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年2月6日)二文中指出：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的，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而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古今文学进行贯通研究的主张。其后直至逝世前，他采取招收研究生、开设学位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多种措施，倡导和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
2007年春，章先生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指示要我接替他讲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门研究生基础学位课程，不知不觉已将近九年。在课堂上，我曾多次向学员们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本来是诗歌的国度，即使按目前通行的文学体裁分类来衡量，诗歌也是最早形成范式，并且以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由古体诗派生出近体诗，由诗体派生出词体，由词体派生出散曲，各种体式并存共荣，生生不息，从而把汉语言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后起的文体几乎无不向诗歌看齐，包括散文、戏曲、小说，都曾从诗歌中汲取过营养。如果就古典文学四类体裁的成就及其地位做一个排序，我们说诗歌(含词、散曲)第一、散文第二、戏曲第三、小说第四，应该是合乎实际的。但再以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进行评估，小说成就最高，诗歌成就最低是没有异议的，散文与戏剧的名次似乎没有变化，仍分列第二和第三。为何不到一百年，诗歌和小说的发展情形竟完全颠倒过来了呢?学员们在讨论中，往往援引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作答：引进现代西方观念后，中国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所致。这种判断乍看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确与该时期文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但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一方面具有恒久、稳定的特点，一方面遵循通变的规律而发展变化，即使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仍然发生过重要作用，外来西方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既不可低估，也不宜过于夸大，否则，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从外国移植而来的话剧与自由诗并未取得突出的成就。
如果仅仅从语言形式着眼，1917 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实际是以白话完全替代文言为目标，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由繁至简、由雅向俗、由文言变为白话的趋势，最迟在宋元时代就开始萌生，到明清时代已称得上成绩斐然。只不过在古典文学环境中这种趋势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整体上仍呈现为诸体竞骋、文白并行、雅俗共赏;而到了现代文学环境中则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白话文学被贴上新的标签后，就开始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表现出一种不给文言文学生存空间的霸气和强势。其中最大受益者显然为现代白话小说与白话散文，它们虽然也分别受到了汉译外国小说、外国散文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在宋元明清白话小说(包括短篇和长篇)或明清小品文已有成就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包括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在内的先驱者们对古代白话小说或小品文都是肯定的，因而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在新文学运动中遭到革命打击后最不幸者应是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虽受打击却最不服输者则推旧体诗词。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遭受打击后一蹶不振，并不仅仅由于其作者作品日益减少，不足以与白话小说、白话散文抗衡，更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两种文体的实际读者与潜在读者也愈来愈少，因而它们趋于衰亡的命运似乎已不可逆转。而现代诗歌领域则呈现出一种在新旧对立中继往开来的总体趋势，一方面新诗虽以革旧体诗词之命的方式而登场，以汉译西方自由诗作为参照，但并没有一种现存的范式可供学习或效仿，一切都在摸索尝试之中，因而在创作成就上并没有达到先驱者的预期目标，甚至许多早年积极创作新诗的名家到了中老年却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一方面具有民族特色与辉煌历史的古体诗词一直在广泛传播，因而仍有一代又一代作家为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而继续写作，使其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延续发展，尤其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的主流价值观是提倡以新诗为主体，认同新文学运动中关于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看法，却又给予老年人尤其是高干可以写作和发表旧体诗词的特权。这意味着现代以来关于诗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新诗与旧诗之间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旧体诗词虽然遭受过新诗的打击，却一直不肯服输，甚至敢于公然对垒，因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旧体诗词的命运也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
在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这个论题中，实际上包含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内涵指向，一种指向创作，一种指向批评。二者都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且皆在延续之中。但相对而言，凡处于完成时态的现代诗词创作就成为了一种客观存在，它一方面以文献方式作为处于进行时态之诗词批评的依据与前提，一方面以典范的魅力而对进行时态的当下诗词创作产生影响。
学术界长期漠视旧体诗词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有悖于中国诗体古今演变和中国诗歌价值观念古今演变之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