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我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王家湾，今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族谱名王成宝。柴山保，据说就是后来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唱遍中国的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
一、母亲和四弟遇害
王家湾地处大别山深处，历来就是个很穷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全村只有后来成为红四军十师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匹白马代步。我家虽有一点祖业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劳动力少，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能显示我家曾经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栋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寿命不到39岁，最长寿的也只活到54岁。祖父行五，六祖父无子，父亲14岁时过继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岁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儿无以为生，只好和我的亲祖父母在一起过。
父亲17岁就结了婚，母亲整整比父亲大10岁。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后我又来到人间。三弟也只比我小一岁半，接着，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来到世上。父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里的土地只有雇长工去耕种。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不能下地劳动，但也尽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来补贴家中所需，如做粉条、肥皂、蜡烛等，只是他手艺不精，样样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针线活用的铜质“顶针箍”还比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后只好送人。我们小小年纪也帮着父母养鸡，养羊。这么多孩子，可怜我的母亲是多么辛劳！我们兄弟几个从小身体都很虚弱，发育不良，常年长疮、害疟疾，夏天还哮喘。数九寒天都只能穿单裤，上学时提着火炉取暖，浑身哆嗦。每年冬天脚后跟都冻破流血，来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们分得的棉花全靠母亲操劳，纺线、织布，给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袜。用笋叶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结实，一双鞋穿不了多久。回想起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艰苦，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从4岁开始就和5岁的哥哥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6岁上私塾开始读《四书》，放学后要上山去捡柴、放羊。正准备读《诗经》的时候社会开始出现动荡，我的学业就此终结。可怜的四弟从7岁开始放羊，直到8岁遇害没上过一天学。
农历六、七月王家湾已经有几个人被杀。如果不是母亲在事发前支走了我们父子四人，恐怕要和另外几家一样被灭门！母亲连我们兄弟的衣服都拿到舅舅家，说明她已经有预感。她和四弟到底为什么被杀？我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思前想后，只可能与不能足额交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有关！红军初创的时候，往往用这个方法筹粮、筹款。
我们父子有家不能回，两年后才知道母亲遇难。1931年九月初一，父亲找到我们兄弟三人，告诉我们母亲和四弟遇害的消息。母亲的死讯是乡邻转告的。我们痛哭了一场，安慰父亲，都说要为母亲和弟弟报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招谁惹谁了？一个8岁的孩子更是何罪之有？这是郁结在我心中一辈子也无法解开的死结。
当夜，我们父子四人睡在一个地铺上。半夜，一个提马灯查岗的更夫发现父亲嘴朝地，便叫醒我们。大哥捧着父亲的头，我和三弟各自拉住父亲的手，父亲就这样与世长辞，我们从此成了孤儿。我所在的民团大队看到我们三个孤儿举目无亲，实在可怜，就出棺木将我父亲草草葬了。多年后才把父亲迁葬到小洼的祖坟山。我的嗣祖母双目失明，这一年活活饿死在家里。
我们不能够待在家乡，只有外出谋生。在黄安七里坪姑母家遇到表兄吴子英，1935年和他一起到了武汉。我和三弟想给人家当学徒，因为无“铺保”没有人家能够收留。未婚妻（当时还不是）的叔父方汉臣介绍我去当兵。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将我留下，顶替了一个叫“王开”的逃兵，从此浪迹江湖。
二、血染王家湾
成弼都是我的族兄，他们都是六月初九被杀的，我当时还没有离开王家湾。王成弼住在陈家湾（也是王氏家族的祖居地），我亲眼目睹了小河边他的尸体和被杀害的现场。当时杀人都不用刀枪，用锄头和石头，他临死前的垂死挣扎把草都“碾”平了一大片！
母亲被杀害以前，曹学楷的一个本家叫曹恕卿的，在我家躲了三天后离去，生死未卜。曹学楷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郑位三1959年4月在汉口德明饭店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访谈时说：“曹学楷不同意杀的一个绅士伪装革命，趁曹离开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我们就把他杀了”。曹学楷回来问及此事，大家“一笑了之，杀了就杀了”，“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人的生命简直不如一根稻草！
我的近亲属也有被国民党杀害的。箭厂河郑家边吴立启是我的小姑父，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在麻城被国民党杀害，小姑母和表弟吴治行系“三亲”家属，享受烈属待遇。表弟对屈死的舅妈（我母亲）饱含深情，他和其他乡亲告诉我，王家湾的人很多是被王成赞、王成盛杀害的。他们给我讲母亲和胞弟被杀细节的时候我都不忍卒听，制止他们往下讲。传说杀害我四弟的王成盛也是我的族兄，他只比我大几岁，当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把杀人当成了革命的正途；王成赞、王成盛二人紧接着也死于非命。家谱只有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生卒年月。
至今对当年发生的事还讳莫如深，这些可能永远是个谜。我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这些骨肉相残的“族杀”。
三、一些感想
顺便说一句，1980年代出版的《新县革命史》《红安县革命史》，凡是我知道的都有严重错漏。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我在武昌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担任警卫，天天向周恩来副部长敬礼（陈诚任政治部部长）。惨绝人寰的儿时记忆，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是共产党。
我一辈子从事苦力，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我本来就是受苦人。所幸我为人比较谦和，群众关系较好，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不大。乡亲们经常到城里找我办事，我和我的后人总是尽心尽力。2009年，王家湾为始祖立碑并举行公祭，特地请我从武汉回老家为墓碑揭幕，让我的长子宣读祭文。对于一个家族，这是很高的荣誉，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担当。王家湾有1000多人，还有红军、开国将军的后代，怎么会邀请我这个有“历史问题”的游子？我感谢众乡亲！
土地革命的“参与者”已经全部离世，即将百岁的我魂归故里以后，怎样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交待？如果仅仅是母亲等少数人死于土地革命，我也许还说不清楚；如果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于非命，说不清楚的应该就不是我了。我只有留下这段文字，让后人和学者去搞清楚这段史实。我对本文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