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加耕生于1940年，1961年高中毕业后，回到江苏盐城县葛武公社务农，立志建设新农村，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和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9年4月16日下午，一场特殊的捐赠活动在盐城市盐都区图书馆举行，捐赠者是一位戴着过时黑框眼镜的老人，捐赠的是800多件奖章、证书、老照片等珍贵史料和文物，他一出现，现场便响起了雷鸣般掌声。这位老人就是董加耕。
上世纪60年代，我国成千上万青年高唱“学习董加耕，立志干革命”的歌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上山下乡洪流中，董加耕更激励和影响了前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千百万青年。时光流逝，当年那个“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的董加耕早已淡出人们视野，已过花甲的他近况如何?近日，记者在他的老家盐城采访了这个当年的风云人物。
放弃北大扛起犁耙
实际上，早在1961年，刚高中毕业的董加耕就应该“一飞冲天”了。在这之前，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团支书，还被推荐入党。那一年，他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脱离农村到城市上大学，是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夙愿啊，更何况还是中国第一学府!但董加耕此时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北大，回乡务农，并将名字“董家庚”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在家人、老师、同学、社会的一片谴责和质疑声中毅然扛起了犁耙。
完全出于当农民的一片赤诚，做梦都没想出名的董加耕却转眼间成为叫响全国乃至世界的人物。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放弃北大回乡务农的事迹。1964年初，共青团江苏省委、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发出学习宣传董加耕的决定，随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论，充分肯定了董加耕的壮举。其中《人民日报》指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就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路。”随后，董必武、邓小平、薄一波、彭真等也号召向董加耕学习。在耀眼的光环中，董加耕也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等，一直坐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和执行主席的位置上。
于是，在董加耕、邢燕子等那个时代著名知青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投入到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中。
主席寿筵头号客人
新中国成立那年，毛泽东56岁，从那时起到去世，毛泽东只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那就是1964年的71岁生日。这一天，他用自己的稿酬张罗了3桌还算丰盛的寿筵。尽管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毛泽东甚至没有请自己的子女，而是将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这些当年的楷模列为贵客，并和自己同桌。40多年过去，董加耕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那一年的12月26日，正值三届全国人大召开会议，那天散会前，服务员通知董加耕、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4人，会后就地稍等。待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逐渐离去，周总理从后台上来，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一个休息室，不一会又和朱德总司令带领4人来到大会堂一个小宴会厅，宴会厅里呈“品”字形放了3张餐桌。稍后，毛主席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容光焕发地来到宴会厅，这时大家才想起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主席坐定后，周总理把董加耕拉到主席的左边，和主席膀子靠膀子坐在了一起。主席的右边坐着邢燕子，同桌的还有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罗瑞卿等人。大家坐定后，毛主席说：“今天既不做生日，也不祝寿，而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今天不仅要吃饭，还要谈话嘛!”主席首先问董加耕：“读了几年书?”董加耕回答说：“读了12年，高中毕业。”主席说“好!”随后，毛主席和董加耕从读书看报纸谈到盐城的“二乔”(指胡乔木和乔冠华，两人均是盐城人――记者注)，席间，主席不停地嘱咐董加耕：“你是农村来的，要多吃菜。”
这次主席寿筵，董加耕被人称为“主席寿筵上的头号客人”，也被人视为董加耕光辉的政治顶点。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为共和国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被唯一特许在主席身边守灵7天7夜!
五起五落荣辱不惊
董加耕没有想到，在耀眼光环的背后，一场暴风雨正在袭来。1966年5月，董加耕当选为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红色风暴”席卷整个中国。刚刚上任的董加耕成为“造反派”们锁定的目标，诬陷董加耕是刘少奇培养的“黑标兵”，县里还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外面还有“五湖四海调查团”，董加耕也成为当时盐城年龄最小、职务最高的“走资派”，而“造反派”给他网罗的罪名有100多条，编成了“反毛泽东思想100例”，“造反派”们不停地让董加耕背“毛主席语录”，终于有一天，董加耕背错了一个字，给“造反派”们留下了把柄，将他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深挖“5・16”分子运动中，董加耕再次受到冲击，被称为“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家中被抄，全家被隔离审查，他被监禁了27个月，跨了3个年头!在这次审查中，董加耕被罚站了整整18个日日夜夜，小腿肿得发亮!
“文革”十年，董加耕被整了4次，罗列的罪名有“刘少奇的黑标兵”、“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等。“四人帮”被粉碎后，董加耕才在汪东兴的过问下，回到盐城任县委副书记。而就在这时，董加耕又被人“盯”上了，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他又因曾是“文革”中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和曾经被江青“深夜召见”等原因，被隔离审查了13个月，直到1994年中共江苏省委撤消了对他的错误结论，并重新任职。
总之在那个时代。只要运动一来，就有董加耕的“份”，但从不胜寒的高处跌落下来的董加耕依然很乐观：“我还是那个董加耕。我没问题，不怕整!”5次被整，3次关押，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1974年，周总理询问董加耕在“深挖‘5・16’”遭迫害的情形时，董加耕平淡地说“不能以错对错”，周总理禁不住夸道：“不愧是小董!”
患难夫妻相濡以沫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董加耕始终以一种进取的姿态不断前进，这与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分不开。他与爱人郝鸿鸾是同乡，结婚几十年来，他俩相互尊重，互相体谅。
60年代初，国内宣传董加耕到达高潮，他的事迹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董加耕，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顿时成为 无数青年人心中的偶像，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爱的人也络绎不绝。但和认准了弃学务农的道理一样，在对待感情问题上，董加耕也相信自己认准的人。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但要有文化。这个时候，邻村的一位姑娘进入了董加耕的视线，她就是郝鸿鸾。18岁的郝鸿鸾是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但此时董加耕的母亲认为郝鸿鸾是农村人，不太同意，而郝鸿鸾的父母认为董加耕不读大学做农民，太傻，以后肯定会过苦日子。虽然两人互有好感，但关系一直不敢公开，只是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给对方留着。那时，不仅在国内，越南、前苏联等国外女青年的求爱信也络绎不绝，都被对郝鸿鸾忠心不二的董加耕“顶”了回去。1965年10月，董加耕划着小船，拖着个大木箱，将郝鸿鸾迎娶回家，开始了两人风风雨雨的人生。
即使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两人的爱也从没有过一丝动摇。在深挖“5・16”期间，董加耕被监禁起来，那时，郝鸿鸾正怀孕待产，董加耕在监狱中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20斤粮票托人带给妻子增加营养。而郝鸿鸾也不时带着鸭蛋去探望小董。现在，董加耕和郝鸿鸾生活在盐城市区纯化路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家中的设施也很陈旧简单，有些家具甚至还是60年代购买的。董加耕告诉记者，他只想和老伴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因为过去几十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起伏，有时感觉对不起郝鸿鸾。而郝阿姨对记者说：“这辈子嫁给老董，我不后悔……”
昔日楷模余热正旺
董加耕对名利看得很淡。他曾从全国人大常委到一名普通农民，后来落实政策当上了公社副主任。董加耕开玩笑说“这相当于从副部级‘升’到了副科级”。记者了解到，他2000年从盐城市盐都区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了下来，现在享受副处级待遇。有人跟董加耕开玩笑：“人家官越做越大，车子越坐越小，你怎么官越做小，车子却越坐越大?”董加耕笑着说：“何为大，何为小，党和人民最伟大。计较个人得失最渺小。”
由于董加耕是名人，多年来，来找董加耕做“形象代言人”的企业或个人络绎不绝，还有人请他做销售策划，甚至还有人许诺重金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公司，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在政府分房时，按条件董加耕完全有资格分到一个最大的，但他却要了一个最小的房子。这就是他的“大小”观!
也正因为如此，董加耕至今还是不少人心中的榜样和偶像。1998年，大丰市一位患了绝症的病人专门写信给董加耕，说自己从小就学习董加耕，榜样几十年不倒，很难得，在不长的人生中，想见董加耕一面，探讨人生，感受榜样的力量。
董加耕退休后，他自告奋勇担当起盐都区关工委副主任和老区扶贫开发促进会副主任，几乎每天还在为青少年教育和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忙碌。他仿佛还像一团火，依然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时隔几十年，董加耕仍然初衷不改，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他思维清晰，谈锋甚健，豁达开朗。面对董加耕，透过他一副款式过时的黑边眼镜，记者可见其眉宇间充满不敛的笑意，言谈间时不时一串打油诗或顺口溜，令人捧腹开怀，咀嚼有味。
“他好比今天的刘德华”
3月29日，重庆气温陡降。南山某知青山庄，气氛热烈，近百个来自重庆、成都、云南、上海的老知青在欢迎他们曾经的“偶像”――董加耕。
在一片掌声中，董加耕在长桌围成的一端坐下。他的身后五幅巨大的画像，从左到右依次是，恩格斯、马克思、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周围墙上的玻璃壁框里，挂着无数的老照片，上面的年轻人英姿勃发，甚至。还挂有一面鲜艳的写着字的红旗。现场全都是些五十开外的人，他们手里几乎都拿着一本书――《知青心中的周恩来》。董加耕是该书的作者之一。正是因为该书，这些来自天南海北，四十多年前分赴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的半百之人聚在一起。
1961年，“董大哥”是江苏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高三学生，还用着“董家庚”的名字。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董家庚确有“偶像”的资格――一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并获得保送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格。
更资格的是，董家庚毕业时决定不上大学，改名叫“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务农。
随后的3年中，《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分别以社论、长篇人物通讯等形式报道董加耕的先进事迹。
“你知道的，当时，这就是最大的偶像，好比现在你们年轻人心中的刘德华。”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女士说，“大学不上了，到农村搞了个大丰收：毛主席亲自接见，扛着锄头的宣传画贴遍全中国。那个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得了!”现场所有人都拿着书让董加耕签名并合影。闪光灯频闪，无数的手在紧握，还有人大声唱起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
“那时的农村穷死了”
请董大哥来重庆并不容易，之前，董加耕曾向本次活动组织者之一的潘正国表示：“可不可以不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往事就不要提了。”
为此，潘正国和另一个组织者――当年云南兵团知青大返城请愿活动组织者丁惠民一再邀请：“董大哥。天下知青是一家。你来重庆，实际上就是参加一个全国知青的世纪大联谊。”
最终董加耕在犹豫中答应了邀请。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谈得最多的就是“那时的农村穷死了”：
“我家当时在全村最穷。100多户人的村庄里面，我们家是唯一的茅草房，吃饭有时候都成问题。1953年，我考镇上的高小时，父亲就不同意，为什么?我去读书了，家里面就少了一个劳力，农活就少一个人做，少挣了公分，就更穷了。”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都在经历特大自然灾害。一次。我母亲不小心把能照得见人影的一碗米汤洒了，竟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用舌头舔了又舔。这些让我揪心不已。我既然读了高中，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就有责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说起当年自愿回农村当农民的激情，董加耕滔滔不绝。在那个年代，一名新中国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应该算是非常稀罕的“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是一支盐蒿”
与很多中国人的命运一样，在文革期间，董加耕也遭遇过红卫兵审查和批斗，“最恼火的一次，被罚站八天八夜，腿肿得有茶瓶那么粗”。最长的一次审查，持续期长达3年，回家后，他竟然不知道自己走之后出生的小孩是男是女。
审查结束后，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关心下，他当过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大会执行主席，第九届团中央委员，第十届团中央筹备组副组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那些事，都过去了了。”董加耕摆摆手说，“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认为那是对我的考验。有的人比我的遭遇还惨，比我的命运还要跌宕。有什么呢?都过去了。反正，我还是那句话，青春万岁，无怨无悔!”
“对那段岁月你没有一点感触?”记者追问。董加耕沉默着想了想，拿起笔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一支盐蒿――一种生长在黄海滩涂边生命力极强的灌木植物，涨潮时淹得要死，退潮时干得要死。最终没有死。逢到雨水丰盛，会长得更旺盛。
写完后，董加耕反问记者，“你是怎么看那段历史的呢?”没等记者回答，他自言自语地说，“涨潮退潮都是要死，可我有理想，没死成。现在好多了。我这么老了不是还在为农村做事情吗?”
“这就是理想的延续”
几十年前，因为各种各样的背景，几千万知青怀着激情和理想来到农村，洒下汗水，甚至鲜血和生命。直到1979年，绝大部分知识青年回到城市。
然而，30年后，2008年，中组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再次引发世人关注：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骨干力量。
“这就是我当年理想的延续。”对这项决定，董加耕想了想说：“中国农村从来都缺少有知识的青年，当年我不读大学回家务农，也就是想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现在，中国广大农村仍需要有知识有理性的青年去改变，特别是西部地区。”
他表示，现在的知识青年下农村，还是应抱有“当时我们下乡时的理想和热情，真正对农民、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是去镀金，也不是去观光，而是踏踏实实地改变落后的面貌。这既是物质的改变，更是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
不过，他对现在的农村有些担忧：以前的农村乡情淳朴，但农民的生活非常苦；现在，农民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但是更多的人都盯着钱。年轻一代普遍缺乏当时知青那种乐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孝悌”二字也不那么神圣，“有些人，连孝顺父母都不知道了”。
记者要离开的时候，董加耕抚着自己花白的头发。似乎陷入沉思：“作为老知青，不管如何评价过去的历史，但我一直记着一句话――青春万岁。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需要温家宝总理说的仰望星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