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活到了耄耋之年的晚境。从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到现在的“七十八十不稀奇”，时代的变化暗喻着人的生命长度也在扩展。我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有随时听从死神召唤的思想准备，所以看世事已经十分淡然。不过因为从小受到的文学作品影响而踏上了一条“笔耕”的不归路，所以直到现在，仍不时产生一种写作欲望的冲动。这在有些人看来，有点难以理解。我自己也不时在想，我这是为名还是为利呢？以我的禀赋和才具，再想获得什么“大名”，岂非痴心妄想？至于利，现在可怜的稿酬，有人问我一篇文章拿多少稿费时，我都不好意思回答。只有圈内人知道，没有几个人是可以依靠稿酬养家糊口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这种作为，实在也无法说得很清楚。
不过就我自己的实际状况而言，我之所以仍不时地写点东西，是与我的睡眠状态极差有关的。我晚上的睡眠时间，可以用一句“化整为零”来加以描述。能够一次性睡上两个小时，对我就是幸运之至了。总是睡了一个小时左右就醒了，然后胡思乱想一气，再睡;于是反复数次，天就亮了。正是在每次睡眠的间隙中，我的胡思乱想，常常促成我的写作欲望。我虽以写诗评诗论为主，但也不时写点随感之类的短文。这类短文大都是睡不着觉时胡思乱想所致。
这次的“闻风不动思有邪”，就是多次不眠中胡思乱想时产生的“灵感”。洛夫有一首招牌诗是《因为风的缘故》，我多次听过别人的朗诵，也为之动容并联想翩翩。可是我从中回忆起，自己在读大学时写的《关于抒情诗》中，曾经把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作为靶子批判了一通。数十年之后我不知反复读诵默背了多少次此诗，其实心里是十分喜欢此诗的。这自然是说明我内心深处其实是有意地“误读”其一些内涵的。更引起我内心深深共鸣的还是曾卓那首《悬崖边的树》。这首诗在1980年以后曾经红极一时，都把它作为一种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而加以解读。我是有过被那阵“奇异的风”吹落悬崖的命运经历的人，只是我的思想境界没有那种在悬崖上依然展翅欲飞的崇高境界。不过这首诗的确是我非常喜爱的倾心之作。特别是诗中的结句：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我认为这两句诗的塑型性和深刻性，绝不亚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果说北岛的诗是概括了一种“时代风貌”的话，曾卓的诗则是塑型了几代人的精神形象。谓予不信，不妨多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人的种种表现和作为罢。
“风”本来是一种无形状可言的自然现象，为什么它会如此广泛地被运用于我们生活中各种不同场合的“隐喻”呢？遇上惠及人们生活安定祥和的事情，会说是“如沐春风”;碰到什么压力或预感不利的事情的降临，就说“风声紧”了;多年前还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叫作“闻风而动”。如此等等。“风”的隐喻内涵多变而复杂，似乎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我正是从这种种对“风”的不同隐喻中，突然地想到了，人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场合与情景中为“风”所左右呢？我们生而为人，号称万物之灵长，既然能够对“风”给予各式各样的隐喻式的命名，为什么不能在它的面前坚定一次，做到“闻风不动”地坚守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呢？
再说到“思有邪”，这自然是有意地同孔老夫子的“思无邪”开的一个玩笑。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我就想，真的如此吗？按照非礼勿视的教导，“诗三百”中的一些诗，真的是“思无邪”吗？恐怕孔老夫子有点故意地实行着“以偏概全”的谋略来维护其正统观念了罢。而且从人的实际生活状态来看，有什么人能够真正做到无时无刻都是“思无邪”呢？这也未免有点过于拔高人的本性和品格了。所以我就想，“思有邪”应该是一种“情理之中”应有的一种现象。当然，这个邪也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邪行，而是符合人性本真状态的所谓“邪念”或出轨行为吧。所谓的“水至清则无鱼”嘛，毫无瑕疵的十全十美，不过是理想中的存在而已。
基于以上这些零星的胡思乱想，我突然在脑际里冒出一句“闻风不动思有邪”的格言式语言，并且为此而念念不忘。心里想到，不妨找一个机会，请书法家写下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以起到提醒和警悟的作用。
去年深秋，泰州文联邀请洛夫入驻秋雪湖写作中心，我有幸陪同，在他为各色人书写“墨宝”之余，我终于开口请他为我写下此七个字。他在挥毫之余，自我欣赏式地说道，“这几个字写得还有点劲道”。我不禁点首附和。
本来我只是想把洛夫写的这幅字装裱起来留作闲时欣赏，别无深意的。不料初冬时，河南的马新朝电邀到鄢陵作一次游玩。我自知年岁已高，一般不单独远出，以免给别人造成麻烦，但此次马新朝说同时邀请了子川，有他作伴，我便慨然答应了。到了鄢陵才知道，这次邀请的人还不少，特别是我熟悉的朋友林莽、张洪波等都到场了。在参观旅游尽兴之余，主办方还邀请诗人书家留下墨宝，我突然萌发一个想法，何不借此请熟悉的诗人书家为我也写下此句“格言”，以作一次“大拼盘”呢。
于是我对马新朝说，我给你们号称“南川北马关东张”的三位诗人书法家出一道“同题词”，就是“闻风不动思有邪”。在一起的子川和张洪波都表示同意。最先动笔的是子川，他大概对“思无邪”印象太深，写成了“闻风不动思无邪”，我一发现就说“错了”，他猛然一悟，立即将写好的“报废”。再写时我就站在旁边盯住了。接着张洪波也挥毫大气凛然地写了一幅整张纸的狂草。此幅字虽然气魄雄浑，但他本人似不甚满意。果然在他返长春后，又另写了一幅极佳的篆体给我。只有马新朝，当场挥毫写了一幅隶书体，他毕竟老道而沉稳，一挥而就且效果极佳。
当时在场的许多诗人，一方面为这些书法家的高超书艺称赞，而对我的七字命意似乎都有心领神会。令我十分意外又感动的是，在我离开书写现场时，林莽竟然也一时兴起，写了一幅别具意味的字：“文风不动思有邪”，在条幅的左上角上以小字注曰：文即闻也。我猜想，他是对我另怀勉励，希望要做到“文风不动”，故意地把闻写成了文。文人之间的心心相印，由此亦可见一斑。我自然会深切领会林莽对我的希望和期冀，尽力之能及地“文风不动”而不是随风而动。
回到扬州之后，有一次在陈社F家小聚，我把这次在鄢陵的趣闻告之于他。他是扬州的首席书法家，随即对我说：你告诉我这件事，是不是想我也写一幅？我答曰：你是一字千金的人，我岂敢随意要字。他极爽快地说：明天我就写，并把七个字打在了手机上。果然，两天之后他就写好了并交给我儿子带给我了。
记录下这一次为我书写“七字铭”的诸位书家的行为，是因为此事虽为朋友间的友情之举，其实却显示出文人间的一些真性情。一般来说，现在对于已经有一定名声和影响的书法家，人们是不敢轻易向他们索要墨宝的。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问人家要字，等于问人家要钱。我相信他的说法有一定理由，但我更相信，我的这些朋友还不至于以为我是在请他们“扶贫”，我更不会把他们的书法变成“人民币”的。
说穿了，我请这些朋友写同样的“七字铭”，说得文雅点是一种“雅兴”，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胡思乱想凝聚成言简而意明的大白话。至于每个人对此会作何种联想，那就是各人的心思了。我只是一个卑微平凡的人，谈不上有什么雄心壮志或济世宏图，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表达些许悲悯又可怜的人生感受而已，切切不可以为我有什么深文大义的居心，那就太抬举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