散之嫌。尤其是长撇和捺脚，都有“过”的感觉。不过这类特征倒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性风格，使人一望便知的“胡适体”。
上海浙江路北海路附近就有家老字号的茶叶店叫“程裕新茶号”，其招牌就是胡适所题。据说“文革”后此店重新开业时，并无“胡适体”的招牌，还是一位老茶客贡献出自家的一只茶叶罐，由于这只旧的茶叶罐头上还保留了胡适的一行题字，让这家茶叶店驳了样后，老字号才得以保留了珍贵的特色。
不过胡适除了写他那种有强烈特色的“胡适体”之外，他还能写一手结体紧密、随意的“尺牍体”。笔者曾见过多帧胡先生的尺牍书法，写得风流蕴藉、洒脱自如，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自然之境，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怀。“但开风气不为师”，是胡适先生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虽然适之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做了许多“开风气”之先的“名山事业”，然而他的风格品性、他的字里行间中却丝毫不见孤傲、藐视一切的大师作派。也许正是他的谦逊、热情和“不为师”的品格，所以他的字读起来似乎也有一种平实、亲近的自然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