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5日早上，智利圣何塞金铜矿。
在地下2000英尺的地方，刚刚下工的夜班矿工们聚在矿洞里，等待着运输卡车来将他们接回地面之上。
“最近这矿哭得可真厉害。”其中一个人对身边的人说。他的意思是，最近这里发生了不少次塌方。事实上，就在他们刚刚结束的12个小时里，塌方就曾经突然来袭，尽管那是在远处的某个被废弃了的矿洞里，但随之而来的震动和巨响仍然像惊雷一般，让空气和大地都为之震颤。
他们跟下一班次的矿工简单讲了讲这件事，但谁也没把这当太大回事。在这里，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而每一次塌方过后，这里总会恢复原本的平静。没有人会料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这里发生的又一次塌方不仅会震动矿洞里的空气和大地，还会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动。
白骨之上的矿场
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往北走500英里，就是一座叫科皮亚波的城市，这座城市附近是著名的阿他加马沙漠。1835年，当时正在进行环球航行的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经过这里，只不过短暂一瞥，就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字句：“这座沙漠，比最湍急的海洋更可怕。”
圣何塞金铜矿，就埋藏在阿他加马沙漠里。
这座金铜矿将工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到阿他加马沙漠，这其中包括胡安・卡洛斯・阿古拉尔。2010年8月3日，阿古拉尔乘坐大巴，从1000英里之外的瓦尔迪维亚赶到圣何塞矿上。在路上，他遇到了同样要上矿的何塞・安里奎、劳尔・巴斯塔斯和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他们都是圣何塞矿工新军。他们沿着达尔文当年的道路，从各个生机勃勃的太平洋港口，来到了可怕的沙漠之中。
8月5日，这4个新来的矿工，和另外二十几个人一起开始了白班的工作。
在圣何塞矿场，所有的深度都以海平面为衡量标准。比如说，矿场的入口是L800，也就是海平面上800米。进去之后，有一个回转下降的斜坡，让车辆、机器和矿工们能够深入到矿场的内部。
有两个矿工在L40工作，他们负责将选矿后废弃的尾矿砂装入一辆“废弃物卡车”。另外一组人在L60，他们正在加固矿道。因为就在上个月，有个矿工在这里被砸坏了手脚。在L90，有个学校教室大小的小房间，那里是“避难所”。避难所有着沉重的金属大门，一旦有什么紧急状况发生，矿工们就可以藏进来。不过，其实大家平时都把这里当成休息室，因为矿道深处湿度高达98%，温度也逼近40摄氏度，而避难所有着直通地表的空气管道，比矿道里要凉爽许多。
阿古拉尔、巴斯塔斯和另外两个人在L150的机械工作室里工作。他们这里条件还算不错，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裂层，而空气从裂层中回旋流动时会带来一丝丝凉意。
这一天，罗伯斯和加勒奎洛斯下到矿里，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矿工们带到地面上来吃午餐。这辆车的车头灯出了点问题，于是罗伯斯就打开大灯照明。当他们开过一条蜿蜒的灰暗小道时，一个白色的东西飞快地从车子的右前方移到了左前方。
“你看到了吗？”加勒奎洛斯说，“那是一只蝴蝶。”
“不，不是蝴蝶，”罗伯斯回答说，“那是一块白色的石头。”
33个人的生存战斗
话音刚落，山崩地裂。用罗伯斯的话来说，仿佛是一座摩天大楼在他们身后崩塌。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都平稳安然的矿道终于支撑不住，一块巨大的闪长岩，足有45层楼那么高，掉下来砸穿了矿道，堵住了斜坡，并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岩石和矿石纷纷掉落，矿道也为之猛烈震动。
然后，又是一波晃动。等到这一次崩塌结束的时候，L150工作室旁的一辆卡车已经被半埋在岩石和碎砂之中。
在L90，塞普尔维达和白班负责人路易斯・乌尔苏亚达一同躲在一辆前端式装载机里。不久之后，白班工头弗洛仁科・阿瓦洛斯开着一辆卡车来到他们附近，通知他们矿道发生了塌方。塞普尔维达和乌尔苏亚跳上了卡车，一同开往避难所。
在崩塌开始的时候，33岁的维克多・扎莫拉正坐在避难所的一块石头上抽烟。当第一波震动结束之后，他立刻打开金属大门，让矿工兄弟们进来躲避。很快，就有20来个人涌了进来。
这时候，又一波崩塌开始了。矿工之中体重最轻的阿莱克斯・维加被震得弹了起来，而扎莫拉更是被狠狠地抛向了矿道的石壁，敲落了几颗牙齿。矿工们纷纷跳上卡车，“走！走！让我们离开这儿！”空气中的沙尘越来越浓，他们几乎看不见路，于是塞普尔维达跳下车，打开他的头灯，引领着司机向前进。他们慢慢向上走，在L150遇上了巴斯塔斯、阿古拉尔和另外两个机械工程师。再往上，他们又看到了罗伯斯和加勒奎洛斯。 有些人跳上了罗伯斯开的那辆车，更快地向上行驶，直到更多的石头挡住了道路。于是他们下了车，再走了大概50米，发现一块巨大的石头完全堵住了斜坡。在乌尔苏亚达看来，这块石头就像“耶稣的墓碑”。
这是一块巨石。后来有人测量过，它比两个帝国大厦还重，达到了70万吨。矿工们看不到石头后面的情形，但其中一些有经验的人已经察觉，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计算了一下，认为至少有10层的斜坡被拦腰斩断。
“我们完蛋了。”一个矿工说。
乌尔苏亚达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他们将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逃生，而且外部救援的成功几率也将极低。他开始数人头。有一个叫劳尔・维雷加斯的矿石卡车司机不见了，但罗伯斯和加勒奎洛斯说他们之前见过他，他应该已经到地面上去了。（维雷加斯是当天唯一逃出去的人）乌尔苏亚达数到了32个人，但他并不确定白班的总人数应该是多少，因为在圣何塞金铜矿上，每天的矿工人数都不一样。
这些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由乌尔苏亚达带领，还有塞普尔维达和巴斯塔斯等人，他们继续寻找逃出去的道路;另外一组有20多个人，他们回到避难所去等待。作为白班矿工里的二把手，弗洛仁科・阿瓦洛斯把老矿工尤尼・巴里沃斯拉到一边：“待会儿到了避难所，一定要看好补给，”他说，“先别让大伙儿吃东西，我们可能会被困在这里很久。”
第一组人并没有发现奇迹，而第二组人之间已经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有些人开始哄抢食物，尽管巴里沃斯坚称要等到乌尔苏亚达回来，但他毕竟拦不住年轻力壮又饥饿的小伙子们。当第一组人回到避难所的时候，他们发现地上有至少5个空的饼干袋。“像你们这种吃法，我们可能也就能活个3天。”阿瓦洛斯说。
然后，塞普尔维达和巴斯塔斯开始给大家介绍情况：“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麻烦也不小。”塞普尔维达说，“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坚强，极其有秩序，而且团结一致。”
在大家的静默中，乌尔苏亚达向前踏了一步，他说：“现在我们人人平等，没有上下级关系，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再次清点了人数，同时在脑中默默对照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员名单。“我们这里有33个人。”他宣布。
大家骚动起来。“33个人？”他们说，“天主保佑，这太糟糕了！”
最后，塞普尔维达开口，他提高了音量，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我们有33个人。”他说，“这意味着，外面一定有更多人在等待着我们。”
78个小时的静默
避难所与外界的联系已经完全被切断了：电、通讯还有饮水和空气管道，这个时候已经统统失效。矿工们所能依赖的，就是非常有限的应急食物，一个急救包，一副担架，还有一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裸女照片。一个小小的数字温度计显示着温度――29.5摄氏度。
第二天中午，塞普尔维达负责分发食物。他拿出33个塑料杯，给每个杯子里装了一小勺罐头鱼，然后冲入一些水，这样就变成了汤。他给每个人都发了两块饼干和一杯汤，“享受你们的午餐吧，”他说，“这可是好吃的东西，记得要慢慢品尝。”每一份食物，所包含的热量还不到100卡。
瓶装水在第一天就用完了，所以矿工们必须喝他们储存的工业用水。第二天，有些人甚至还用这些水洗了个澡，但这种方式太浪费了，于是塞普尔维达把矿工们分成三组，每隔两天，就有一组人去把水装进一个16加仑的大桶，然后带回避难所。在塌方之前，大家都用这些水来洗他们的脏手套，塞普尔维达自己还曾经跳进水缸里泡过几次澡，但这个时候，卫生问题已经不重要了。这些水能让他们活下去。
然而生存不仅仅需要水和食物，即使是塞普尔维达这种有过逃生经验的坚强的人，也会有绝望的时候。“我很生气！”塞普尔维达大吼着，“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然后他跪下来，说：“想祷告的人就加入我吧！”
有许多矿工并不信教，但在这个时候，祷告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巴里沃斯看着塞普尔维达，想着：好吧，反正我们大概也逃不出去了，那我们是该跟上帝套套交情了。
塞普尔维达扭过头来，看见人群中的何塞・安里奎：“何塞，我们都知道你是个天主教徒，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祷告，”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可以吗？”
安里奎答应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布道，依照自己的记忆，给矿工们讲述圣经里的故事。于是，祷告就变成了他们每天例行的功课。渐渐地，祷告变成了自我反省的大会，每个人都向自己的同伴道歉：“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大声说话。”“对不起，我没能帮你们去提水。”大家似乎都融合在了一起。
除了祷告之外，矿工们现在还有了一个新的习惯，那就是把耳朵凑到石壁上。“你听到了吗？”其中某个人会问，“我觉得我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吗？”扎莫拉说是的，他听到了钻洞的声音。“我当时在说谎，”后来他承认说，“我什么都没听到，但我觉得应该让大家打起精神。”而巴里沃斯则说，那种倾听的感觉很微妙，你仿佛能听见一切，又仿佛什么也听不见。
8月8日傍晚7点半，也就是塌方发生后的第78个小时，又有人说他们听到了熟悉的钻洞声。巴里沃斯也听到了，但他并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直到3个小时之后，那种声音依然没有消失。没错，那是钻洞的声音――外面的人正在试图援救他们！
“你们听到了吗？”塞普尔维达大声叫起来，“多么美妙的噪音！”
有人说，钻头一天可以打100米深，照这个速度，五六天就能找到他们。有人提出要打官司，胡安・伊兰内斯说，他们出去之后应该对这次事故保持沉默，只跟律师说话，要狠狠地在法庭上教训矿场老板。但44岁的爆破专家埃斯特班・罗哈斯非常生气：“现在谈论律师和赔偿金有什么用？我们还被困在这里呢！”
那一天，所有人都很快活，塞普尔维达躺在石头上，做了被困以来的第一个好梦。
希望，失望，希望
5天过去了，然后10天过去了，钻头的声音断断续续，折磨得人几乎发狂。 有一天，那声音已经极近了，矿工们找到了一桶红油漆，准备宣告自己的幸存。这是矿工们的惯例：一旦钻头打通，他们会用红油漆在钻头上做记号，让上面的人知道，这里还有幸存者。何塞・奥莱达跟大家反复交代过，他们的记号得包含三个基本内容――被困的人数，地点，还有他们的状况。他已经准备好要写的话，非常简单的7个词：“Estamos bien en el refugio los 33.”翻译过来，就是“33人在避难所里”。理查德・维拉洛尔还找到了一个扳手，如果钻头在过程中断掉了，他会把它绑在钻头剩下的钢架上，给外界传递信息。
然而，又一天过去，钻头并没有找到他们，而是从避难所旁边钻了下去。他们试图追踪那钻洞的声音，只听见它越来越往下，逐渐消失不见。8月19日，维克多・塞戈维亚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要崩溃了。有一个钻头就从避难所旁边擦过，却没能找到我们。”
他们的食物也越来越少。原本的早午晚三餐，到现在只变成两天一餐，就是一块饼干，还有附加小小的甜点――一块罐头桃子，被分成33份，这需要外科医生般的精准技术。“抱歉啊，”有人对塞普尔维达提出抗议，“有一份比其他的要大呢！”不过，其实每一个矿工所能分到的，只有指甲盖那么一丁点儿大。
每块饼干只有40卡的热量，含有不到2克的脂肪，这不足以让他们生存下去。“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扎莫拉后来回忆道，“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看见你的伙伴在你眼前渐渐接近死亡。”
在塌方刚刚结束之后，扎莫拉是带头哄抢食物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坐不住了。“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他在祷告时站出来，“我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我当时带头从柜子里抢了食物。很抱歉。我当时以为我们只会被困在这里几天，我没有意识到后果有多严重，现在我非常后悔。”有些矿工到这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在这个时候，责怪和后悔都无济于事。
外界的寻找依然在继续，钻洞的声音时大时小，断断续续。矿工们已经不再去刻意期盼什么，他们只是勉强地为彼此加油打气，希望能够活下去。
8月22日，塞普尔维达从梦中醒来，发现钻洞的声音变得无比大声。“要打通了！”何塞・奥莱达用一种很肯定的语气说。
“砰！”
一声巨响在避难所上方响起，那是一次小小的爆破，炸开了上面的岩石。钻洞的声音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空气流通起来时若有似无的微小的声音。维拉洛尔拿起他的扳手，跟奥莱达一起跑到发出声音的地方。
何塞・安里奎抬起头，看着从顶部慢慢冒出来的钻头，说：“上帝是存在的。”
维拉洛尔的扳手，还有奥莱达的红油漆，都终于派上了用处。还有一些人开始吼着注意事项，他们要让地面的人相信这里还有幸存者――制造点动静，留下记号，附上额外的信息。大家用力敲打着钻杆，突然又有人说，先别敲了，让我们听听看上面的人会不会回答。于是巴里沃斯把他的耳朵贴上去，说，他听到他们也敲杆子了！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钻头上做标记，但那上头的泥巴太多了，油漆一次又一次地被擦掉。终于，有些油漆看起来凝固了。大家都开始写东西，有些是给家人的私人信息，有些是他们自己的情况，还有奥莱达写的那七个词。奥莱达找到一根橡胶管，将自己写的七字信息放进去，藏在锤头后面，因为有一个矿工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4个小时之后，钻头慢慢往地面回升。矿工们都聚在了一起狂欢，安里奎打开了手机，开始给大家录像。有一半的人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他们开始齐声欢唱：
“智――智――智――利――利――利，智利矿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