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石器时代的联系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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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二、新石器时代的联系
1、新石器时的卡若文化与中原的联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达50多处。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约分为三大类：以藏东河谷区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以藏北高原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 2、粟及卡若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关系
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①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②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③卡若遗址中的粟应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
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④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曲贡遗址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少量骨质工具和一件青铜器。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另外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时间晚，距今约3,500—4,000年间，水平高，已开始跨入青铜器时代的门槛。⑤
3、细石器文化的相互联系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细石器文化在整个西藏分布极为广泛，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均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和石叶形细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头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刻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用以加工各类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西藏出土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工艺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遗址曾发现用作装饰品的海贝（Cowrie Shell），而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黄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习俗①。西藏高原远离出产此类海贝的南海，说明这类装饰品应是卡若文化与其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就卡若遗存的诸多特征而言，可以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类型文化分布区以南的金沙江、澜沧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区则发现了多处文化特征与卡若类型相近的史前遗址，包括云县芒怀③、元谋大墩子④、宾川白羊村⑤、西昌礼州⑥、汉源狮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遗址。这类遗存中的有孔石刀、长条形石锛（斧、凿）、典型细石器、平底绳纹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为主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因素，都与卡若文化类型相似，其时代亦晚于卡若文化类型，这可以说明川西、滇北该类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类型文化向南传播的影响。因此，以藏东三江流域为主线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含细石器）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黄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区→藏东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川西滇北高原地区这样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卡若类型所体现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说明，藏东三江地区正是这条“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也在此时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区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萨曲贡、贡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遗址发现的典型且成熟的细石器，均可能是这种高原狩猎、农耕文化之间交流的标志。同时，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经济形态的相似而通过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与北方广泛分布的狩猎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亚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鲁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埋葬中的涂朱现象、长条形磨制石斧（锛）和有孔石刀、骨锥骨针、磨盘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综上所述，西藏远古文明并不是封闭孤立的，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关系。
4、墓葬习俗的相互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②，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卡若遗址、曲贡遗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笄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大量发现，体现着当时中原华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之类③在藏东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文化遗址中，都发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两性之一是有梳发髻的习惯的”。
在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的古代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后来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发现和发掘的许多古代氐羌系统先民的文化遗址，其中，与藏族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卡约文化遗址。有许多建筑和古城堡都与藏族建筑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卡约墓葬中发掘了坟丘墓。”按照卡约的墓丘来推断，其时的阴宅使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坟丘，那幺阳宅亦是相对应的夯土建筑。从这点上认识，这种早期的夯土建筑与后来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与其它藏区的夯土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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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③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载《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芒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⑦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县罕格依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③ 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