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一件古玩，就等于拥有了一段时光、一个故事以及很多人的能量与回忆。所以与其说古玩装饰了世人的生活和梦想，不如说它记录了时光的故事。
收藏是讲究缘分的，真正品质上乘的古玩，历经千百年及战乱等各种因素影响，能够留传至今，而又恰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定是缘分使然。
收藏是一件很优雅的事情，近年来，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甚至形成了一股全民收藏古玩的热潮。但古玩行当也像是江湖，自古以来有很多潜规则，比如不打假、不三包。市场中讲究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至于东西是真是假，卖方没有义务告诉你，你买的东西是好是坏，全凭眼力，好坏都要认账。很多收藏者买到赝品要么自认倒霉，要么用假货继续与别人交易，甚至以此为乐趣。
正是这些奇怪的潜规则，导致如今的古玩行当乱象丛生。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古玩市场有90%以上都是赝品，而且价格虚高，人们遭遇打眼（指被骗买了假货）的风险远比捡漏（指用很少的钱买到很值钱的古玩）获利的概率大得多，不仅损害百姓利益，更容易滋生各种社会陋习，因此，现在到了树立行业规范，向与法律相违背的古玩潜规则说不的时候了！
收藏家也有打眼的时候
打眼是古玩行当中的行话，因为古玩江湖没有骗与被骗之说，即便行家也会有打眼的时候。
程董开始不愿意，刘太乃几次加价，直至出价40万元。两人还签了一份《友情转让协议书》，写明双方经多次协商，程董愿以人民币40万元友情转让田黄石印章给刘太乃收藏，双方承诺转让成交、银货两清后，各自永不反悔。
刘太乃以为自己真的淘了块宝，一直小心地珍藏着。2005年6月，有朋友介绍了香港古董商李庆与他认识。李庆看了他的那块田黄石印章后激动不已，也想买。因为刘太乃当时看中了别的更值钱的古玩，急需资金周转，就开价70万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李庆以63万元将那块田黄石买走。
可是，李庆拿着田黄石到福建向朋友们炫耀的时候，有行家却说这个东西不对。李庆对自己的眼光很有自信，但朋友是行家，而且福建是田黄石的出产地，这里造假田黄石的人比较多，一些造假的人告诉李庆：“我可以做得更好……”
做了多年古董生意的李庆，心里又气又恼，认定是刘太乃故意卖假货给自己。刘太乃接到李庆的电话后大吃一惊，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没有必要为了赚这点钱，损坏名誉！”
较真的李庆去了内地最权威的鉴定机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测，鉴定结果是假的。这块田黄石不但让他损失了一大笔钱，而且让他在收藏界颜面扫尽。李庆坚决要求退货，但刘太乃不肯，因为古玩“不打假，不三包”，这是行规，并称他也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还拿着一份协议书和李庆一起去找过程董。
不过，程董一直不肯出面，李庆又实在太“难缠”，刘太乃只好让步，把中间的23万元利润还给了李庆。他觉得，按照行规，自己没有责任来保障东西的质量，退回那23万元已是仁至义尽了。可是李庆并不甘心，2006年5月，他将刘太乃告上法庭，要求解除这枚印章的买卖合同，归还自己40万元以及相关的利息。
在法庭上，双方争论不休。刘太乃说：“退货是不可能的，这是行规。没有哪个古董商做这种事情，买古玩是要有担当的，买错了，就当交学费，我以前也有买过不好的东西，但从没找过别人……”
李庆说：“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明确规定，买了假的东西当然应该退货，甚至还要赔偿。”刘太乃坚持认为，这件事用法律是解决不了的，大家应该遵守古玩界约定俗成的行规。两人争论无果，最后决定上法院解决。
2006年11月16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最终判决解除双方订立的买卖合同，刘太乃返还李庆款项40万元。对此判决，主审法官解释：行规不能逾越法律规定，任何行规都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运行;虽然古玩行业有一套运行的模式，但是这套运行的模式应当规范在法律范围内来调整;当然，在收藏圈子里，如果双方愿意按照行规来交易，或者按照行规来履行彼此的协议，法院是不会干涉的;而在本案中，原告认为自己买的就是田黄石，所以才出价63万元签了买卖合同，但被告给的不是田黄石，因此买卖合同无效。
官司败诉后，刘太乃名利俱损，深受打击。由于程董一直避而不见，加上他们之间又有永不反悔的书面协议，没法起诉，所以只好自认倒霉。
父亲的邮票被捡漏之后
叶光俭在业余时间爱上了古玩，由于经常捡漏，他平时也能赚些小钱，但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别人捡漏。
2010年年初，叶光俭的父亲在广东江门市老家去世。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发现清贫一生的父亲，最后只剩下几本发黄的邮册。由于他从小外出闯荡，而后在广州成家，所以他并不知道父亲生前是一个集邮爱好者。而他对邮票也从不感兴趣，一度觉得这些邮票不好处理。
父亲去世后，叶光俭怀着愧疚之心将母亲接到广州一起生活。母亲对老伴集邮的癖好厌恶已久，主要是过去家里经济困难时，老伴还痴心不改，她曾多次对叶光俭说：“你看有没人要这些邮票，卖了，多少钱都行，免得我看了心烦。”
2010年9月的一天，叶光俭在古玩市场认识的一个朋友段喜发到他家来吃饭，无意间发现了那几本邮册，就说：“其实我也是一名集邮爱好者……”并表示愿意以5000元的价格购下叶光俭父亲的全部邮票。叶光俭和母亲对这一价格都很满意，当即就同意了。 当年年底，叶光俭陪母亲回江门办事时，遇到父亲生前的一个邮票藏友，藏友告诉他：“我记得你父亲所留的邮票中，有一张相当珍贵，现在可能价值几十万元……”叶光俭一听就傻眼了，赶紧回广州联系了段喜发，并从另一个朋友处得知段喜发正在寻找那些邮票的买主。叶光俭和亲友想尽办法才找到段喜发，要求退还段喜发5000元，取回邮票，但对方坚决不同意。
2011年10月，法院最终支持了叶光俭的请求，判决段喜发退还叶光俭邮册，叶光俭退还段喜发5000元。
究竟是一张怎样的邮票，让叶光俭如此兴师动众呢？原来，他父亲留下的邮册中，有一张珍稀邮票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专家告诉他：这张邮票1968年发行，发行时间非常短，原因是当时有人发现邮票上的图案有误，邮电部门发现问题后，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并全部退回，但已有个别邮局提前出售了这种邮票，致使有两三千张邮票流出，因这种邮票存世数量极少，而成为中国邮票史中著名的珍邮，并名列世界珍邮之中……
那法院为什么又判决支持叶光俭呢？法院的理由是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买或卖的交易中，对于标的物的性质发生重大误解，叶光俭把珍贵邮票当作一般藏品，从而发生错误的判断，引发显失公平的交易行为。如果叶光俭当时清楚邮票是珍品，就不会以这种条件与对方发生交易，所以这种交易行为是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缔结的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或变更。
2012年夏，叶光俭经广州一家拍卖行，以50万元的价格将那张邮票卖给了一名华侨收藏家。拿到这笔巨款后，叶光俭唏嘘不已。
任何潜规则都不能与法律相悖
（唐新波，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规，大家愿意遵守它，是为了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可是任何行规都应该有个底线，不能与法律相违背。因为只有法律，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公平正义最基本的衡量。
在古玩收藏界里，每一个玩家都希望能捡漏，最担心的是打眼。不过，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玩家都将捡漏视为合情、合理且合法的事，大家都得遵守。这种所谓的行规，在过去的社会可能无可厚非。但在法制体系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必将受到道德的评判和法律的监督。
以上述两个案件为例，法院判决的依据其实都是当事人的“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及73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因此，只要有证据证明发生了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古玩界中的潜规则就很难立住脚，打眼的买家和被捡漏的卖家都可以依法追回自己的损失。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交易都可以认定为法律上的“重大误解”。比如，有人从古玩市场上或拍卖行捡了个漏，就很难认定。因为认定“重大误解”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首先，误解必须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误解，不是第三人的误解;其次，误解必须是重大的，这点在收藏纠纷中可以用价值来判定;再次，必须是当事人不愿意承担因误解产生的风险;最后，要看误解本身是否具有可宽宥性，即必须是一方不知道手中的东西是很值钱的，而另一方则是知道的或者是应当知道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误解，则具有可宽宥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知道或者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都是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如何确定这几种状态？对此，法院一般也是从行为人的身份及行为当中去判断，比如上述第二个案例中的卖家并不是邮票收藏者，对邮票也没有任何鉴定能力，可以判断其为“不知道”，但买家则是邮票收藏和贩卖者，可以判断其为“知道”或“应当知道”，只是当时装作不知道而已，因此卖家对误解具有可宽宥性。
而从古玩商店、拍卖行甚至地摊等公开交易的市场中捡漏，无论是买家或卖家，都不具有可宽宥性。因为买家敢于到市场上去交易，本身就应当知道并愿意承担风险，而古玩商店、拍卖行、地摊主等，作为专业经营者，对自己的误解就更不具有可宽宥性了。所以，一般从自然人包括收藏爱好者手中捡漏，则具可宽宥性，除非当事人之间都明示自愿承担风险。如果所有的误解都当重大误解对待，则市场交易难以稳定;但如果不对自然人的误解放宽认定，则难以平衡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需要提醒的是，非所有“重大误解”的行为或合同都可以被撤销。《民法通则意见》第73条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所以，要切记时效问题。
另外，现在市场上知假售假现象严重，甚至拍卖行出售假冒艺术品和伪造文物也时有发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拍卖行需要承担何种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规定：“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物品的来源和瑕疵。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物品瑕疵”、“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物品的来源和瑕疵”，所以拍卖人和委托人均有义务说明拍物品的瑕疵真伪。如果委托人或拍卖人没有如实告知竞买人，则其行为构成欺诈，情节严重的会触犯刑律，构成犯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拍卖人有责任对于价值巨大的文物和艺术品进行权威鉴定，并将鉴定结果告知竞买人和买受人。
诚信是金，古玩行当不能再任性
（宁玉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学术委员会文物鉴定专业委员会主任）
古玩收藏本来是一件非常文雅的事情，是一种文化、智慧和修养的体现;也是一种充满乐趣、兼具休闲与投资性质的活动，更是对个人眼力、智力、魄力的一种考验。过去玩收藏，信誉始终是第一生命，也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古玩行当里才形成了具有千百年历史的行规――不反悔，不退货。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物欲熏心，冒牌玩家越来越多，假货赝品日益泛滥，原本基于人与人之间完全信任、纯净的行规，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渐渐成了欺诈者、售假者的借口，并以此为潜规则给后来者洗脑，后来者也只好糊里糊涂地遵守着那些变质的行规。
有人说，古玩和普通商品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通商品是生活消费品，是用于人类的物质消费;而古玩不是用来吃住行的，是为了人类的精神享受。所以，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古玩收藏界，就连中国消费者协会一般也不接受和处理这类投诉。古玩买卖全靠眼力，哪怕买了价格很高的假货，只要卖方没有隐瞒真相，也谈不上欺诈。因为历代都有赝品，它同样有收藏欣赏价值。只要双方认可，出多少钱都很正常。
以上观点，几乎代表了当下古玩界大多数玩家的看法和意见。然而，现在是法制社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下，人们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而且如今的古玩潜规则也暴露出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弊端，司法介入古玩这一特殊领域，并用法律法规去调整潜规则是必然趋势。
当然，由于古玩的特殊性，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比如古玩需要打假，目前却没有哪个单位或部门能进行此项工作，古玩市场其实是一个很难管理的区域。工商局可以执法，但做不了鉴定;文物部门可以鉴定，但只针对国家文物进行级别鉴定，不负责对价值的鉴定，最为关键的是，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作为一名在古玩收藏界入市较早的人，我想说，诚信是金，若想这个行当更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应该回归到诚信的原点，否则收藏的乐趣就会被欺诈和赝品埋葬。我也规劝后来者，收藏是一门大学问，短时间是学不会也学不精的，许多收藏行家都是有专家团队支持的。如果实在喜欢，务必谨慎，不要盲目花大钱买入，一旦遇到纠纷，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向潜规则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