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凡事都应当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在当代诗词繁荣炽盛的背后，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现象，一直在阻碍着诗词的健康发展，在削弱着诗词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则以忧”的“隐忧”。这里面最要害的问题和症结关键就在于当代诗词次品泛滥，精品稀缺，泥沙俱下，难以卒读，说白了就是“好诗”太少。
大量的平庸伧俗之作充斥报刊，见于网络，正所谓乱玉，鱼目混珠，严重地损害着当代诗词的清誉和形象，给排斥传统诗词的人找到了绝好的口实，也令真正爱好并准备学习传统诗词的人大失所望，从而弃如敝屣。下面择要列举两类当代诗坛最为常见的“次品诗”，以见一斑。
（一）应景诗（节日诗）太多。此类诗大多高扬主旋律，情调昂扬，感情热烈，表态坚决，但遣词直白，琢句粗率，意境全无，类同于押韵之党报社论，入律之政府公文，用重庆著名诗人陈仁德先生的原话说就是：“在政治上一点错误也没有，在艺术上一点感觉也没有，很难称为诗词。
”
（二）唱和诗（叠韵诗）太多。往往一人首倡，八方唱和，次韵不休，竞斗小巧，浪费才情，形成恶性循环，堕入文字游戏的怪圈。
实际上原唱既不出彩，和作更属等而下之，令读者齿冷目疲而大倒胃口。此外，当代诗坛还有三类不好的倾向，也值得一提，以利纠偏补弊。
（一）近体诗太多，古体诗太少。当代作者习诗大多舍难求易，读诗一般仅泛泛浏览唐宋名篇，而对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歌束之高阁，视而不见。
作诗则动辄绝句、律诗，连篇累牍，视四言、五古、七古等古体为畏途，终生不为，殊为“偏科”。实则为诗当重源头，古、近诸体宜齐头并进，万勿厚此薄彼，方能从容裕如地表现各种情境。
古之大家、名家，鲜有专以近体诗而能称雄名世者。
（二）七言诗太多，五言诗太少。时下林林总总的各种诗刊以及当代人的个人诗集，触目皆是七律、七绝，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五律、五绝则难觅踪影，几成空谷足音。
欲求当代之“五言长城”，已渺然不可得，令人顿生“美中不足”之叹。其实五言近体对奠定各种近体诗的基本功至关重要，清人施补华《岘说诗》有如下论述：“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五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
”施氏此论有其科学、精辟的一面，可资借鉴。
（三）填词长调太多，小令太少。当代词的创作情况恰恰与诗的情况相反，作手大多不屑于填短小精悍、要眇馨逸的小令，而对声情幽咽、缠绵往复的长调趋之若鹜，颇有一种逞才使气的倾向。
但囿于才情和功力，所填长调往往勉强凑泊，竭力成篇，成为“拆下来不成片段”的“七宝楼台”，毫无艺术感染力可言。其实小令是精金百炼的体裁，写好了亦是名家。
清人纳兰容若、王国维都是以小令独擅胜场，从而成为魅力持久不衰的词坛大家的，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憬然以思。
当代诗词的概况就是这样“可喜”与“隐忧”并存，且“忧”大于“喜”，前贤、专家已屡有感喟。钱仲联教授于《晚晴阁诗存》序言里针对当代诗坛批评道：“自通都大邑以迄下邑辟乡，会社林立，几欲突朱明末造而过之。
考其实，往往韵律文字之未谙，遑论夫诗之体，遑论夫诗之质。盖欲如数十年前同光体、湖湘派、村与大鹤词派之作者，亦邈不可求……”这是切中肯綮、振聋发聩的谠论，也给对当代诗词抱盲目乐观的人以当头棒喝。
当年，毛泽东针对移植欧化散文起家的新诗揶揄道：“贴我两百块大洋，我也不愿去看新诗。”反之，如果我们当代的诗人群体在创作中不走“精品战略”的路线，只满足于率尔操觚、吟风弄月，以高产量而沉沉夥颐的文字垃圾自命风雅，文学史不认可尚且不论，窃恐读者也不会买账，也许就如毛泽东所言的新诗：倒贴两百块大洋，也无人愿去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当代诗词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繁荣，无论它如何轰轰烈烈，最终也难逃式微没落的命运。
最后谨提出消除“隐忧”的四个简单对策，以供有识之士和广大诗家参酌。
一、严肃创作态度，拓宽创作题材;
二、增强诗学素养，取法古今大家;
三、多抒家国情怀，少咏风花雪月;
四、掌握多种体裁，覃研艺术规律。前贤有言曰：“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今天的诗坛早已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呈现出百卉争春、扬葩吐秀的喜人态势，可谓已不缺诗了，但真正的“好诗”尚属凤毛麟角，难得一见。20世纪50年代时，仙风道骨的一代儒宗兼大诗人马一浮先生隐居西湖蒋庄，闭门读书，吟咏自适。
问字求教的文坛后昆接踵而至，其中以自著诗集请益的亦所在多有，但马氏仅礼节性地收下而从不启示。有亲近的门人问其缘故，他笑答道：“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
四者备，乃足名诗。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这番语重心长的话即使放到今天，仍具廉顽立懦的作用，足称得上是一服使人清醒而受用无穷的“清凉散”。如果我们能够将此语神而明之并切实去践行他论述的作诗的“四要”法，我相信是能够做出无负于前贤、无负于读者，也无负于时代的好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