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并非后现代的原发地，但它在后现代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却令世界瞩目。拉美的作家在继承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托马斯的《魔山》、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审判》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基因的过程中，没有被强大的外来文化所同化。相反，他们以其顽强的净化能力，再造了一个坚守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西班牙混合文化本色的全新的拉美新小说体系。他们用自己带有浓郁加勒比地区特色的后现代创作风格，震撼和影响了世界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正是从这种最接近自己国情的后现代思潮的文学探索中，找到了与当今世界文学流行趋势接轨的最佳路径。
一、拉美后现代文学
后现代文学是资本主义后工业时期的产物。但是拉美，并没有因为未出现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而成为一块净土。事实上，世界文学在战后所出现的这股新的后现代文学思潮，并不妨碍拉美的作家对世界文化的兼收并蓄。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在欧美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向本国的传统文学发难。它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具有后现代品质的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就个人而言，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被推崇为拉美后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接近阿尔莫塔辛》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篇后现代小说，曾引发了一场小说革命，其中所采用的后现代手法，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叙事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对现实的态度历来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博尔赫斯则最具代表性。他对现实所表现出来的怀疑论者的质疑态度，关于现实不可知，充其量是个象征的系统的理论观点，即使是欧美的作家也难以望其项背。在他的小说中，人们只能看见事物表面的神秘面纱，背后的深度模式，往往是望不见底的深渊。他擅长使用迷宫和时间的概念，其中，迷宫让人辨别不清方向，时间则使现实扑朔迷离。他的代表作《小径分叉的花园》将不同的时间状态放在同一个空间场景中叙述，同时辅之以迷宫，使故事的叙事显得云遮雾罩，理不清头绪。他的创作大都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而是以超强的想象力，从文本的系统中“抄袭”、“拼贴”和“改写”而来。他的小说常用哲人之言，经典和历史事件，以之来虚构出新的故事。他的《阿莱夫》《巴别图书馆》《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等小说，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表现出形而上的世界及现实行为的虚幻性。就流派而言，魔幻现实主义被一些后现代学者视为典型代表，尽管该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己的创作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他从卡夫卡、福克纳那里学来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事实上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普遍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已难以表现拉美的神奇现实了，它需要借助后现代的手法才能趋于完美。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的作家用印第安人的眼睛来看世界。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及拉美的神奇现实，往往使观察的对象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这些神奇的现实，除去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有关民间传说、鬼魂故事和印第安人传统意识的预言和预示部分，其实正是拉美最具后现代色彩的内容。加之拉美传统的信仰使人坚信现实当中有活人与死人的“二元世界”，以及一些人所迷信的吉普赛人的磁铁、奥雷良诺上校的小金鱼、神父腾空的飞毯等等，都能增添小说的后现代效果。胡安鲁尔福是拉美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其代表作《佩德罗帕拉莫》成功地运用后现代的艺术技巧，将一个亡灵与现实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从而在表现印第安部落自由往来的活人与死人世界的传统观念的同时，巧妙地将欧美后现代的艺术技巧与拉美的现实融合起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将魔幻现实主义推向了高峰。作家在小说中除去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反映，在一些故事内容的局部和细节上，所使用的夸张、变形、荒诞和象征的手法，特别是广泛借助印第安人传统的轮回观念和神话故事来打破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使之成为最具加勒比地区特色的后现代巨著。从博尔赫斯、鲁尔福、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奥内蒂与萨瓦托为代表的拉美先锋小说，到以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略萨、福恩斯特与多诺索为代表的“新小说”，我们从中都可以看到后现代的踪影。特别是蕴含在这些作家创作中对总体性和一元性的消解，对不确定性、偶然性及内在性的强调，对理性的“宏大叙事”和“深度模式”的质疑等等，纷纷成为中国作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二、拉美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拉美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国情上的相似性。封闭、愚昧和落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半工业生产状态的社会原因，拉近了中国作家与后现代的距离。一方面，人们从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奖中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对后现代的好奇与渴望又推动了拉美文学的大量引进。
(一)文学作品的传播
拉美当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欧美及俄罗斯经典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吸引力日渐减弱，人们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拉丁美洲，特别是拉美爆炸文学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与作品，普遍公认的是富恩特斯、略萨、科塔萨尔和马尔克斯等人。他们在短短十年间所写出的作品迅速在中国走红，富恩特斯的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略萨的《城市与狗》《酒吧长谈》，科塔萨尔的《跳房子》，马尔克斯的《周末后的一天》、《枯枝败叶》和《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鲁尔福的小说《佩德罗帕拉莫》等是其典型代表，这些作品大都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1979年，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的《外国文艺》杂志，是传播拉美文学的重要阵地。1997年，上述研究会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更是把拉美文学的传播推向高潮。然而事实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小说，在较长时期内都是以盗版的形式在中国发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们对拉美文学的喜爱。作为拉美后现代文学的代表，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还被列入我国高中教材，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小说被列为大学中文课程的必读内容。
(二)创作思想的传播
就在拉美文学的名著名篇被引进中国的同时，拉美文学代表性作家和批评家的创作思想及理论观点也开始以译文的形式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博尔赫斯的论文《讨论集》《序言集成》《深沉的玫瑰》《博尔赫斯口述》和《七夕》等;阿根廷南美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路易斯哈斯的论著《新异端———卡洛斯富恩特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马尔克斯与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马尔克斯的《我不是来演讲的》《也谈文学与现实》《海边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等等。盛行于中国的拉美后现代创作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创作主张，集中地表现在以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后现代作家的各类论述中:如前者关于文学创作是“改写”、“抄袭”、“复制”和“拼贴”的理论观点;文学创作是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使之“焕然一新”;文学创作“抄出来的是感觉，是内心需要”［1］等等。马尔克斯关于“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2］文学作品需要用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使之进入另外一种现实，即那种被人称之为神话的现实和魔幻的现实;我要像我外祖母讲故事一样叙述历史的创作主张等等。卡彭铁尔关于拉美的现实是“神奇的现实”，神奇的现实是真实的现实的文学认知等等。拉美作家关于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以及他们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相较于欧美后现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前卫性、神秘性、超越性和反叛性的文学艺术特征，共同构成了拉美后现代创作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它们都受到久限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作家的热烈追捧。(三)理论研究的传播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为两个深化的过程:就传播的内容而言，它经历了一个从拉美文学作品的传播，到创作思想的传播，再到对拉美文学现象的研究传播的深化过程;就传播的重点而言，它又经历了从对拉美后现代作品的译介，到对作品的特征特点分析，再到与欧美后现代的对比研究、地域特色研究、魔幻写实研究等更为广阔和深化的研究领域的过程。在拉美当代文学的研究形式上，既有论著的形式，也有论文的形式。在论著方面，以《魔幻现实主义》(陈光孚著)、《拉美当代小说流派》(陈众议著)、《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徐玉明著)、《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拉美文学流派与文化》(李德恩著)、《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赵德明著)、《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林一安著)、《当代拉美文学研究》(朱景冬著)、《解读博尔赫斯》(残雪著)等最具代表性;在论文方面，则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张国培撰)、《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撰)、《世界文学的奇葩———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编撰)、《当代拉丁美洲小说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孙家堃撰)等最具影响力。关于我国作家和学者在拉美后现代研究方面的文章数量，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从1979到2004年25年间，有关的研究文章已达200余篇。其中，理论探讨的文章50多篇，其它均为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涉及到马尔克斯、鲁尔福、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彼特里等人。这些研究文章的大量涌现，在拉美后现代文学的深入传播方面，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拉美后现代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作家朱伟曾说过，拉美“这些作品，哺育了一整代80年代的作家，不断滋养了80年代高潮迭起的文学革命”。［3］69有人曾作出中国作家的成长是吸收了拉美文学的营养的文学断言，并非夸大之词。
(一)创作思想上的影响
这种思想上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对拉美创作主张的认同与接受。就我国作家莫言而言，他从马尔克斯创作中所受到的启发是，领悟到作家独特的哲学思想，即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并由此而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他透过作家创作形式上的表象，深入理解和把握作家隐藏在内心深处关于世界处于轮回状态的认知判断。如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他将这种轮回的思想与佛教中的“六道轮回”学说融为一体，从不同的层面讲述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莫言还从马尔克斯对马孔多镇和福克纳对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一单纯地域的多元化定位中，认识到地域描写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认为这种地域描写正是“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3］6受此启发，莫言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世界———高密东北乡。格非在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从拉美文学中受到的启发和影响，是认识到拉美作家笔下那些被称为“魔幻”的内容，其实正是作家心目中的真实现实。他依照拉美的理论来认识世界，认为现实的真实性具有时间和对象上的差异性，昨天真实的东西今天可能是神话;作者心目中的现实，读者可能认为是传奇;历史或现实生活中某些神秘的内容甚至会使人们的想象或虚构相形见绌。因此在他的创作中，时常出现虚幻的故事内容，也就不足为奇。博尔赫斯的文学观点和在小说叙事上的创新，对中国当代先锋作家们的创新实验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从马原、残雪、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人的小说创作中，似乎都能看到拉美文化的痕迹。
(二)创作风格上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创作倾向上的相似性和文本中的拉美文化特性。这是一种主动性的模仿与借鉴，其成因，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作家从拉美后现代的创作中再次发现艺术与土地的关系，特别是那种带有浓郁家乡色彩的地区性描写，纷纷成为作家们描写的重点内容，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地区写作，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地区创作，阎连科笔下的杷樓山脉地区创作，郑万隆笔下的黑龙江地区写作，李锐笔下的吕梁山地区写作，马原、扎西达娃笔下的雪域高原西藏地区的写作等等。其二，是让中国的作家重新认识到民间资源对于写作的重要意义。如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将中国历史上的故事与欧洲所发生的战事联系起来，以增添故事的神秘色彩;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加入外祖母讲故事般的“幻觉、预兆和祈请鬼魂”等事件，以使故事更加符合印第安人观察事物的独特视野。我们从莫言的小说中，同样能够看到高密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和民间故事;从徐小斌的《羽蛇》中，看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革中的故事等等。其三，是使中国作家确立了个性在写作中的地位，如巴尔加斯略萨在结构上的努力，卡彭铁尔在时间上的创新，马尔克斯在空间地域上的发掘，博尔赫斯在文本形式方面的变化等等，均使中国的作家找到了各自的发力方向。他们借助拉美后现代“细雨润物”般的影响，特别是马尔克斯的魔幻理念，“在之后都有很大的文学造化”。
(三)创作技巧上的影响
创作技巧上的影响多表现为文本表现手法上的模仿与借鉴。这一现象曾被人称为“博尔赫斯症候”、“鲁尔福症候”或“马尔克斯症候”。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模仿故事叙事的多维视角。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多年以后……”的后现代句式，成为一种后现代的话语标签，成为那个时候中国作家最为时髦的小说开篇。如莫言《红高粱》中“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苏童《平静如水》中“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账……”;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后来最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中……”;周大新《银饰》中“在那个薄雾飘绕的春天的早晨……”等等，他们都在竭力使三维的时空包容更加广阔的故事内涵。其二，是借家族历史展现社会历史画卷。中国的作家在学习拉美后现代创作的过程中，发现拉美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家族的历史描述来探寻历史的根基。于是，我们随之看到了许多的中国作家借鉴了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以马孔多和布恩蒂亚家族的历史来展现拉美社会历史图景所使用的相似手法，如扎西达娃在《西藏，隐秘岁月》中以哲拉山区廓康小村达朗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来反映西藏社会岁月变迁的故事;张炜在《古船》中以隋、赵、李三个家族的兴衰来反映洼狸镇从解放前夕到改革开放40年间的历史变迁的故事;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通过描写家族的陈年往事来反映作家家族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生存状态的故事等等。其三，是对家乡地域的艺术化表现。如莫言发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鲁尔福《佩德罗帕拉莫》中的科马拉村、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中的阿什格罗夫村的那些地方，它们都是作家通向世界的重要“支点”。于是，在中国作家们笔下，专属于自己的地区主义创作成为作家个人的标志性元素，作家们在展现故乡地域性特征的同时，也书写进了自己最初的生命记忆。其四，是对迷宫的建构。博尔赫斯小说中的迷宫现象，一时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他们或是建构故事的迷宫，如马原在《冈底斯诱惑》中玩弄“叙述圈套”，把故事的因果联系拆解得七零八碎，然后再用拼接的手法，把一些互不相关的故事组装在一起;或是建构叙事的迷宫，如格非在《褐色鸟群》中的描述:“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斜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5］着实令人费解;或是建构寓言的迷宫，如王小波用虚构的手法突破现实原则的束缚。他在《红拂夜奔》中加进强烈的寓言性，“煞费苦心地把各种隐喻、暗示、映射加进去……”，［6］使该小说在有趣的同时，更增添了影射的色彩。拉美后现代在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为80年代中后期我国先锋创作对其的模仿与借鉴，还反映在至今仍渗透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的那种时而表现出来的魔幻或后现代手法。如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创作，其实都是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