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是新闻媒体进行新闻生产的重要议题，经济风险、环境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等频频见诸媒体，而媒体对风险议题进行报道的过程往往也是定义风险、建构风险的过程。探讨大众媒介是如何进行风险议题的新闻框架设计，如何参与风险传播从而建构风险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而受媒体定位、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媒体在对风险议题进行新闻生产和框架设计时也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实证研究，以《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对风险议题的框架选择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媒体在风险议题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关键词：风险议题;新闻框架;传播
风险议题的特征及媒体的角色
风险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西里・贝克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而这些始于现代文明的“风险”正将人类社会引人一个全新的时代――风险社会。①当下，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而来的经济风险，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来的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恶化以及食品安全风险等，都是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风险信息的传播依赖多元化的沟通平台，大众媒体不仅在风险告知、危机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担负着定义风险的职责。所谓定义风险，是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和视角去阐释突发事件的风险性。模式和视角不同，同一事件也会被赋予不同的风险意义。因而，新闻媒体既是激发舆论的导火索，也是疏导风险、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力量。
所谓新闻框架，即对新闻加以选择、强调、描述的原则，它关乎报道中存在着什么，发生了什么，其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框架决定了什么是重大的或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决定了对新闻的遴选意向，也决定了记者和编辑在具体采编过程中为受众预设的文化想象。②
研究问题及设计
2013年8月的恒天然乳制品质量问题是一项典型的风险议题，在对该问题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不同的媒体呈现出了差异化的框架选择，本文基于《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和英国《独立报》在2013年8月进行的围绕该事件的报道，从以下角度着手，尝试分析风险议题的新闻框架设计：
报道角度。如前所述，新闻框架往往决定了编辑部的新闻遴选意向，因而，新闻报道的角度选择是新闻框架设计的开端，“人们发现，在报纸版面的方寸之间，在电视报道的分秒之中，风险很少遵守科学规定的级别。空难死亡出现在头版的可能性是癌症死亡的6000倍，核事故受到的关注比吸烟导致死亡多得多。”③对于一个风险事件从怎样的视角进行关注和追踪，当该议题进入媒体视野后，如何建构它而使其成为公共意识的焦点，这些都考验着编辑的智慧。
报道倾向。作出恰当的新闻选择后，编辑要对通过对内容和角度的选择性呈现，建构不同的报道和解读框架，从而使同一事件呈现出多元异质的面貌。框架的意义正是在于强化相关新闻事件与媒体暗含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基于媒体的自身定位，在对同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往往会表现出媒体特定的情感倾向，从而对受众产生不同的影响。
媒体功能。在对风险议题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媒体的主要功能往往包括为风险信息沟通、风险评估解读、风险控制分析和风险决策引导四个层级。这个层面的观察可以看出媒体定位的差异及其对新闻内容生产的影响。
叙事文本。从报道类型、体裁和叙事元素方面总结三报对该风险议题的报道特征，据此考察三报在报道结构如何形成自身的风险框架。
本文的研究选取的时间段是从2013年8月5日(恒天然集团乳制品被爆出含有肉毒杆菌之日)到8月31日，笔者以“恒天然”为关键词，分别在人民数据库和《南方都市报》(数字报完整版)中进行搜索，结果显示，该时间段中，《人民日报》对该事件的报道共计13篇，《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共计31篇，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共计5篇。
研究结果
一、从报道角度分析，媒体对风险议题的新闻框架可以分为科学框架、监督框架和民生框架。科学框架即在新闻报道中集中寻求对风险的科学解释和评估。在这样的框架中的报道往往表现为专业主义取向的平衡性报道。科学框架无疑更符合新闻客观平衡的原则要求，但现实中，在科学导向的屏障下，常常在无形中放大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负面影响。监督框架下的报道侧重点在于追踪事件的进展，揭露事件的真相。此类报道充分体现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但容易导致对风险后果估计不足，从而暴露出观点狭促、缺乏科学精神的弊端。民生框架即带着民生主义的取向，突出社会民众的利益，往往在报道中对当事方进行强烈的批判，并强调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呼吁相关部门解答公众困惑，这些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社会民众的关怀及对其消费权益的重视。
许多报道具有一个或多个框架的表征，但总体而言，《人民日报》的报道更多的是采用监督框架和民生框架，更倾向于从危及民生的角度对恒天然事件进行定性和追踪，报道几乎均以奶粉安全监管和警示为叙事的出发点，如《记取恒天然的教训》《妥善处理恒天然事件，努力完善检验和监管》《恒天然一些生产环节需改进》《新西兰拟成立专门机构彻查“毒奶粉”事件》等都是典型的监督框架，而《质检总局再发消费警示》《费心找安全奶粉，不如母乳喂养》等则更多体现民生的呼吁。
相比之下，《南方都市报》尽管也存在大量监督框架的报道，但更偏重科学性的视角，除对肉毒杆菌、奶粉检验指标等专业概念做了诸多解读外，也不乏从经济学、政治学角度对该事件的理性分析，如《肉毒杆菌基本不会被列入检测项目》《专家：肉毒杆菌不是常规检测项目》等就呈现出了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话语取向。
而在英国《独立报》关于此风险议题为数不多的报道中，采用的新闻框架比较单一，科学框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报道，主要包括对事实的描述和对事件影响的科学预估，如《The Business Matrix： Tuesday6August 2013》等。
二、从报道倾向分析，媒体对风险议题的新闻框架可以归纳为消极性框架和积极性框架。消极性框架即在报道中更加关注并强调风险潜在的负面后果，侧重对未来不利形势的预估和危险的判断，体现为对现状的忧虑和对相关主体的质疑。④此种框架往往拥有更强的情感号召力和更高的公众参与度，但易形成对风险的过分放大。积极性框架主要是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重视对风险后果的正面导向，往往体现为风险控制取向的观点性报道，强调风险可控可避。此类框架在对控制风险、维护稳定方面进行舆论引导方面效果明显，但受积极性风险框架影响的受众在风险认知水平上却明显低于消极性框架。
通过分析发现，《人民日报》的13篇报道中，62%以上属于积极性框架，报道关注的重点在于相关部门在事件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对未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肯定。在事件发生前两天(2013年8月5日、8月6日)，《人民日报》即连续发布4篇报道，表明相关问题奶粉已被召回或下架，体现了其对风险控制与决策的突出干预，表现出对现状合理性的积极维护。这与其在国内报纸中的指导性地位以及一贯坚持的正面导向职能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积极性报道框架固然是“维稳”的必要手段，但无论是在消息来源上倚重官方的统一发布，还是在风险控制上积极配合政府宣传，《人民日报》都在为公众理解风险科学和参与技术权衡的过程中增添了一定的政治判断，这对于受众真实认知风险不利。
相比之下，《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总体上是比较平衡中立的报道，但也有诸多对事件的追问和探究，对事件有更密切的追踪，表现出较多对于奶粉质量问题的隐忧和对相关责任主体的质疑。对于受众而言，这样的话语表达往往更能引起共鸣。
在态度方面，《独立报》表现审慎，倾向专业主义取向的平衡性报道，报道中几乎没有评论性话语。
三、媒体进行风险报道时，从信息沟通、评估解读、控制分析到决策引导，呈现的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与媒体的定位和层级相关。观察《南方都市报》和《人民日报》对该风险议题的框架设计，可以看出，由于《南方都市报》在创立之初就提出“公民社会的启蒙者，时代进步的记录者”，与党报形成鲜明对比，观点尖锐，因而其报道更多地是在信息沟通和风险解读层面：一方面着力还原事件原貌，呈现中国政府、新西兰政府、各受牵连企业的回应，另一方面对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拷问解读。
而《人民日报》作为典型的党报，始终把舆论导向和宣传功能放在首位，因而报道中更多地深入到风险控制和决策引导层面：一方面对可能陷入恐慌的公众情绪进行积极的疏导，表示该风险可控;另一方面积极配合政策宣传，着力报道中国政府对事件采取的措施。
随着媒体功能层级逐步加强，《独立报》的参与程度减弱得更为明显。尽管在该议题上，《独立报》的报道并不如国内数量多，但几乎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在风险信息沟通和风险评估解读两个基础项上基本覆盖了所有报道。
四、受新闻框架差异的影响，三报对该风险议题进行报道时的叙事文本也存在差异。《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事件性和非事件性报道的比例基本持平，但《人民日报》没有出现调查性报道，而均以客观事件的描述和观点性报道的形式出现。《南方都市报》仅有两篇观点性报道，虽然仍以描述性报道为主，但出现了诸多关于事件的深度调查报道。而《独立报》则均为事件性报道，没有观点性报道。
结论
根据对以上四个指标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人民日报》在恒天然事件中秉承的是风险控制取向，采取比较积极的报道框架和民生框架，基于有益于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管控目的而展开叙事框架。如前所述，传媒在促进受众的风险认知与社会的风险沟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动力和新风险的源头。而《人民日报》这种积极的、控制的、民生的报道框架则可以较好地避免媒体成为风险传播中的推波助澜者，但此类受制于政治主导的报道框架，毕竟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甚至可能造成公众知情权上的缺失。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框架则体现出科学的、消极的、平衡的特征，此类框架更加符合新闻报道的客观审慎要求，但如何在完整呈现、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和防止对风险的过分夸大、警惕公众恐慌情绪的膨胀之间进行权衡，也是该报亟待解决的问题。
相比之下，《独立报》的报道框架与《南方都市报》大致相似，但《独立报》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报纸，一贯保持严肃而古典的风格。由于媒体视野的差异，其科学框架更加崇尚多元自由，在选择和发布新闻上也更加遵循客观中立的平衡性原则，重视各阶层各领域的风险沟通，而在主观性突出的风险控制和抑制冲突领域则表现审慎。毕竟，传媒的风险报告过于耸人听闻或盲目乐观都不利于风险的科学管理，平衡与真实才是新闻的生命，也是风险报道的第一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