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撤退
25日下午7时以后，敌炮兵和海军炮火增强了火力，加上敌空军轰炸扫射，我军牺牲惨重，控制太白湖口公路的两个重机枪掩体已被敌海陆炮火轰坏，长山要塞防御工事也已被摧毁，敌步兵从公路上向我长山阵地突击。这时，我长山阵地的步兵和炮兵的轻重武器已控制不住太白湖口公路，敌军在海陆空军的配合下，突进我阵地。我炮弹已尽，又无法补充，炮兵也只好以步枪应战。不过炮兵的步枪是极其有限的。乃掩护着把三门炮装上汽车，准备变换阵地。总队部见敌已突入阵地，也只得转移。长山阵地被敌切为数段，残余官兵也退了下来。我们就在6月26日中午退出长山阵地。
我们且战且走，下午4时左右抵马附近，见第十六军的一个团。由马分两路向长山堵击日军：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堵住敌人，恢复我们失去了的阵地。但结果未能如愿，不仅长山阵地未能恢复，连炮台也失守了。要塞司令王锡焘在马镇南头坐着叹气说：“我们的责任已完了。”当时我曾想过。我们自6月24日上午七八点钟与日军接触，即向马湖区要塞指挥部请求派部队前来长山阵地增援，一直没有派部队来；最后虽允许派第一六七师来增援，但直到我们退出阵地，第一六七师还未来到。我们的残余部队只得向彭泽方向撤退。待我们6月27日抵彭泽县附近的流泗桥时，得知第一六七师奉李韫珩之命，由彭泽经太白湖东边的小道向方口方向来增援。一个师的兵力，不去走从彭泽到马的公路。而去走崎岖的羊肠小道，这要用多少时间才能达到香口呢?常言救兵如救火，李韫珩下这一错误的命令，不仅失去了马要塞的战略枢纽，而且牺牲了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的生命。
当时，白崇禧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当得知日军已在马要塞登陆，即用电话指挥驻彭泽的第一六七师薛蔚英，命他率部立即从彭泽到马的公路兼程驰赴香山增援。孰料薛蔚英当时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从事，却执行李韫珩的命令，去走崎岖小路，以致贻误戎机，获罪枪决。
6月27日，我们残部到达彭泽县流泗桥附近，将近中午，敌机三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有一人身穿白色衣服，在岗上喊叫。很快一幢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我们很奇怪，鲍长义总队长即派一名排长带一班人去查看。原来高岗附近有一个防空掩体，内藏有三名汉奸，并备有收发报机。这位排长气极，当即将这三个汉奸打死。我听了排长向鲍长义总队长报告这个情况后，不禁想起李韫珩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受训人员复杂，难免夹杂有些汉奸在内，向敌人提供情况。有两件事可以证实：一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定在6月24日，事前已发出通知。要各部队的主官(团、营、连长)于6月23日下午到达马第十六军军部，好参加次日的结业典礼。恰好日军在6月24日拂晓前在东流江边第十六军第三一三团防守地带登陆，该部因无主官指挥，敌登陆轻易成功。难道敌人选定的登陆时机与结业典礼是巧合吗?二是，6月25日，我空军多次由汉口方向飞来袭击敌舰，敌舰总是早有准备，在我机尚未飞临上空时，即将射击我阵地的炮火转向空中。只有我由东流方向飞来的九架飞机，把几艘敌舰炸沉，这不正是又一个例证吗?
我们在彭泽流泗桥地区，并未久停，乃向湖口方向移动。行至湖口县太平关附近，遇第七十三军彭位仁部正在那里布防，想要我们分担一点任务，又见我们武器不全，弹药缺乏，只向我们了解了马作战的情况就作罢了。我们正向湖口三里街行走时，第三总队总队长康肇祥率队赶来，要和我们一同去武汉司令部。到了湖口三里街时，第二十六军郭汝栋的部队正在湖口布防，不让我们通过。这时第二总队长鲍长义和陆战第二大队长金宝山两人去了武汉。第二、三总队和陆战支队第二大队都由康肇祥指挥。康肇祥曾派人与第二十六军联系，第二十六军亦派人来了解我们的力量和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他们对我们的三门日造三八式野炮很感兴趣，可是没有炮弹，也只好作罢。
到了7月初，战况日趋紧张。第二十六军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速离开战场。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湖口三里街，沿鄱阳湖边从鞋山过湖，到了庐山脚下海会地区。这时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的部队驻在德安一带，派部队把我们拦住，并对我们说：蒋委员长有命令，抗日战争的部队，不准过湖来；凡过湖来的，一律缴械，官兵收编。康肇祥集合校级军官商议，武器交与不交?二总队和陆战第二大队没有什么武器，仅有三门没有弹药的野炮，第三总队却带有武器。商量的结果，以交出武器为好，士兵留部队使用，校、尉级军官一同送到南昌。当时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坐镇南昌，他把我们转送到武昌。这时在列车上挂了几节车厢，并无人看守，仅有两位军官与康肇祥坐在一起谈笑自若。
7月13日中午，列车到了武昌宾阳门，下车后陪同康肇祥的两位军官，率领我们步行到武昌阅马场，走进西场口附近的一个巷子。进屋一看，才知道是看守所。这样，我们这一批人被收进看守所，当犯人看待。当时有人后悔，在途中走了就走了，可能只留康肇祥几个人。天气炎热，十几个人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实在难受。
7月16日开始审问。夜间8时左右才把我叫去。到楼上一看，上面写着“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厅”，我这才知道是来接受审判的。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后，我提问是什么案由?法官对我说：“作战不力、擅自溃退。”我听到这八个字，心想，重则杀头，轻则坐监。开始审问后，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作战不力的部队。”他问：“有何为证?”我说：“6月25日傍晚接到蒋委员长传令嘉奖的电报，怎能说我们作战不力呢?”军法官又问：“可记得电报字号?”我说：“我们正在紧张战斗，只知道有这两份电报，没有记它的字号，你们一查就知道了。”他又问：“溃退呢”我答：“这是事实。我们从6月24日早晨与日军作战，直到26日上午，上级指挥官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弹尽力竭，阵地被敌切成数段，伤亡惨重，不得已而退出阵地。”他才说：“这样说来你没有什么责任了?”我答：“有责任也推脱不掉。”他们又问：“我们问了一天，没有人像你这样讲的。”我说：“他们是海军，不知道陆军作战的情况。”他们又问：“他们是海军。你呢?”我答：“我是陆军，是学要塞的，派到这个部队来训练要塞作战技术，遇上战争，义不容辞地参加战斗。”法官们问到此处，离开了法官席位。下来攀谈马作战的细节。我也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谈起来。后来，他们对我说：上面交下顾祝同的电报说；“康肇祥率部先行，以致影响全局。”我说：“康肇祥防守的地区是湖口要塞。第三总队的二、三两个大队是没有参加战斗就离开阵地，但不能以他来影响全局。影响全局的是第十六军，他坐视马要塞和长山要塞防御地带的危急，不派部队增援，使其丢失，这才是真正的责任之所在!”这次的军法会审。就此结束。
7月18日下午，除将康肇祥等12位校官留下外，全部官佐都送到江汉师管区军官队收容。到江汉师管区军官队后约三四天的时间。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将这一批官佐要回司令部，另行分配，大部分在第一总队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