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準编剧、沈浮导演的影片《老兵新传》，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上海电影公司下属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讲述的是全国解放前夕，为了解决战斗前线和已经解放的城市的粮食需求，老兵战长河毅然放弃县长职务，到北大荒开垦荒地、兴办农场的故事。 在电影的文学剧本中，表这一“物”或者说道具被表现得平淡无奇，毫无亮色。文中只有一处提到“表”，那就是在农场为抢割麦子，派总务科长周清和进城购买一批旧收割机，并顺便买一些农学家赵松筠所需要的仪器时，周清和以收割机太破为理由，没有买收割机，而是买了许多仪器，并利用公款给自己买了一块手表。
在一家寄卖所里。
周清和挑着一些旧的仪器，他拿着一架显微镜。
寄售商人：“真正德国的，是个德国人寄在这儿卖的。买新的最少一千六!他只要一千。”
他已经挑了不少仪器，又拿着一只手表在玩弄着。
寄售商：“喜欢吗?这一个送给你。”
周清和得意地把手表装在口袋里，他扶着显微镜交代：“这一个开发票时作一千四。”他又指着保温箱，“那一个发票上也加上二百吧!……”
寄售商狞笑着，答应着。
农场的几万亩麦子已经大熟，暴风雨即将来临，而场里的收割机、人手又严重短缺，眼看这些麦子就要烂在地里，全场的人都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但周清和却私而忘公，不买农场急需的收割机，而花大价钱买眼下派不上用场的仪器，并用公款为自己买了一块手表。这样刻画一种自私、贪婪的性格的手法比较普通，而且道具“手表”在这里也无关紧要，不具有“个性”，可以被其他“物”所替代，也不能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
然而，上海的电影导演沈浮——如果撇开个人性、偶然性因素不考虑的话——可以说是秉承和浸润了“上海气”的海派导演却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表”这一物在影片中被大大突出，并彰显出异样的光彩。在影片中，“表”的细节多次出现，可以说是一唱三叹。
电影第一次表现表是在农场场长战长河、警卫员小冬子、总务科长周清和一行三人经过连日奔波，抵达农场筹备处——一个破碉堡——的当天晚上。老战和小冬子正在油灯下看农场的图纸并畅想着农场的未来，而周清和却顾虑重重，他问道：“老战同志，这个地方这么荒凉，办农场合适吗?”老战答道：“合适啊!清和同志，这是我们永久的事业!我跟你说，我连坟地都看好啦。”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打簧表”。接下来的一个镜头里，小冬子把头凑了过来，盯着表问：“几点了，到打点的时候了吗?我就爱听这声音。”老战把表放到小冬子耳边，自己也把头凑了过去，两个人头碰头笑眯眯地侧耳倾听着。表发出了一段动听的乐音。这个镜头使用的是近景，人物面部表情饱满，画面亮丽，很明显导演对他们对表及表发出的音乐的喜爱持褒扬态度。这个镜头是接上一个镜头周清和对农场的前途表示疑虑而来的，这样的衔接导向性明显，观众很自然地会忽略他们喜爱的是“表”这一当时的奢侈品，忽略他们喜爱的对象，而对他们的欢乐、愉快本身，对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印象深刻。但是仅就这一镜头而言，我们看到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战士对“表”这一物的突兀的溢于言表的欲望，而且这一欲望并不是被挟带着偷偷表现的——所谓“贩卖资本主义私货”，相反，它被凸显、强调，并得到了赞扬。
如果我们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允许甚至放纵人们对物的欲望。那未免过于武断。我们知道，钟表最初是西方国家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国宫廷的，在近代中国，钟表一直是皇室、绅商等名流所追逐和珍藏的稀罕之物。所以，“表”这一物蕴含了多种复杂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种计时的工具，一种人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它同时也象征着西方的科技和文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情形依然如此。因此，影片中老战和小冬子对“表”和表所发出的西洋音乐的喜爱，也就不仅是一种对物的欲望，同时也是对西方科技和文明的艳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进步的最终力量，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工具，进入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乃是建立在后者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它当然不会排斥科学技术。而社会主义中国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压力，“超英赶美”、“大跃进”等正是这一压力的集中表现。因此，在大跃进时期所拍摄的影片中，人们对“表”这一物的欲望可以得到赤裸裸的表达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象征着西方的科技、进步背后，“表”毕竟同时是一种奢侈物，“表”作为物的性质并不是一件随时可以脱去的“轻飘飘的斗篷”，相反，它很可能是一座“铁的牢笼”。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的初期，新教徒投身世俗事务，追逐财富本来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身外之物被看作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件斗篷却变成了铁的牢笼。那么，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打破这一“铁的牢笼”，如何保证他们对物、对科技的喜爱、追求之纯洁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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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老战和小冬子倾听打簧表打点的镜头中，周清和是被排斥在外的。那么，周清和对“表”持什么态度，而导演又是如何看待他的态度的呢?不久，影片就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第二天早上，周清和醒来后，发现碉堡里还是漆黑一片。于是周清和要求道：“老战同志，你看看表几点了，夜怎么这么长啦?”小冬子也附和说：“是啊，天怎么还不亮啊?”老战从怀里掏出打簧表，点亮了一根火柴，看了看，立即坐起身来，并说道：“咳，枪眼不是给堵住了吗?”(注：他们住的是一座碉堡，门和枪眼被堵住了后，就没有了光源)从这个细节我们得知，周清和和小冬子一样也没有表，只有老战拥有一块打簧表，表在当时乃是一种奢侈品，同时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这为后文周清和想拥有一块手表埋下了伏笔。
又一天晚上，老战他们吃完了晚饭。周清和拿着碗，走到篝火旁，从篝火上吊着的一口锅里舀水喝，这时老战又把手伸向了上衣口袋。接下来的一个镜头妙不可言，笔者只能试着形容一二。摄影机正对周清和，周清和蹲在篝火边，低着头喝水，摄影机缓缓右移，周清和抬头向他的左方斜视，面部表情很复杂，混合着羡慕和不屑，这时，墙上出现老战和小冬子凑在一起听表的影子，同时和上一次相同的音乐在画外响起。导演设计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镜头，一方面避免了和上一次老战和小冬子一起听打簧表的镜头重复，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周清和同样喜爱“表”，同样对表持有欲望，但他的这种喜爱和欲望却被表现为是消极甚至是反面的，从上述镜头中，观众很容易认定周清和对“表”这一物的态度不健康、偷偷摸摸乃至觊觎已久。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导演又设置了一个细节进一步印证、加强观众的这种印象。大约一年多后，农场已经建设得初具规模，场里种的六万亩麦子也已成熟，丰收在望。有一天晚上，老战正悠然地坐在办公室里收听有关前线大捷的广播，突然间，小冬子搀着农场附近村庄的农民老王头来找他。原来，村子里的粮食和牲口都叫土匪给抢走了，老王头来找老战帮忙，把粮食和牲口夺回来。老战马上带领场里的男人们出发了，匆忙之间，忘了把放在办公桌上的打簧表收起来。稍后，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周清和走进屋来接电话。电话是省城财委李主任打来的，找农场场长。场长老战不在，于是周清和叫来了副场长——农学家赵松筠，赵刚接完电话，把电话挂上，办公桌上的打簧表就响了起来。赵对周说：“把他的宝贝表给他收起来吧!”并走开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周清和一个人，周清和走到办公桌旁，坐在椅子上，双手捧起正在发出乐音的打簧表，低着头仔细端详。这时正对着周清和的摄影机前推，由中景而近景，他的面部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周清和歪着头，把打簧表贴在自己的耳边，笑眯眯地倾听着，一副非常陶醉的神情。如果说在前一场戏里，周清和对“表”的态度还不明朗的话，那么此处他对“表”的喜爱和欲望就显而易见了。然而，他的喜爱和欲望却不像老战和小冬子那样光明正大，那样单纯并可以与他人分享。只有在独自一人时，他才表现出自己对物的喜好和欲望，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周清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一方面也暗示了他的喜好和欲望的非正当性。而且他从物所得到的快乐也是只能独享的、个人的。
经过这些铺垫，影片里周清和在寄售店采购仪器时，利用公款为自己买手表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在一家寄售店里。周清和选好了一些仪器。
(中景)周清和示意老板给他拿出一块表。他把表贴在耳朵边听了听，说：“你们的价钱得好好往下减啦，不然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别看我都选好啦。”老板：“是，是，价钱请放心，不会错。”周清和把表还给老板，又恋恋不舍地拿了回来，往自己的手腕上试戴。老板：“我看，价钱不用还了，这个你喜欢，就戴上吧，(压低嗓门)我给你一起开进去，啊?”周清和瞥了老板一眼，说：“好吧，给我包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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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和自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岂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和他同去城里采购的小冬子和修理工老周很快就搞清楚并揭发了他的丑恶行径。老战知道后大怒，差一点对他大打出手，幸亏被周围的人拉住了。
据档案记载，导演本来想让老战表现得更加激烈，掏出枪来打算把他毙了，但上影厂领导认为，这样有损老战、有损人民解放军形象，才改为现在的样子。当然，周清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利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手表自然也不会归他所有，而是和他所购买的仪器一起被退回了寄售店，退回来的钱被用于购买和修理旧收割机。到头来，周清和还是没有得偿所愿，他还是没有表。
相反，在影片的结尾，小冬子却得到了他心仪已久的打簧表。农场种植的麦子丰收了，办公楼建立起来了，农场建设成功了，老战又主动请缨，去开辟下一个农场，小冬子想陪他一起去，但是他没有答应。临行前，他把自己心爱的打簧表送给了小冬子，留作纪念。小冬子虽然也喜爱表，和周清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他对表也不止是喜爱而已，他也想拥有一块表，但是这种喜爱和拥有的欲望并不足以使他为此而不择手段，这种喜爱和拥有的欲望在他的意志控制之内，而不足以控制他。他一面喜爱着表、喜爱着物，可能还期待着拥有表、拥有物；一面本本分分、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并不为他的喜爱和欲望特别做些什么。结果，他得到了表、得到了物。
影片还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他得到打簧表后的踏实和幸福。送老战走的汽车出发了，突然，车子里响起了打簧表打点的声音，老战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上衣口袋，又猛然想起他已经把表送给小冬子了。他听出声音来自身后，就转身掀开后排的一只行李箱，发现小冬子藏在皮箱下。
(中景)老战：“小冬子，你怎么?”
(近景)小冬子：“老战同志，我不愿离开你，我想跟你到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去。”
(中景)老战：“那怎么行啊!”小冬子：“送送你总行吧。”老战：(笑着)“送送我，你送我到哪里去呀，无组织无纪律的。(按下车椅背)过来吧!”小冬子过来和老战并排坐在一起，他从口袋里掏出打簧表，说：“那这块表可不还你了噢。”老战：“鬼东西!”小冬子笑逐颜开地把表放到耳边。
愿意到“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去”的小冬子得到了表。“这块表可不还你了噢”更强烈地表达了小冬子对表的喜爱和欲望。
至此，影片成功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对物的态度，也回答了社会主义中国如何保证人们对物的喜爱、追求的纯洁性这一问题。首先，人们对物的喜爱、欲望必须是正大光明，可以与其他人分享的，而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不过，这一区别并非本质性的，就喜爱、欲望本身而言，很难区别何为健康，何为不轨，如果周清和最后没有利用公款为自己买手表，我们很难说他和老战、小冬子对表、对物的喜爱、欲望在价值上有何高下之分。所以，关键性、本质性的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和占有物。影片所建构和宣扬的“物质观”：第一，并不反对人们喜爱物，对物怀有占有欲，但是反对迎合和放纵这一欲望；第二，不是禁欲主义的，它并不反对拥有和享用物，相反，它允诺那些勤恳本分的人最终会获得和享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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