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一度出现了偷渡外逃风潮，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甫至主政南粤的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对策，成功化解了一起猛烈、严重且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制止偷渡外逃
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偷渡外逃事件及其严重影响
二、偷渡外逃问题，总的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8]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9]。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这番话，也启迪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思路，继而开启了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之路。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等情况，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14]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15]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16]
三、习仲勋坚决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对策
二是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要严肃慎重，要通观全局。偷渡外逃风潮是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它折射出非常复杂的社会万象。鉴于此，谙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习仲勋告诫各级干部：“在反偷渡外逃斗争中，政策性很强，要注意发挥政策的威力。要严肃、慎重对待，不能掉以轻心。”[23]“对于截回的外逃分子，总的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歧视他们，不要叫‘偷渡犯’，要采取有效办法进行教育。”[24]“对于极少数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首恶分子和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处。”[25]他还叮嘱：要加强对外逃人员的思想教育，要改善收容站的卫生条件，一定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基本群众看待。他要求“各级党委要通观全局，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要瞻前顾后，慎重对待。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要翻来覆去。”[26]
三是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组协助基层，加强军民配合，形成反偷渡外逃的合力。习仲勋和省委贯彻中央的指示，不仅成立了由他担任组长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还要求工作组下去协助基层贯彻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坚决制止偷渡外逃。并要求“军民要相互配合，团结战斗”，“公安部门要大力配合。”[27]要加强侨务工作，要广开就业门路，做好知青工作。并殷切希望我们的干部通过这次制止偷渡外逃，“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会做群众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学会关心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善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28]
四是大力整顿党风和大力整顿社会风气，铲除滋生偷渡外逃风潮的社会土壤。习仲勋深知偷渡外逃风潮有滋生的社会土壤，官僚主义、受贿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必须刹住。他提出：“要加强党员教育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大力整顿党风。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29]各级领导“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具体解决问题。”[30]同时，“要大力整顿社会风气，树立正气，刹住歪风。树立正面典型，发挥榜样的力量。”[31]
注释：
[8]引自《习仲勋传》（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461页。
[34]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广东党史》，1998年第6期，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