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由于其一旦提供就能方便整个社会中各经济体之间的交易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理论界普遍认为，传统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是由Samuelson规则决定的，而货币最优供给数量是由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最小值决定的。据此，我们拓展了DSGE模型以讨论后一种规则的货币最优供给问题，利用中国经济的真实数据模拟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的运行轨迹。研究发现，如果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合理的利率规则，即确定一个货币最优供给数量路径，那么经济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会逐渐收敛于稳态。
[关键词]一般均衡条件；货币最优供给数量；利率规则；DSGE模型；时间不一致性
一、引言
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由Samuelson规则决定。Samuelson规则所要表达的就是每个家庭对于某一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该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转换率。每一个家庭对于某一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可以被看成是该家庭用私人物品衡量的消费该公共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而这一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转换率可以被看成是整个社会用私人物品来衡量的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所以每个家庭对于某一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该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边际转换率，其实就是每个家庭对于某一公共物品消费的边际收益之和等于该公共物品提供的边际成本，即整个社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达到了最优。
货币是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货币之所以被称之为公共物品，主要是指货币一旦被提供就同时提供了一种货币制度，从而方便了人们的交易，使人们更容易购买产品。传统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是由其给人们带来的直接社会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决定的。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并不可以提供给人们直接的效用，而是通过影响产出和物价水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或损失水平。当货币被提供以后，多生产一单位货币边际成本几近于零。换言之，如果仅从生产货币的生产成本而言，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是无限的。为了限制货币数量，就需要设定一个社会的最优货币供应量标准。根据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货币最优供给数量是由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或社会损失最小化水平决定的。该理论假设，社会损失函数通常是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二次函数，且通货膨胀带来的边际捌失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此时，政策制定者将通过某种方法来维持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且最小化产出与某个平滑趋势之间的离差。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优货币政策，现在比较公认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利率规则来实现这一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我们在DSGE模型基础上，使用动态优化方法对各经济参与者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为决策进行刻画，得到各经济参与者在技术约束和需求约束等条件下的最优行为方程，进而讨论各行为方程与各市场的均衡l件所构成的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一阶条件，以此得出货币最优供给数量的确定标准。其次，利用中国经济的真实数据模拟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的运行轨迹，验证命题：如果中央银行设立一个合理的利率规则，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的反应规则，那么经济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会逐渐收敛于稳态。
我们将按照两个角度来整合现有理论。
第一个角度主要涉及利率规则。Taylor建立最具代表性的利率规则，认为实际利率是许多影响通货膨胀和实际产量的因素中唯一可与通货膨胀和实际产量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工具应该是实际利率。在Taylor的基础上，Clarida等把美国的货币政策以1979年为分界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引人预期通货膨胀因素对利率规则进行研究发现，前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效果比不上后一阶段，并且两阶段的区别主要是在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在前一阶段，美联储主要采取适应性货币政策，通过保持名义利率不变来降低人们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此时，一旦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一政策实际上等同于下调了实际利率，使得经济运行发生波动。在后一阶段，美联储一旦意识到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就会相应地提高短期实际利率来维持中长期的实际均衡利率水平。
传统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虽然具有形式上的优美性，但其在拟合现实经济时往往存在巨大缺陷。这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考虑将某种价格粘性或工资粘性引入一般均衡模型，这种方法构成了如今流行的DSGE模型的基石。Orphanides和Williams认为建立在理性预期和名义价格粘性基础上的DSGE模型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利用最优化方法推导出各经济参与者的跨期最优化条件，其得到的最优行为方程具有较强的微观基础并且表现出前瞻性特点，逐步成为近年来研究最优货币政策的重要框架。Suh E6 3利用金融加速机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最优货币政策主要是以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最优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以稳定信贷为目标。当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冲击时，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具有较为明显的福利增进效果。
国内学者在DSGE模型基础上使用利率规则拟合中国经济数据集中起始于20世纪初。如今已经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谢平和罗雄使用1992-2001年中国季度数据对利率规则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利率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利率规则可以非常好地拟合中国货币政策的实际运行。因而认为利率规则可以被用来评价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刘斌认为尽管传统的经济计量模型目前仍旧是中央银行的一个主要分析和预测工具，但DSGE模型所具有的显性建模框架、理论一致性、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完美结合以及长短期分析的有机结合等特性日益受到中央银行的青睐。而且计算机计算速度的大幅上升及贝叶斯估计方法的不断改进使DSGE模型作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王爱俭和王Z怡认为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运行，因而在实践中需要引人宏观审慎政策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由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不完全独立，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卞志村和高洁超利用动态数值模拟计算不同货币政策目标制下实际经济相对于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与波动水平，以此选择中国最优货币政策框架。他们研究发现，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与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都可以成为中国最优货币政策的实现方式，并且可以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
第二个视角主要涉及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Kydland和Prescott认为拥有相机抉择权的中央银行一有机会就有可能做出短期中的最优决策，但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他们从机会主义行为中难以得到好处。因此，政策制定者的行为应该受到规则约束。那些由规则确定的政策一般是连贯的政策，可以确保政策制定者实现事先承诺解，虽然这个解并不是最优的可能解，但其总要比相机抉择解要好。Barro和Gordon在前者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证明在相机抉择条件下，产出没有实现系统性上升。而社会却处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他们认为规则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来消除那些内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从而加强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Barro在自己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重复博弈模型。模型假定存在对产和通货膨胀有不同偏好的政策制定者，而人们并不清楚政策制定者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他们只能利用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来判断其类型，并依据贝叶斯法则来不断修正自己预先的判断。最终，其认为即便重复博弈是有限次数的，由于人们不清楚政策制定者的类型，所以政策制定者都可能通过不制造通货膨胀来获取一个好声誉。
近十几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中央银行对人们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Blinder认为货币政策可信度就是经济参与者相信政策制定者能够履行承诺，按照预先确定的计划执行，最终实现承诺的货币政策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如今政策制定者的货币政策执行理念逐渐从保持神秘性转变到愈发开放透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成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关键所在。campbell认为如果人们对政策制定者不信任，那么政策制定者对货币政策做出的承诺对人们就没有影响。政策制定者想要提高家庭当期和未来福利，就会违背其过去对于利率的承诺，当期的最优利率可能与过去承诺的利率并不相等。如果人们预期政策制定者在未来可能还会使用这种方式，那么承诺较低的利率将会不被人们信任，这就产生了时间不一致问题。
对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谭旭东对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模型进行修正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认为中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可信性紧密相连，随着货币政策可信性的不断提升，其有效性也会随之提升。因此，实行那种具有规则、透明度高并且连贯性强的货币政策，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春吉利用中国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检验中国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的存在性，认为国货币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中央银行迫于政府追求产出增长目标而采取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倾向，而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意外对实际产出的增长作用有限。
图1和图2的共同点是，图的左半部分都是用变量y表示的产出受到外部冲击后的运行轨迹，图的右半部分都是用变量fla表示的通货膨胀率受到外部冲击后的运行轨迹。除此之外，当模型受到一个正向技术冲击时，将导致产出在初期上升，其随后逐渐向稳态靠近。而且正向冲击会使通货膨胀率在初期下降，其随后逐渐向稳态靠近。图1和图2的区别是，当政策制定者赋予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权重时，在受到同样大小的技术冲击后，产出初始偏离稳态的幅度下降不明显，但通货膨胀率偏离稳态的幅度大幅度下降。并且当政策制定者赋予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权重时，产出和通货膨胀率回到稳态所需的时期数减少，从原先的14期下降到后来的11期左右。
其实，只要中央银行足够厌恶通货膨胀，就有可能有效率地供给货币。如果我们想要增加中央银行重视通货膨胀的程度，就需要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这样，中央银行能够更加专注于自己的职责，从而为稳定物价水平做出贡献。同时，如果我们想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需要增加中央银行决策者的任期。这样，中央银行更有能力克服短期政治周期的缺陷。如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其从国会获得权利。由于美联储的决议不需要获得总统或立法机关的批准，并且它不接受国会拨款，其决策者的任期也超过总统与国会任期，所以美联储被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的财政独立是由其较强的盈利能力保证的，这主要来源于其对国债的所有权。当然，美联储必须接受美国国会的监督，国会定期审查其活动并利用法令来改变它的一些职能。同时，美联储也必须在政府建立的宏观环境框架下履行其能。
五、结论
本文从公共物品的视角出发，将货币看做是一类特殊的公共物品。传统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由Samuelson规则决定，但是货币最优供给数量是由社会损失函数的最小化水平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货币的供给数量会影响到实际经济中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到社会损失。因此，中央银行通过供给最优数量的货币来实现最小的社会损失。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
1.新的总需求曲线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共同决定了整个市场的均衡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利用IS-LM模型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但这种模型直接从总量角度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缺乏微观经济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逐渐成为研究经济波动理论的主要工具，但其拟合经济的效果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再一次将名义价格粘性引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当我们放松传统经济学固定价格的假设时，预期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的变动都会使LM曲线发生变动，这使得传统模型的复杂程度大为提高。为克服这一问题，可以假设中央银行使用利率规则来执行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将利率目标作为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函数。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所确定的产出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MP曲线，其与新凯恩斯IS曲线共同决定了新的总需求曲线。新的总需求曲线再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共同决定了整个市场的均衡。
2.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任期越长，其越有可能重视经济社会的未来福利
我们可以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任期长短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测度指标。除此之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又可以衡量货币政策决策权被委派给厌恶通货膨胀决策者的概率。结合本文模型，我们发现货币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可以成为解决货币有效供给的可能途径之一。中央银行实现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利率规则的设定加以实现。在利率规则的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可能会遇到名义利率零下界的问题，即中央银行在利率规则给出一个负的名义利率时会遇到困难。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都只认为名义利率零下界只具有理论意义，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很多中央银行将名义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下调名义利率刺激经济的做法会变得非常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应对对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对大众通货膨胀预期进行引导，这被称为预期管理。通过对现实经济的考察发现，预期管理并不应该是中央银行遇到名义利率零下界时才采用的一种应急货币政策，只是名义利率零下界增加了中央银行使用预期管理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