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需太强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即可知道，当下的中国已成了一个充满魔幻现实的场域，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人运用非凡的想象力所创造的文学事实和当下的中国相比，已经变得保守和平淡。中国历来都是文学的国度，可是似乎从来没像今天一样，这么接近虚构;可是另一方面，诡吊的是，中国的小说家们，置身于如此疯狂而苍凉的现实，如同面对着如山的宝石和瑰丽的壮景，因为自感渺小而哑口无言，因为胆识和才华有限而自甘边缘。太多的作家们闭上眼睛拽着福克纳、纳博科夫、卡佛、门罗的衣襟，希望能踱进他人的时空，就像《篡改的命》中一心想变成城里人的乡下人，于是很少能够发现和我们时代之荒谬相匹配的作品，很少能发现带着我们，甚至逼着我们去看清我们正在过着一种怎样不适的生活的作品，很少能够遇见迎难而上，不草率，不妥协，手提短刀欺身现实的小说家。
奥登有诗云：一个衣衫褴褛的顽童，无目的而孤单/绕着那空位游荡/一只鸟儿/飞向安全处，远离他瞄准好的石头/少女们被强奸，两个少年砍一个/在他看来是公理，他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信守诺言的世界/或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流泪而流泪。这首诗从主题上，似乎可以作为东西的新作《篡改的命》的题记。《篡改的命》十六万字有余，时间跨度不短，此生有十几年，如果算上来生，恐怕要翻倍。而主要笔墨，集中在汪长尺高考失败，一直到他自杀身死，为家人谋幸福，这个跨度大概十五六年。而这十几年中，主人公汪长尺的命运起伏极大，可谓跌宕，光是职业就做了四五种，学生，黑社会，建筑工，油漆工。事件的密度也极大，涉及人物众多，乡里人有汪槐、刘双菊、小文、王东、刘白条、刘建平等等，城里人有林家柏、黄葵、方知之、方南方、林方生等等，而摆布这些人物，叙述这些事件，形成人物和事件的关系，东西似乎没费多少力气，以一种轻松自如的腔调完成了速写，可见笔力之健，涉事之深，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对主题把握之准确坚定。而这个主题的浮起，其节点也许是在第53节，汪长尺的那段内心独白。林家柏在之前几乎是恶的象征，是一个如五指山一样压在汪长尺头上的恶霸城里人，汪长尺做梦都喊叫道：我要杀了你，我要报仇。可是到了53节，他突然意识到林家柏并不是针对他，只是做了在其位置上理性的选择，或者换句话说，林家柏其人是这个丛林法则下理所应当诞生出的巨兽。这个真相对于汪长尺突然如此清楚如此简单，如同刷在墙上却多年视而不见的标语，除了向巨兽缴械似乎别无选择。同时对于读者却指向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冷峻的主题：使所有人受困，相互厮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另一层面，难能可贵的是，东西对人物之理解，毫不含糊，不偏不倚。当代文学，大批作家爱写小人物、边缘人，可实际上，即使坐拥了极多的素材，也经常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主观臆想，将人物写成了投射自我的玩偶。而东西笔下的小人物，就是顶着一头脏发，拖着断腿，沾着泥水向我们走来，他们为钱所困，为身份所挟持，为尊严而战，又经常把尊严丢弃，任人踏上一万只脚。东西的笔触嬉笑怒骂，看似随意，其实满腔愤懑，胸中有道义。有时同情，写得温情脉脉，纸上似乎渗出泪来：
刘建平说我是鼎罐厂的，就在你们村的山下。平时我们一抬头，就看得见你们坳口那棵树。那棵树实在太大了，十几里远都看得见。有次我路过时正好落雨，就躲到树下，结果衣服一点都没湿着……汪长尺也激动得不停地搓手……我每次离家，走到那棵树下就一定回头，好像树上有一道命令。而每次回家，一到树下我就小跑，恨不得早一秒钟见到父母。其实离家都一个学期了，快一秒慢一秒没什么区别，跑只是表达一种急迫的心情……说着说着，汪长尺的眼睛就湿了。小文的眼睛也跟着湿。“真没出息。”刘建平刚一说完，眼睛也湿。三个人为一棵树竟然哭了起来。
而大多数时候，东西将自己的温暖和同情收起，把小说家的操守供奉给现实，露出冷酷而恐怖的刀锋：
谈论小文的职业（妓女），竟成了他们交流的热门话题，好比夫妻之间谈论屁，开始还有不适感，但放多了谈多了便成自然。如果汪长尺好久不谈论了，小文会主动谈论。她谈论客人的身份，谈论客人的狼狈，还谈论客人的各种嗜好。她一边谈，汪长尺一边讽刺，就像逗哏与捧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讽刺得越狠，她越受用，仿佛感冒时喝了一碗热辣姜汤，通过冒汗把病毒从体内逼出。而汪长尺的讽刺也仅仅是讽刺，他竟然不像过去那样生气了。他不生气，小文不但不高兴，反而失落。
上述这段文字之所以恐怖地逼近现实，完全依靠了小说家的想象力和洞察，其悲欣交集，其疯狂荒诞，其毫不留情，甚至承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的看法，一切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对人物的理解，又充满了飞翔的想象和穿越。
而形成这种独特腔调的根源，是语言，或者说，东西掌握了一种独特的特别适合书写当下的语言。来看一下各个章节的题目：死磕，弱爆，潘浚抓狂，篡改，拼爹，投胎。自这些题目便可窥见，东西是准备笃定地和现实来一把短兵相接。这些题目也许少了些文学的美感，可是就像是现代城市里矗立的碉堡，坚硬而夺目。他们就是这样的存在，从来没人问过一个文学家这些东西是不是恰当美好，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词汇，你可以拒绝也可以运用，东西选择把他们装入胸中沟壑，赋予自我含义。
某天下午，教室里“哗啦”一响，所有同学都扭头寻找声源，发现椅子先生不见了，再看，他蜷缩于地面。四位男生把他抬到校医室。医生问哪儿不爽？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医生贴耳听了两遍才听出那是个“饿”字，赶紧给他输液。
医生问，哪儿不爽。这四个字多么干脆，多么幽默，又多么冷酷。想想现实中的医生，似乎都是如此，翻起眼来问你哪里不爽。而这四个字，似乎又是对于这个小说里诸多小人物的追问，这么悲苦难受，这么渺小卑微，到底是哪里不爽？
韦警察说从你的愤怒可以断定，你不是一截死木，而是一位热衷于爆粗口的狂燥型人才，拿你去夺钓鱼岛都没问题。汪长尺说可惜我的热血都被你们雪藏了。
这段对话里充满了现今的流行词汇，爆粗口，狂躁，钓鱼岛，雪藏。可是到了文本之中，就变成极为有力的修辞，这不是海明威的语言，这不是沈从文的语言，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这是我们这个平庸又癫狂时代的官方语言，这是我们无法回避而找上我们的思维逻辑。
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现实，我也常常感到愤怒和想作为，而自小而来，跟着教育制度跑圈，又常常给我一种错觉，追求智性，勿论其他，似乎也是一条文人的出路。正如厄普代克所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创作卓越的虚构品，我书写真正的艺术，我把这当作一种保守的反驳（大意）。而我愈发发现，遁入艺术的细节，遁入书房的迷梦，是多么令人轻松和专注，以至于可以遗忘现实中正在进行的爆裂故事。而阅读《篡改的命》，似乎是一种令人警醒的体验，这不是一种保守的反驳，这是一声起立的呼喊，一次酣畅的迎击，一颗誓不退下阵地的子弹。也许我无法就此扭转自我的文学道路，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品令我激动，撩拨着我表达的欲望，怂恿我或多或少的作为。这样的作品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扔进文学史的废墟中，而是冒着扁平化和语义过于明确的风险，甘愿让自己扑向真相，融于当下，献于隆隆而过的时代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