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诉求尤显迫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对外传播对构建中国当代新形象、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在这一传播进程中，文学译介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因此很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的译介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反思，通过对影响译介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可以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寻求恰当的文学译介出路。
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译介状况
文学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举办了多种文学研讨活动。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工程”，准备依托海外优秀翻译人员和出版机构，利用3年的时间把中国作家的百余部优秀文学作品译介到海外，增强和拓展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2010年中国作协又一次举办了“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来自英、美、日、韩、法、德等十几个国家的汉学家、中国作家及译者齐聚一堂，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途径”“文学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一份实实在在的努力。据作协的统计，迄今为止，被译介到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达1000余部，被译介的作家200余人。[1]例如从1981年起中国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熊猫丛书》，先后译介并出版了诸如铁凝、贾平凹、梁晓声、张洁、韩少功、张贤亮、池莉等作家的近200部作品。虽然后来因为资金及翻译人才缺失等原因，中国文学出版社停办，但在2009年，国家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在适当的契机对当时几近停版的《熊猫丛书》重新编辑整理，相继翻译并出版了40余部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在历经磨难之后又一次展露生机。《熊猫丛书》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近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海外影响重大，成为各个国家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的必备读物，很多国家把它视为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作协对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语种及出版时期也进行了统计。作协创作研究部的李朝全对搜集到的870余部译作的语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发现涉及的语言多达25种。其中日译本262部，英译本166部，德译本56部，法译本244部，荷兰译本30部，占据译本语种的大部分份额。[2]同时，李朝全对20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译本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50年代出版49部，60年代出版32部，70年代出版28部，80年代147部，90年代230部，进入新世纪以来约390部。[3]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翻译小说迎来了繁荣景象。
二、中国当代文学译介困境
实际上，如今每年都有近千种中国文学译作在国外发行和出版，但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需求相比，其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让人乐观。中国当代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坛占据重要地位，仍然任重道远，特别是译介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1.当代文学作品译入译出失衡
随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译介被引进国门，其新颖的创作思想、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使国内读者耳目一新，对新时期人们解放思想、推动社会变革作用重大。同“译入”的发展态势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情况则显得黯然失色。根据美国史密斯大学的汉学家桑禀华教授的统计数据，2009年，美国翻译出版的文学图书有348种，其中仅有8种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占美国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数量的4%。2011年亚马逊北美店图书销售排行榜显示：国内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排在第288502位，《玉米》第325242位；“先锋文学”作家余华的《活着》排在第206596位。在北美名列10万位之后的排名，其图书销量及影响极为暗淡，难以进入大众视野。这些统计数据直观地反映出：来自中国内地的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呈现出一少二低三无名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入与译出数量明显不平衡。近年来中国图书出版界为改变这一状况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虽然成绩显著，但是对外推广资助的项目中文学类作品的比例和种类却很少，文学类作品译入与译出失衡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扭转。
2.优秀的文学翻译人才匮乏
译者翻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原作的表现水准。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先生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译文地道流畅，充分融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同时又非常注重对作品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他对莫言荣获诺贝尔奖功不可没。然而目前国内极度缺乏中译外的高端翻译人才，据业内人士估计，国内具有中译外定稿水平的高级专家数量现今仅有一二百人，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译文质量低劣，特别是近年来粗制滥造现象不断呈现，对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及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出版发行渠道不畅
出版发行渠道的不畅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阻碍。长期以来由于文化差异、社会及历史等因素形成的障碍，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经验欠缺，消极的认知和判断长期存在。多数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在国外被归于学术化、专业化、边缘化的小众行列，只通过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例如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ANovelofShanghai）、朱文的《我爱美元》（ILoveDollars）、陈染的《私人生活》（APrivateLife）、韩少功的《马桥词典》（ADictionaryofMaqiao）等作品，都是通过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市场反应不容乐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汉学家罗福林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很少有国外的主流出版机构涉及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及推广，而由美国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商业市场上基本没有销路。[7]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译作若想在海外占据一席之地，市场影响因素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此外，中国文学还面临对外推广机制的定位问题。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认为，中国只关注出版商、编辑、审查员、学者之类专业读者对文学译本的可接受性，对实际读者的阅读及审美需求则重视不足。这种决策性的失误使译本在海外的传播变成一种硬性推销，难以在目标读者中流通和接受，中国输出的文学作品难免在大众市场上遭受冷遇。
三、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措施建议
创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良好氛围。在认知形态上，要意识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走出去，而不是送出去。在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不仅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同时要关注跨文化传递的诠释方式和西方的文化准则，使中国文学具有适于接纳的阅读品质。在语言环境上，全面普及汉语教育，消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与偏见，让汉语教育与文学和文化的传播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只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藩篱，推进“汉语热”的传播，西方在阅读、理解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才不会产生误读和歪曲。培养高水平的文学翻译人才。海外的汉学家及译者虽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面对日益频繁的中外沟通与交流，培养高水平的译者队伍已成为重中之重。中国的本土译者应能够以主动的姿态从事高水平的译介活动，加强与海外译者群体的合作。政府和民间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举行形式多样的交流、培训、研讨、互访、联合培养等活动，加强中外译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和切磋。例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年来先后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文学翻译中心等机构开展合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企鹅出版集团联合举办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邀请海内外著名汉学家、作家及译者互动交流，通过具体的案例讲解提高翻译水平的方法和手段。这样的交流和研讨可以有效培养本土高水平翻译人才。畅通文学传播渠道，拓展多元化的文化接受方式。实际上，为了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和推广措施，但仍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采取措施促进作家、译者、版权代理商、出版机构之间的交流，特别要同海外主流出版机构建立联系，充分利用其图书销售网络，走联合出版的道路，实现良性合作。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拓展对外出版和销售的渠道。另外，积极调动各种媒介手段，发挥广播、网络、电影、电视等新技术平台的助推作用，凭借多种媒介形式的宣传及传播效应，营造多样化的文化接受环境，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积极效应。例如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在1987年被张艺谋导演改编并拍摄成电影《红高粱》，该片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莫言的文学作品随之也引起了国际视野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媒介手段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宣传和推广作用重大，成为文学传播的助推先锋。
四、结语
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已引起举世瞩目，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发展变化、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欲望。让西方通过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看到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是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这不仅需要我们认清和分析我国文学译介的现状和问题，而且需要我们在如何培养高水平的译者队伍、与海外出版发行机构合作以及利用多种媒体手段促进当代文学有效传播方面积极探索有效途径，认真思考和总结，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