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恨水素以小说名世，其旧体诗词少人关注。其实，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较多，大多发表于报刊媒体。张恨水旧体诗词继承传统较多，讲究温柔敦厚。在创作上颇为关心国事、时事，做到以诗存史。同时，尚有部分悼亡诗词，情真意切。在艺术特征方面，受其学佛影响，张恨水旧体诗词中流露出浓厚的悲凉意识。另外，张恨水诗词善于讽谕，语言通俗，浅显易懂。对张恨水旧体诗词的梳理，不仅可以从另一角度窥探张恨水的精神世界，也能丰富学界对张恨水的研究。
关键词：张恨水；旧体诗词；报刊媒体；温柔敦厚
张恨水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通俗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影响巨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恨水小说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以张恨水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单篇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等成百上千，而对张恨水的旧体诗词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其实，张恨水是擅长旧体诗词创作的。张恨水的报社同事张十方曾经说：“在全国读者的心目中，张恨水是写小说的能手。而其实，他对诗词歌赋也是很在行的。”经笔者统计，张恨水旧体诗词数量众多，其中《剪愁集》（1928-1941）有103首旧体诗歌；《茅屋诗存》（1945-1945）有旧诗13首；《集外诗》（1916-1956）共计215首旧诗；《病中吟》（1952-1958）有旧诗95首、词8阕；《闲中吟》（1958-1962）有旧诗87首、词作20阕；《何堪词》有整整100首词。综上所述，张恨水旧体诗词641首，其中诗歌513首、词作128阕。目前，可以找到有关张恨水旧体诗词研究的论文仅两篇，分别是马彦峰的《论张恨水小说中的诗词创作》、伍立杨的《愁如大海酒边生――读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前者主要论述张恨水小说中旧体诗词的作用，尚未涉及张恨水平时创作的旧体诗词；后者以比较的形式论述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其中有关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分析篇幅少，仅占文章的五分之一，绝大部分在欣赏郁达夫的诗词。另外，胡迎建于《民国旧体诗史稿》中略有涉及，称：“民国前期，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颇为著名，他们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地点，大多从事过报刊工作。其实，这些作家都能诗，不过前三人往往流连风月之作甚多，社会意义不很大。”胡先生在比较中得出张恨水的旧体诗词还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并在接下来以五百字左右的篇幅简要概述了张恨水旧体诗歌的思想内容。该著囿于篇幅，未能详述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创作，但其研究内容与方法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故本文拟全面梳理张恨水的旧体诗词，厘清张氏旧体诗词观念、诗词创作主旨及其旧体诗词与报刊的关系等，进一步丰富张恨水研究。
一、张恨水旧体诗词观：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诗学主张，从《诗经》至清中叶沈德潜，再到晚清民国蒋兆兰等，一以贯之。民国以后，不仅旧式文人在创作诗词时多遵循温柔敦厚原则，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创作旧体诗词时亦以此为宗，尤以张恨水为代表。伍立杨称：“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张恨水的旧体诗词观主要散见于《上下古今谈》：“为了词章受某会的三等奖，引起文坛上的不平，可是我们词人自身，也得自我检讨一番才好。请问：有多少成熟的作品，敦厚蕴藉，微讽过时局？更有多少慷慨悲歌，叙述抗战？这个时代，就诗本身说，杜甫、陆放翁、元遗山的作品，我们已觉不够戏劲。因为他们在帝王时代所说的话，不能代表我们民主时代的话；况现在的词章家，他们就不敢去学以上三人。比如老杜的‘独使玉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也就够捧场了。然而这样的诗，在‘门客文章’里就不常见。这样说起来，倒是语体诗，常常写点请鬼子吃手榴弹的话，比那旧诗人弄些芳草美人要痛快得多了。”
张恨水针对某些受奖作品，扪心自问，“有多少成熟的作品，敦厚蕴藉，微讽过时局？更有多少慷慨悲人，叙述抗战？”这两句话表明了诗人的两个诗歌观点：其一，诗歌要敦厚蕴藉，达到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的目的；其二，诗歌要有史实意识，达到以诗存史、以诗纪史。接下来，张恨水批评了当时的诗人，尚未学杜甫、陆游、元好问等现实主义诗歌，而是作些“门客文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门客扭扭vv的文章，还不如那些以诗纪史的语体诗。因此，张恨水在评价新旧诗的优劣时，更以力量、感人来评论，称：“近来许多新文艺家，都喜欢作旧诗，而且是作七律。有人以为这是文艺家进步，又有人以为是向旧诗投降。我以为，前者不全是，后者却全非。……诗有传之千百年的，也有五分钟内就让人遗忘的，这并不关乎诗的体裁如何，而是在于诗的力量能否感动人。因此，我们对新文艺家写旧诗，除了许可他有多一种手法而外，不必有其他感想。”民国年间，新旧诗争论不休，甚而互相诋毁。张恨水新旧诗歌论，颇有新意，将文体置之于外，无论新旧诗歌与否，只要是充满力量、感人的，就是好作品。
张恨水在诗歌方面主张温柔敦厚，在词体创作方面同出一源，讲究比兴寄托，颇为推崇常州词人。其论常州词派时称：“他们的宗旨，实在是可取法的。根据他们的作法，那种剪绿裁红，浪子唱的小调，自然是没有的。而歌功颂德，门客的媚态，也没有。至少，让人明白了，词虽小道。应当为什么而下笔。现在很少人填词，不久，也许会亡。我们自无须顾虑到词风不竞。不过现在作诗文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希望年轻文人，不要作浪子，更望中年文人，不要作门客。张惠言那种选《词选》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今天朝野可言者多矣。”晚清伊始，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崛起于词坛。常州词人讲究“词，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含蓄蕴藉。张恨水对常州词派的叙论从正面肯定了“应当为什么而下笔”，即注意词体创作的内容，要有寄托。同时，也从反面批评了年轻文人的浮浪和中年文人的门客文章。
张恨水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与报业者，其为人论诗讲究骨气，尤其是对于像汪精卫等汉奸诗歌评价甚低。其《上下古今谈》云：“在晚刊上见汪贼的六十自寿诗一绝，好像是开讲儿童，初学写的作品一样。‘种种犹如今日生’，这是他的结句。这不过是改写的一句成语而已，哪里像诗？汪逆的诗格，本来就不高，但在中年以前，诗中多少还有些生气。到了暮年，利禄薰心，人成了行尸走肉，诗也就成了粪渣。”
二、张恨水旧体诗词与报刊
晚清以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作用。左鹏军说：“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近代文学传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兴盛而日益发达的报刊传播，这一变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是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它至少改变了作品的创作速度、创作方式、传播途径、接受方式等，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不能不对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心态、创作预想、生存状态等发生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诸多文人转型为报人，张恨水可称得上较为成功的。民国七年，张恨水于芜湖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同时负责文艺副刊，曾于副刊发表小说《紫玉成烟》，反响热烈。民国八年，张恨水入京在《时事新报》、《益世报》担任助理编辑等。民国十三年，张恨水入《世界晚报》，负责副刊《夜光》。随后，又担任《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民国二十五年，张恨水于南京自创《南京人报》，创销售纪录，后因南京沦陷而停刊。民国二十七年，张恨水辗转至重庆，任《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恨水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新民报》副刊《北海》的主编。张恨水担任各种报刊杂志期间，撰写旧体诗词，依其便利而刊发于报纸杂志。
张恨水《剪愁集》中的诗词约70%以上作品是在副刊发表（解放以后，张恨水创作的《病中吟》和《闲中吟》无一首诗词刊发于报纸杂志），晚清民国时期，旧式文人如此多的古典诗词在报纸刊物发表，实属罕见。当然这离不开张恨水近三十年从事副刊编辑的工作。在普通人看来，副刊文章多为茶余饭后消闲之资，被视为小道末技。而作为副刊中的补白，更是小之又小，却十分有趣，常常耐人寻味。张恨水、郑逸梅等皆为补白高手。张恨水1944年1月1日刊于重庆《新民报》的《浣溪沙》五阕，有注云：“风雾凄迷，忽焉岁阑，山居善怀，夜坐不寐，闲吟《饮水词》自遣。百感交集，不觉技痒，遂填《浣溪沙》四阕。次日之晨，得报社铭德兄书。嘱为元旦增刊写稿。匆促之中，无意可陈，若复旧话重提，敷衍故事，又感无聊，于是于四阕之后。再增兴韵一阕，以复重托。不足言词，藉以补白云尔。”原载于1947年5月8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图画半周刊》的《水晶帘》，有注云：“十年旧事，涌上心头，虽鬓毛斑矣，未免有情，因索回一观，复抄一份，留置案底。适编画刊，每遇二寸空白，填补为难，即随意采用之，乃恍然竹头木屑，亦有用之物。”以上所述皆说明了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其办报过程中补白的需要。同时，诗词一经报纸发表，传播速度较快，传播范围较广，影响相对较大。张恨水部分旧体诗词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来函应和。其《酸词余话》称：“《浣溪沙》词发表后，读者有若干函赐和，抛砖引玉，自属幸事。唯此等酸文，偶然自嘲，虽不伤大雅，若再三为之，似有意哭穷，读者不察。”
三、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主旨
张恨水《与雪崖弟论作诗》云：“平生不作呻吟语，意气虽豪理却输。如此江山天醉了，相看能带笑颜无。炉火纯青自古难，一言一韵要吟安。平常正是工夫到，莫买胭脂画牡丹。”“平生不作呻吟语”乃梁启超语。梁启超于其诗《自厉二首》中云：“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唯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张恨水旧体诗词很少无病呻吟，皆有感而发，主要表现在关注时事、国事，悼念亡妻，乡间闲居等等。
第一，关心时事与国事，以诗存史。张恨水旧体诗词将笔触伸至时事与国事，表现出对国家存亡的高度关心和对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怜悯。1928年9月18日发表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的《秋兴》三首，其一云：“碧空黄叶景凄清，又见旌旗出古城。大道衰杨初落日，西风残角正操兵。投鞭终令三苗服，横槊何须四座惊。野老回家应破涕。壶浆携向战场行。”该诗直面战争，首句即采用比兴的手法，渲染肃杀的气氛。又如1934年的《西行见闻》组诗，直接将西北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的情况描绘出来。如“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语意似有调侃之意，实则痛陈西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张恨水将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情怀倾注于诗歌，写出了诸多时事诗，达到以诗存史的高度。如《江南》三首，此乃张恨水1939年8月13日所写，原刊于《新民报》的副刊《最后关头》，组诗云：
忍看数字五和三，耻辱重重字里含。久恐劫灰无识处，残宵黑月梦江南。
回首江南一黯然，万千庐墓化烽烟。痴儿争向朱门说，血肉牺牲已二年。
借枕邯郸事当真，萧曹管乐一时新。飘零尚作忧天梦，痴绝江南在野人。
两年前的8月13日。正值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诗歌以江南为线索，第一首写久劫后只能梦江南，第二首写回首江南的烽烟，第三首则是飘零孤苦的诗人仍对江南痴情不改。
1937年12月，南京城全面沦陷，日本人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故于两年后的12月13日，诗人写下《十二月十三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八首，以祭英灵。其二云：“江山如泣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抗战胜利一年后，诗人仍沉浸于喜悦与感怀当中，如《“八一五”书怀》云：“奏凯归来话旧因，问谁能减去年贫？山河尽有贪污海，冠盖全无涤耻人。两地旌旗蒙汉鼎，一天烽火接胡尘。婉言若还苍生意，夜半何妨问鬼神。”
此诗写于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即1946年8月15日。《去年今日重庆》云：“遽惊爆竹撼陪都。万岁声声夹道呼。金鼓震天飞捷报，市人如海塞归途。千家灯火连长夜，一半朋侪是醉夫。北地又逢重庆客，问君记得去年无？”则将抗战胜利时陪都重庆人民的欢欣鼓舞描绘得淋漓尽致。又有词《声声慢・招寻胜利果子》云：“寻寻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是一年光景，毫无消息。七歪八倒百姓，怎敌他打头风急。拾来也正伤心，却是无人相识。满地烽烟堆积，憔悴损，一枚有谁攀摘？五子登科，除是那人能把良心染黑。血花更兼汗雨，到而今点点滴滴。这次地，只一个宽字道得。”注曰：“胜利之年，《北海》不可无词贺之，魂兮归来，民亦劳止。雪泪浪浪，亦只能打油一番而已。”
第二，悼念亡妻，情真意切。1955年十月，张恨水妻子病逝。恨水精神昏乱，不能拿笔。时过近二月，恨水把笔赋吟二十六首，以悼亡妻。诗人妻子去世一周年，恨水又有《悼亡吟》十一首，体裁为七律。同时，尚有词作《浣溪沙・忆妻词》三阕。后来，张恨水又有《期近妻逝世二周年》七律一诗和《南歌子・悼亡》二阕。张恨水前后总计有悼亡诗词四十三首。如《悼亡吟》其一云：“二十八年学画眉，一双游履合欢枝。而今踯躅秋坟里，八宝山前日暮时。”其二云：“杭州一片水云晨，游履忘劳月作邻。画舫断桥今尚在，眼前缺少倚栏人。”作者以回忆的形式将自己与亡妻生前的点点滴滴展现出来，如杭州、苏州路、随园等等曾留下夫妻二人的恩爱行踪。诗人以物是人非的对比，衬托出如今的形只影单和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又如《南歌子・悼亡》云：
破碎珊瑚网，低徊玳瑁钗。席中虚有合欢杯，竹影依稀不见可人来。红豆天丝断。落花玉树埋。空思合镜梦边回，尽管盆梅胜雪雪成堆。
红杏腮堆艳，青丝发乱飘。亭亭壁像未能招，静默无言独立度花朝。嬉笑嘲双影，狂欢闹半宵。醒来却听远邻箫，无奈黄泉寥落画图遥。
第三，乡居闲适。张恨水平生主要从事办报，实则忙人。然而，忙人亦有清闲之时，或乡居。或闲居，偶有清新诗词。如《幽居》云：“微吟犹得息痴顽，日在明窗净几间。墙上寒苔青到屋，门前高树碧如山。翻经不觉消愁疾，对镜何须念旧颜。扫地焚香盘膝坐，半因学佛半因闲。”诗注曰：“仆，忙人也，安得如此闲雅。编稿余暇，窗前小坐，适得些解，遂发之于诗耳。”1938年，张恨水举家迁往南京乡下，以避战祸。诗人诗趣甚浓，下笔颇多。如其词《忆江南》就是闲居南京乡下的组诗。《忆江南》序称：“日寇西来，举家南京乡居。居系水村，一片水田，十里长堤。遥见蒋山青青一抹。日机不来，沿子江缓步，则见杨柳成林。江波浪平。吾家所居，是前临水塘，后辟菜圃，村树摇风，壁花豆棚间，颇多乐趣。”如其二云：“江南忆，满屋是藤花。柳下行来穿白露，舟中归去映流霞，门外子江斜。”其五云：“江南忆，日午纳凉时。万户塘西人把钓，启窗花落客敲棋，轻过竹阴移。”词作将移居南京乡下的农家风情描绘得一览无余，清新动人。当然，身处乱世的诗人并未让眼前的农家风景迷失自我，而是时时关注时事与国事。如其十云：“江南忆，人寇说偏师。纵火楼台烟雾乱，杀人城野血花飞，此恨万难移。”对日寇于南京城的屠杀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血性。
四、艺术特征
人民国以后，“前清官吏出身的诗人失位赋闲，他们能将诗艺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同时又由于观念、意识的落伍，诗多苦语，哀心所感，多噍杀之音”。张恨水因其大部分时间从事媒体工作，与市民打交道，思想意识一直与时俱进，且平常生活节奏快慢分明，同时信奉佛学，故其诗歌与传统意义上的旧式诗人创作艺术有所不同，少了几分苦吟，多了些通俗易懂，多了几分讽谕，多了几分悲凉。
第一，悲凉意识。作为转型较为成功的旧式文人，张恨水在办报过程中亦困难重重，有时既没稿源，又没有编辑，一个人要包揽所有活，其心有时产生悲凉意识可想而知。而真正影响张恨水悲凉意识的还是来自于学佛。其诗歌《幽居》云：“翻经不觉消愁疾，对镜何须念旧颜。扫地焚香盘膝坐，半因学佛半因闲。”原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的《没有题目三十首》前序云：“三年前的我，未曾入佛学的门径，提起笔来，就是光芒四散。现在我虽用不着忏悔，然而我受了佛学的陶熔，我很愿适可而止了。”《灯前》其一云：“坐久不言还一笑，此中禅味老僧知。”《答诗三首》其二云：“闻道多情才学佛，何须有酒始成魔。”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称：“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张恨水认为人生就是一场不可捉摸的悲剧。故在其诗词创作中，常常流露出悲愁、人世沧桑等情怀。如《游仙诗二十韵》有句云：“多情难学佛，好事尚疑仙。”“风波失小约，愁病悟空禅。”《佣书余沈》其五云：“四壁有花皆冷艳，一灯如月伴枯禅。此时清福无人识，闲坐残经古佛边。”诗人以心观物，因心境凄冷，导致眼中之花皆呈冷艳。又如《怀往事》其一云：“一春花事又沧桑，空效幽人恋夕阳。若有他生何惜死，便无今日也难狂。忽然心病如焚茧，正是愁来欲断肠。愿把华年消涕泪，哭将三万六千场。”该诗序称：“五月十二日，孤步北海，游兴未阑，悲思忽起。掩袂归来，凄然独坐。追怀往事，更念来兹。把笔微吟，适成此解。伤心已极，不择词矣。”序中交待写作的缘由，孤身游北海，尚未游完而悲思万涌，回家之后追怀往事，感慨而成。
第二，善用S谕手法，直接犀利。民国社会受战乱影响严重，时而物价飞涨，一钱不值。针对此种现象，张恨水以旧体诗歌的形式给予了深刻的讽谕。如《烟非烟诗，咏一寸香烟一寸金也》云：“纸烟戒绝已经年，把笔焦思瘾可怜。慢说文从烟里出，卖文不够买烟钱。”“闻道行都百事繁，从容平价尚嫌烦。时来怎怪香烟贵，一客西餐五十元。”前者以香烟价钱漫涨，作文酬劳已不够买香烟：后者以讽谕的手法写陪都重庆物价上涨。又如，对于社会贫富悬殊，张恨水语言犀利，一针见血。《偶见》云：“蓝裤蓝衣滚白边，轿佚抬轿气昂然。轿中胖胖官员坐，我说无非一袋钱。”此诗发表于1938年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诗人以调侃的口吻叙述轿佚的气宇轩昂，讽谕重庆讲究排场，结尾画龙点睛。
第三，善用俗语数字等，语言浅显生动。民国旧体诗词在语言方面有两个趋向：其一是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传统文人喜苦吟，重格律，尚典雅，力争将古典诗词的传统承袭并发扬光大，如午社、如社等词人，他们在创作上要求严格遵守音律。夏敬观称仇蜾词学主张：“君词严守声律，历梦窗藩篱，取材质朴而冶其芬丽，盖VV乎成一家之言矣。”此处夏敬观指出仇铺畲恃鲜厣律，坚守传统。其二是逐渐融入市民生活的介于新旧文人之间的文人，如鸳鸯蝴蝶派文人，以小说创作为主，但仍有诸多旧体诗词创作。他们与近代传媒关系密切，受报章体文章语言特点的影响，其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上则显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常丽洁称：“早期新文学作家多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为‘打油诗’，原因不外撇清立场、表示对旧体诗前景的悲观、践行白话文学理念和藏拙等几方面，但却由此进入或重返旧体诗的创作领域，并进而在不断的思路调整中迈出了20世纪中国旧体诗革新的步伐。”张恨水的旧体诗词是此类文人旧体诗词创作的代表，喜用俗语数字，浅显生动。其《吊陈独秀先生》六首，自称：“右歪诗六绝，取境不高，可说是打油，但对老先生，绝无油意。”如“一作飘零客，风尘十四年。”（《今夜月》）“一卧行千里，奔车十二时。”（《榆关道上》）“一个故人终不及，春江回去一渔竿。”（《偶怀兼示郝三》）“一枕槐西梦，回头便十年。”（《游仙诗二十韵》）“三月且看隋柳碧，六朝惟有蒋山青。”（《读李义山集》“名家二字哪能收，多谢通红一老头。”（《丹翁赐联》）“胆瓶瘦菊两三枝，把卷闲看便是诗。”（《灯前》）“犹是闻鸡中夜起，十年尘梦一灯知。”（《暮秋抒怀》）“听得隔江人一曲，纸窗三夕不成眠。”（《佣书余沈》）等等。张恨水旧体诗词数字的运用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活动明快。如《浣溪沙》：“一两鲜鳞一两珠，瓦盘久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今日怕谈三件事，当年空读五车书，归期依旧问何如？”
此词作于民国二十九年，词人迁居重庆，任《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的主编。此时之重庆作为陪都，生活不易。短短42字，即用了八个数量词，形象生动。开头一句之中皆为虚写，下阕换头之“三件事”则为实写，是指衣、食、住，而接下来的“五车书”则为虚写，概指自己读书之多。
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创作与其从事的报刊媒体息息相关，其温柔敦厚的旧体诗词论反映在创作上表现出关注国事、时事，以诗存史，在艺术特征方面表现出悲凉意识、语言浅显易懂、强烈的讽谕手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