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党对五大发展理念的认知存在着差异性和连续性。这种认知的差异性反映了改革的不同时期党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不同，而认知的连续性则体现了党的求真务实、改革创新精神的一以贯之。五大发展理念最终完整的提出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发展问题持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和丰富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改革开放；探索创新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5-0049-05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在不同的发展历史时期，以该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为导向不断创新发展理念。不同时期党对发展理念的阐释有所差异，这种阐释的差异性正反映了我们党所面临的发展难题的不同，同时也体现了党对发展理念一以贯之、不断探索的精神。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对发展理念探索丰富的结晶。
一、立志改革期：五大发展理念的“量”的阐释与丰富
众所周知，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的引擎是中国最基层农村农民“要吃饭”的抗争行动。这场席卷全国的“要吃饭”的抗争行动尽管最初在顶层引发了不同凡响的争论，但最终奠定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立志改革的决心、信心和恒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立志改革期。
显然，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要吃饭”的抗争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关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政治大事。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1]14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370以邓小平为主导的最高决策者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从中国当时的最大实际出发，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把“改革”重重地书写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自此，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未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1]139
虽然在改革开始之际，邓小平并没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他立志改革的决心已定。邓小平深知，要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中国复兴梦，“就必须创造一个有技术改革能力和有经济效率的社会”。[1]139邓小平在很多场合表达了“我们现在还很穷”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因为我们很穷，在国际上我们不能有更多的贡献；因为穷，我们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难以在国际国内展现出来。中国人穷怕了，穷则思变，社会主义“要脱穷”，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中心。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才能赢得世界的话语权，才能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才是硬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所奠定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孕育蕴含了 “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提是必须解放思想，抛弃“怕富”的旧观念、旧思想，使人民“发展致富”的积极性得以充分释放。他明确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3]88但这里所讲的人不同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十八世纪的人，而是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特定时代的人。邓小平有关人的这番论述不仅清楚地表明了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清楚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3]87到1988年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274历时10年。历经10年探索的“第一生产力论”不仅是对一百多年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当代科技驱动创新发展理念的最深刻的理论回应。如何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呢？“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3]91这是邓小平给出的答案。对从外国引进来的技术邓小平要求不仅要学会，而且要“提高创新”。[3]129不仅要加大科技创新，而且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和创新精神，“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3]143要形成“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社会风气，这样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跻身国际先进国家的行列。
协调、共享发展是邓小平在立志推动改革时期多次强调的发展理念。从邓小平的著作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时常把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思想辨证地统一起来讲。比如，邓小平的“先富论”和“共富论”就蕴涵了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的辨证关系。他指出，改革不能导致“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共同富裕不能走同步富裕的道路，在承认人个体的差异性和地区条件多样性的前提下，可以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在协调其他人和其它地区都富裕起来，可见协调发展是共享发展的手段，而最终共享富裕是目的。再比如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思，也正是基于达到整个国家不同地区共同发展、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邓小平不仅关注不同群体人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多次强调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相协调。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相协调发展的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绿色发展”的理念。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要从“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切实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相协调。他要求在经济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始终要重视环境保护，为人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和劳动环境。1979年1月邓小平针对桂林风景区被严重污染的情况指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4]19邓小平还从法治的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要集中力量制定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比如“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3]146除了依法治理环境之外，邓小平还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还要借助于科技和对人民进行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教育。“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4]34在邓小平加强环境保护思想的指导下，1984年中央正式决定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 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两个巨轮，因此开放性发展是邓小平改革开创时期重笔所写、坚定要做的事情。在《邓小平文选》二、三卷中，开放性发展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邓小平的开放性发展始于学习外国科学技术，进而推广到其他领域，以“引进来”为特色。1978年3月，邓小平针对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高速发展的难题，提出了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开放战略。1979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广开发展门路，大胆利用外资发展的理念。在邓小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开放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邓小平1978年立志推进的改革是首先“采取大胆的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1]137虽然邓小平通过立志改革，成功地完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次战略转变，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也深深地印刻在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里，但是就其发展观而言，仍然定格在传统发展的层面。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追求发展的量作为改革发展的着力点，从而使我们在改革的推进期时不时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量，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经济增长。这种发展观强调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其包含有某种正确的东西，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合力的多方面的相互协调发展，单纯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量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加快改革期：五大发展理念的“质”的阐释与丰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转折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5]211邓小平在立志推进改革的同时，曾多次强调，“改革步子要加快”。[2]236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加快改革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提速。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十三年是中国加快改革发展的十三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国内国外形势，审时度势地提出当时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5]211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十四大把“加快改革开放”定为以后发展的主打音符，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既要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又要有较好的效益，要改变克服过去传统的发展老路。毫无疑问，邓小平的发展观在其理论指导思想上是全面的科学的，既突出重点，又强调全面协调发展。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传统发展道路，采取的是“四高一低”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消耗大、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严重。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来，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理念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也引发了全球性的问题接踵而至，如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能源资源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等。在对传统发展模式深刻反思的同时，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发展模式、发展方法和发展理念等方面“都必须相应地来一个很大的转变”。[5]256这意味着党已经认识到传统发展理念的弊端，需要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树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赋予了“五大发展”理念“质”的内涵。
我们知道，在邓小平推进改革的转折时期，着重于“发展的量的扩张”，[7]强调发展速度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中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改革的最初十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即使起点较低，这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成就”，[1]140-141但“它也带来了这个体制必须解决的一些严重问题”。[1]140必须克服改革最初十年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倾向，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切实摆正质量、数量、效益的关系”，[8]2173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这就意味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发展的着力点锁定在“质”的提升上。首先，提升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提升协调发展的“质”的内涵，不仅要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更加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把协调发展的“质”提升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的整体的长期持续发展。实现“三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就必须转变以前在实践中过分强调经济增长指标的习惯，要把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纳入发展质量的评估体系中，“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9]461其次，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整合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5]532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环境恶化日益严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从1991年起，“中央每年在‘两会’期间都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9]4611991年5月，江泽民指出90年代“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战略位置”。[5]463这就意味着由过去单纯地追求以物质需求为本的发展理念提升到以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需求的整合发展理念。这种整合发展理念要求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再者，创新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前提下，多次强调了创新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要求全党要有很强的创新的政治意识，培育创新的社会意识，培养创新型人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加强自主创新。最后，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型发展新战略。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多年确立了以“引进来”为主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引进来”为主对于改革开放的前20年是完全必要的，没有20年的“引进来”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管理、知识乃至产品的极大提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加入WTO后，必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新战略，在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和层次更高上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的新空间。 三、深化改革期：五大发展理念的“度”的阐释与丰富
不同的发展理念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开始富裕起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21世纪后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新要求。20多年的改革，也使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一以贯之的探索中，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不断趋于丰富完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后国际与国内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它既体现了执政党对以往发展观和生活实践的深刻反思，也充分体现了党对未来中国发展战略思维的再次转换。”[10]科学发展观使“五大发展理念”从“度”的方面得以完善提升。
首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90年代，江泽民多次强调创新对一个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重要性。时代在飞跃式发展，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面对全球性的技术革命，胡锦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阐明了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作用。2003年11月，胡锦涛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机圆满成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先导，努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11] 490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12]1028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提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
其次，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科学发展观更加着重宏观布局、和谐互动、内在协调的整体性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要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保护环境协调发展；不仅坚持重视经济发展，而且强调经济的发展要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由“三个文明”发展上升为“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把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起来；要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相互协调拉动增长的新格局；更加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建设。不仅强调国内各发展要素的协调发展，而且以世界的眼光，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层面认识协调发展的世界意义。这样的发展观更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因为它既克服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张性的发展理念，也扬弃了单纯追求质量提升，而是要更好地解决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再次，绿色发展内涵更丰富。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发表《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引发了学者对“绿色发展”的热议。[13]此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刻。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12]7162005年夏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此后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把节约放在首位。“十一五”规划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单列出来。[12]1072十七大提出不仅依法治理环境，而且着重建立和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要从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2010年6月，胡锦涛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绿色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14]747
复次，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胡锦涛指出，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着力提高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展工作的素质和能力”，[11]396-397在观察形势时要通盘把握好国际和国内两种形势；在重大决策时要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两个因素；在开展工作时要善于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有利条件。强化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建设，着力形成稳定、透明的开放型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开放型经济的法制环境，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预警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相结合起来，一方面，着重提高‘引进来’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形成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建立‘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5]21
最后，从惠及到共享。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这种不均衡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而且也难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此问题为导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最根本的是“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随后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写入了报告之中。2005年2月，胡锦涛又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了“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论断。此后，从“惠及全体人民”改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意味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更加着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12]1064这是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的执政理念。
四、全面深化改革期：五大发展理念的成熟定型
十八大以来，无论从哪方面讲，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处在一个攻坚推进的历史节点：一方面，发展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需要在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寻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16]另一方面，当前制约发展的诸多因素已非改革开放初期可同日而语，需要在新的基础上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对此，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新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基于中国最大的实际和破解多重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 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没有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2012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更加详细地指出，“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17]10立足于中国最大实际有多种语义。其一，无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要始终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其二，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时仍然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其三，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总之，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矛盾没有变化，这是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16]谋划发展不仅需要我们全面总结过去发展实践中的经验用以指导未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最大实际意味着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发展也必须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更加科学的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要求我们不仅要立足于中国最大的实际，而且要直面全面社会改革面临的多重发展难题。我们必须完善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
首先，破解受制于粗放式发展、创新能力不强的难题，提出创新发展的新内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已跃居世界第二，众多主要经济指标也名列世界前矛，但是大而不强的经济规模，快而不优的经济增速，依靠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的发展方式，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科技创新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中的竞争地位日益重要。历史发展证明，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引起国际关系的大重组和部分国家的率先崛起。[18]2012年12月，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习近平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明确提出了创新发展的理念，指出“我国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必须高度重视人才的聚集，择天下之英才而育之”。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亚太地区应该推动创新发展”。[19]440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加明确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6]
其次，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难题，提出协调发展的新内涵。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突出地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拉大。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一直居高不下，2004年超过了0465，虽然从2009年连续6年下降，但2014年仍高达0469。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不仅在绝对值上有所扩大，而且在相对值上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8]针对这种不协调的发展状况，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20]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
再次，破解受制于资源和生态约束发展的难题，提出绿色发展的新内涵。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创造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但由于偏重于发展的量的扩张，导致我国的发展建立在“三高一低”巨大的物质资源消耗基础上。长期粗放型的增长付出生态环境代价，“资源约束趋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16]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们也一直重视保护生态环境，但总体上我国仍然是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家，改善生态环境任重而道远。十八大以后，我们以破解资源和生态约束发展的问题为导向，更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不断丰富绿色发展的内涵。认识到绿色发展就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概念，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推动绿色发展。
复次，转向经济全球化倒逼机制下的开放发展的新内涵，着力实现合作共赢的新局面。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既为开放带来正效应，也常常使落后国家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虽然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不断加深，但在高新技术领域和新型服务业领域，却面临着各种无形的封锁。[18]我国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国际价格的话语权仍然受制于贸易强国。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了“亚太地区应该推动开放发展”。[19]440他多次强调，“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动开放发展的新局面，切实“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16]
最后，致力于最大公约数，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竭动力。中国30多年的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群众集体选择的结果，这种集体选择表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体现了历史的合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21]致力于最大公约数也是实现改革最终目的的需求。在我们肯定改革30多年GDP不断实现“量”的翻番的前提下，一个时刻困扰改革的“贫富差距”的“质”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在发展中大量有悖公平正义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改革30多年来孕育的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强烈。对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赋予“以人民主体”新的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9]70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民的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思想。[16]创新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指出我们要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使全体人民真正共享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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