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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地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朝向现象本身”。在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其中具有“‘双师型’教师”标贴或称号(being)的人员都要经历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一个过程。针对苏南某（些）职业学校的实地研究表明：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下，职业学校教师达成“双师型”教师的过程容易成为“拥有双证书”这样的“纸上文章”，并与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相去甚远。
论文关键词：“双师型”教师；职业学校；实地研究
一、为何及如何进入实地的研究提示
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靠教师。“教师作为一门专业”，这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的提法，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共认。应当说，在现代社会，教师作为一门专业，既有社会专业分工的要求，又有工业技术隐喻的“殖民”。所谓工业技术的隐喻，指人们对可操控的物化世界的分解总是基于分解后各个部分（或领域）具有彼此可以区分开来的技术手段与要求，而“殖民”表现为将这种首先作用于物化世界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探求倾向，“主动”延伸到作用于社会或人化的世界中来。虽然人文学者们常常会对此表现出审慎或批判的态度，尤其物化分解适用于人（包括教师）的行为（对教师来讲，即教育教学行为）时更是如此，但作为一种需要反思却难以阻挡的趋势，一切专业化所要求的标准化无疑在推动当今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界对职业学校教师标准问题的探讨。可对照起来，在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界，人们对职业学校教师标准问题的探讨，却大多基于对“如何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问题的延伸。这些研究和探索促进了职教教师理论的发展，拓宽了人们对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及素质（或素养）的认识。但在围绕这一概念的研究与探索至目前已建构出复杂的多义语境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三重三轻”现象：一是重的是结果，轻的是过程（即关注教师是否是（being）“双师型”教师，如有没有“双证”或“双职称”，而不是重视其如何成为(becoming)“双师型”教师）；二是重的是职前培养，轻的是职后培训（即对职业教师有“毕其功于职教师范培养一役”的想法，而对其任职其间通过各类培训、自我提升等方式使其再社会化重视不够）：三是重的是外部要求，轻的是内部发展（即多的是行政提要求，学校提目标，研究人员提“建议”，而职业学校教师似乎“无话可说”）。
上述“三轻”的表现无疑使已有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在“朝向现象本身”的真实旨趣上大打折扣，因而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愿”就难免变成“某种误导”。而要克服这“三轻”就必须在研究中“让‘双师型’教师自己说话”。要能把他们的话听真切，并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社会人类学倡导的实地研究应当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研究策略。所谓实地研究，大体是指研究者在调查对象所在处直接搜集社会资料而进行的研究，又称现场研究或田野工作。从方法来讲，实地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个案研究法和访问法，其中以参与观察法运用最多。从步骤来讲，大致分为六步：一是确定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二是取得进入现场的资格；三是进入现场并和当地居民建立友好关系；四是搜集资料；五是分析资料；六是撰写研究报告。与其他研究方式相比较，实地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能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研究正在发生的现象或行为，以及这些现象或行为发生时的特殊环境和气氛；其次，它是在一个自然环境里研究人们的行为，较少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再次，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研究者更能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情感、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比较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他们的行为；再次，对于非语言行为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作用；最后，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细致、纵深的考察，从而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和规律。
笔者对苏南某职业学校进行实地研究的便利条件，是缘于四年前参与了由该校组办的一次科研活动。正是通过这次活动，笔者结识了该校作为中层干部的科研工作负责人。之后彼此多有交往，以至于彼此可以真正发自内心地以朋友相称。可对于笔者来说，要说明“如何进入实地”远比说明“为何进入实地”困难得多。不只是研究经费的限制，也不只是对常赴研究对象生活地收集信息，而导致生活习惯不适应的恐惧，而主要是笔者作为中国社会“单位人”的研究者在研究其他“单位”的“单位人”时，能否做到尽可能独立、真实、全面地呈现“自己（个人）认可”而非“单位（集体）认可”的信息与资料。更坦率地说，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之所以愿意“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往往不时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基于对研究者本人近乎友谊式的信任，他们愿意说；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单位利益影响到自己个人利益的考量，他们又不愿意多说。对于前者，他们相信研究者所陈述的“研究必须基于事实才会有价值”的研究信念，他们表示“因为与自身真实的教育生活距离太远，很少有关于职教研究的论文是他们所愿意读到的”；对于后者，他们认为“说好的方面还行，说不好的方面容易招惹是非或不必要的麻烦。”我相信，将发端并发达于西方学界（包括教育研究界）的实地研究方法，移植到我们中国本土时，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矛盾。这种研究的客观性与伦理性的矛盾，常常为我们的教育研究者所忽略。为避免“对号入座”给研究对象带来预计的种种不便，笔者只得将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实地”及“个体教师”做适当的匿名处理。
二、成为“双师型”教师的三个个案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在职业学校教师队伍中，其中具有“‘双师型’教师”标贴或称号(being)的人员都要经历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这样一个具有或长或短的时间过程。这一假设的提出是基于四点现实的认识：一是我国对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的管理，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是相同的，即都要拥有教师资格证；二是我国职业学校任课教师大致分为文化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上岗之前，前者往往是普通师范培养的文科或理科师范生，后者往往是（职业）技术（或工程）师范培养的工科师范生；三是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兴起较晚，现代企（行）业制度至目前仍显不够健全，加之，近二十年来在办职业学校的管理体制上企（行）业的缺位，使职业学校教师获得相关企（行）业经验变成长期难解的“瓶颈”问题；四是我国人力资源跨行业流动总是缺乏支持性力量，这其中既有“干一行爱一行”这种鼓励终身从事某种职业的道德训戒的舆论影响，又有因人口众多而导致“僧多粥少”岗位不足的现实无奈。如果对这四点能达成基本的认同，那么不管如何定义“‘双师型’教师”，我们大致可以认定，职业学校教师从“‘单师型’教师”变成（becoming）“‘双师型’教师”应当是在职业学校工作之后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角色转变。那么，他们是怎么完成这一转变的？这是笔者对下列作为个案的三位教师提出的问题。下面除了简要的介绍部分，尽量以被访教师自己的话来陈述。
（一）个案一：考职业资格证，成为“双师型”教师
接受访问的是一位男教师。据了解，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毕业于某技术师范学院的机械系。如今他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已达二十多年。他由于教学成效显著，并发表了多篇教研论文，学校为其设立了“名师工作室”。他说：“首先声明，虽然我被称为一名‘双师型’教师，但与我认为的或我理想中的‘双师型’教师，我其实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说的‘变成’用‘becoming’很有意思。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趋向理想状态的过程。什么是我理想中的‘双师型’教师？我认为接近于德国职业学校教师那样，他们成为职业学校教师的前提性条件是要有3年以上的企业工作经历，他们成为职业学校教师后，理所当然地能更好地教给学生将来所真正需要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我说，我被称为‘双师型’教师是因为我有两个证，就是一个教师资格证，一个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现在省里搞职业学校星级评估的指标里，就有‘双师型’教师的规定比例，这个比例要求是70%。检查的时间就只看这两个证，其他好像什么都不看。对我来说，教师资格证是我工作几年后，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我们在岗的教师通过申报就全部获得了这项资格证。这个证是国家教育部发的。我的职业资格证是2007年获得的，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的。我报的职业工种是制图员，考核内容分成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两部分都考了七八十分，评定成绩为‘合格’。当初之所以要考职业资格证，其实并没有强烈的动机。这种考试是由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具体负责。因为我们市里劳动与社会保障中心那年在我们学校设了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分支机构，我就想考个证也有很多方便，考个证放着也不是坏事，因而就考了，也考过了。虽有了这个证，但对工资收入并没有影响。而且，我仍一直从事相关专业理论课的教学，操作实训课我没上过，那另外有专门的老师上。每人都顾自己的这一块。说实在的，上理论课对我来讲容易的，我也主编出版了相关教材，课上完就完了，平时并没有多大兴趣到操作实训车间去，一方面我只负责理论教学，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那有些吵杂的车间环境。” "
（二）个案二：下企业签协议，成为准“双师型”教师
接受访问的是一位女教师。据了解，她是日语教师，曾在日本留学，刚工作不到两年。她说：“职业学校教师常常分为文化课老师和专业课教师，而且教机械、电子等技术类学科的老师往往才被称为专业老师，并在出国考察、进修、晋升等方面得到更多地重视。但你说，哪个老师不是在大学里学了某个专业才毕业的？我们文化课老师其实都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并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教学，却与被称为‘专业课教师’之间拉开很明显的距离。学校大会宣传说，人人都要成为‘双师型’教师，而且每个教师都要下企业。学校领导层似乎盛行这样的看法，就是专业课教师有了教师资格证，再考个具有中级以上技术等级的职业资格证，那就是硬碰硬的‘双师型’教师；而文化课的教师只要下企业，也可以算是准‘双师型’教师。什么叫下企业？落实到纸上就是每个老师要有一份与企业合作的协议。当时，我们这些文化课教师的反响都很强烈。我们想，技术类专业课的老师确实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企业。我们找谁去啊？当时都很纳闷。从学校的行政安排讲，似乎对到底怎么和企业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好像并不关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这方面的协议书，协议书上有没有企业的公章。我个人原来对周围的企业是两眼一摸黑，根本不知哪跟哪。后来一位老教师提醒我到网上搜本地的日资或中日合资企业，然后再上门去找。这样做，真找到了一家中日合资企业。我去联系，巧得很他们有许多日文资料需要我帮助翻译。当然，这样的劳动也有不菲的报酬。我想这样的合作，应当算是真正的合作吧，我帮助他们翻译资料，他们给我报酬，并开具合作协议证明给我。但我想，像我这样的职业学校教师下企业，对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生学习日语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我是仍有疑问的。”
（三）个案三：对付星级评估，“被”成为“双师型”教师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诸多进步或光彩的一面，这些自不用说，但亦有不少明显怪异甚至落后的一面。在这怪异的一面里，人们提到一个字就会有感到一种完全受操纵而绝无自主性的尴尬或无奈。这个字就是“被”。比如未经行使自己选举权的群众有“被代表”说法，比如没有就业（或上岗）的人公布在高校高就业率的统计之列而“被就业”。在笔者的实地访问之中，捕捉到“被成为‘双师型’教师”这一信息，完全出于偶然。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笔者带着研究问题初次进入实地时，向该校的一位中层干部谈及自己开展研究的设想，即打算将学校列入省里职业学校星级评估材料名册的所有“双师型”召集起来做一项调查，并在一段时间里尽可能逐一进行访谈。出于私下的信任关系，这位中层干部如实相告有部分教师的职业资格证并不是真的。当笔者表现出惊讶时，对方立即表示：“这样做对学校的发展有好处，可以争取较多的社会资源。而对学校有好处，就是对每个教师有好处。我想，这些老师也不会反对学校这样做的。”当笔者不识趣地想进一步追问某些职业资格证如何地“不真”时，对方显出有些为自己“说漏嘴”而懊恼的神态。似乎为了尽快摆脱这种不适感，对方嘴角向对面的一台复印机一努说，“这还不简单啊！”访谈到这里，便不由地进入了职业学校对上级部门对各项检查评估的闲聊。有一句话值得一记，“最近几年，每年我们对付上面的检查评估就有近百个项目名堂，光光对付这些得耗费我们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研究结论与反思
任何实地研究之为研究的价值取决于能否收集到尽可能多的客观信息，并能从中整理出逻辑或理性的线索来给予人们以思考的空间。实地研究虽然有前面提及的优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与其他任何一种研究方式一样，都会有自身较难避免的研究局限性。对于实地研究来说，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参与程度较高，研究者易受同化，所获资料不免带有主观成分。二是对于可能影响资料的外部因素难以控制。三是难以进行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所获得的资料多且杂，很难系统地进行编码和分类，无法有效地综合资料，以验证同假设有关的结论。这些容易产生的局限性，当然不应成为笔者用来抵挡他人怀疑本研究的借口，而应是对可能得出的研究结论采取较为谨慎而开放的态度，以避免大而无当和绝对化。可以说，本研究通过实地观察和多次访谈，笔者收集到的信息与研究之初提出的研究假设之间其实存在着较大的偏离。这一点多少出乎笔者的预料。具体来说，职业学校教师在成为（becoming）“双师型”教师过程之中，其内在动因的欠缺是普遍而明显的。这使得“成为”的过程在丰富性方面大打折扣。
当然，针对本研究来说，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恐怕是：“‘双师型’教师”作为一个多年被人们广泛热议的概念，它对职业学校被称为“双师型”教师的人员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成为“双师型”教师？他们又如何成为“双师型”教师？我们的职业教育研究似乎一直在回避这些问题。如果本研究呈现的三个案例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笔者的初步结论就是：作为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双师型’教师”它无法如“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等称号那样成为职业学校教师具有提升性与可操作性的理想追求或目标，因而其达成的过程便容易成为“纸上文章”（即简单地以证件或协议书等作为裁定的依据），并与学校职业教育根本宗旨（即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相去甚远。因为要培养这样的人才，教师必须首先是这样的，并且是更优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