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厄普代克小说关涉政治。在其以政治为主题的小说中，他通过反讽叙事、幽默调侃、多重视角等手法成功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也准确描述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状态。但另一方面，他隐在的政治立场对其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其通过小说形式建构异质文化之间深层交流对话的创作意图难以实现。
[关键词]厄普代克；政治小说；多重叙事视角；异质文化对话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8）05-0184-04
评论界一般认为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小说中的政治性因素最为单薄。一方面，因为其小说代表作品，如“兔子系列小说”，《夫妇们》，“红字三部曲”等，主要涉及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况，很少直接谈论政治。另一方面，厄普代克本人在不同的场合曾反复表示自己不擅长政治观点的表达，其小说创作的纬度也避免与社会政治直接产生交集。另外，他个人的牛皮癣疾病和偏内向的性格也使得他把小说创作定位为一个观察者和守望者，而不是一个进入社会层面进行改革的践行者。对此，有评论者指出，厄普代克小说具有美学、哲学和宗教的深度，也涉及到科学，比如计算机科学，以及影像技术对人的生活和精神的冲击，却鲜有直接面对时代政治主题的小说作品出现。他的最具政治色彩的小说《政变》也被评论界普遍解读为厄普代克对美国当下人的道德困境和宗教精神的探索，政治只是一件外衣而已，著名文学评论者哈罗德・布卢姆便持有此观点。评论界一直对厄普代克的小说创作存有一种期许，那就是希望他能离开狭窄的个人自传主题，离开奥林格，离开家庭生活的圈子，利用其为人公认的杰出创作艺术才能来叙述时代主题，给读者呈现一部反映时代主题的巨著。
然而，厄普代克毕竟活跃于20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和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这种时代大背景使得他无法独善其身。一系列政治事件也将厄普代克本人深深的卷入进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漩涡中。1964年，冷战年代，厄普代克作为一个美国的文化大使曾出访过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1967年，因为关于越南战争问卷而发生的“非和平鸽事件”，困扰了他很多年。一直到世纪之初的9. 11事件，当时，厄普代克恰巧在纽约目睹了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掉。这些亲身的经历让厄普代克也时常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美国政治时局乃至世界政治格局的看法，那些渗透着他本人政治立场的看法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中，有时也会集中于一部小说中，如以冷战时期为背景的“贝克系列小说”中的几个短篇，和世纪之初的以“9・11事件”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恐怖分子》。评论界对于厄普代克的这些政治小说一直褒贬不一，争议性一般聚焦于厄普代克自身的政治立场在小说中的表达与他的叙事风格上。本文研究的重点就在于从小说叙事艺术的角度，针对厄普代克在冷战和世纪之初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治小说创作，分析其政治立场的表达和小说叙事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评价其小说叙事的得与失。
一、冷战小说与讽刺幽默的叙事风格
厄普代克在1964年作为美国的文化大使出访前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期望能够通过文化交流来缓解两国之间紧张的敌对关系。回国后，他以亨利・贝克Hem+y Bech这个人物形象，通过他的叙事视角将自己出访的经历以小说形式进行了表达，最后在1970年以《贝克：一本书》（Bech：a book）为书名出版。关于贝克这个人物形象，厄普代克本人曾经说道：“1964年当我从苏联和东欧回美国后，我累积了很多也许只有作家才能收集到的感触和印象。为了利于这些印象材料，我塑造了亨利・贝克这个人物形象，使之成为传达我的这些印象的载体。”从这段自叙中，可以看出贝克这个小说人物形象与厄普代克本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贝克的立场也基本上代表了厄普代克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这本书也是厄普代克集中表现美苏冷战时期对于美国国内外政治时局看法的政治色彩浓重的小说。
厄普代克本人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美国保守主义者，他虽然一直在致力于批判美国的文化和宗教状况，但整体上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持肯定和自信的态度。这次出访亲眼目睹到的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的物质生活和压抑的政治氛围，也让他加深和增强了这一立场。正如研究者米勒指出的那样：“这次出使东欧只是让厄普代克强化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的无效性和对此的不信任。”鉴于此，在《贝克：一本书》中，尤其是涉及到贝克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出使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三个短篇（《富裕在俄罗斯》《贝克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女诗人》），一种基于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比较所形成的批判视角主导了小说的叙事。同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怀疑与否定和对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自信，这种政治立场鲜明的巨大差别和无意识的一种精神优势，在小说叙事上形成了一种讽刺幽默的叙事风格。
在小说《富裕在俄罗斯》中，主人公贝克在苏联意外得到的一笔版税财富，却因为苏联市场的困窘，无物可卖而陷入一场充满喜剧性的尴尬中。贝克想通过自己的消费来把苏联变成一个如同美国一样的消费主义国家，他不停地试图购买各种东西，但均以失败告终。贝克通过与自己的翻译凯特的接触，了解到苏联的政治现状：到处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政治间谍遍布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他的随身翻译凯特本人就有可能是一个安插到贝克身边的政治间谍），不敢谈及个人生活，一句不经意的话就可能陷入牢狱之灾，甚至危及个人生命。小说中叙写了一个喜剧性的场面，贝克在路上被一个路人截住要买他的外套和鞋子，贝克用一种美国式的幽默以更高的价钱反过来求购对方的鞋子。这种在贝克看来平常不过的玩笑，却让凯特紧张万分，她惊恐流涕地告诉贝克“如果这一幕被当局某些权威人士看到，那将是致命的，他们两个都会被送进监狱，甚至会被枪决。”厄普代克通过喜剧性的场面，用讽刺和幽默的叙事手法反映了苏联政治气候的那种压抑状态。同样，在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这种闭塞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重，当问及l是美国在世的最好的作家时，贝克回答是纳博科夫，这个回答让场面顿时陷入一种沉默和尴尬的状态之中。贝克对此反应显得茫然无知，后来才逐渐明白，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很多名字是不能被提及的，如同那个只在墓碑上写着“母亲“两个字的被遮蔽抹去的人。
同样，在小说《贝克在罗马尼亚》中，这种戏剧场面同样在上演。在回答那个官僚气十足的罗马尼亚文联主席Taru的问题，即谁是罗马尼亚最为知名的作家时，贝克立马想到的是那个流亡巴黎以荒诞剧《犀牛》而蜚声世界文坛作家的欧仁・尤内斯库，但此答案让这个罗马尼亚的文联主席却感到茫然，因为他对这个闻名世界文坛的罗马尼亚本国的作家及其作品全然不知。Taru形象被塑造成了一个如同玩偶和哈巴狗，随着主人的喜好来塑造自己思想和言行的喜剧形象。在小说《保加利亚女诗人》中，这里的政治氛围依然紧张，到处都可能藏有电子监听设备，贝克不断用调侃的笔调来讽刺这种氛围：“电子设备某种程度上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提升发展。”，而“像‘进步’和‘自由’这样的字眼在这里具有相反的意义。”对保加利亚文化界人士那洋洋自得却闭塞落后的描写充满着讽刺意味，“一个大学英美文学系的领头人物，操持着一腔早已经过时的马克・吐温和辛克莱・刘易斯时期的英语。”Vena形象是唯一一个正面形象，但这个正面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讽刺。Vena作为一个女诗人，其诗作的基本风格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但她的这一艺术风格和艺术操守在保加利亚其他文人看来是一种被嗤之以鼻的浅陋。她是贝克在异国他乡找到的一个精神知音，而悲剧性的是这个知音只能在那种政治氛围之下慢慢凋落。小说以贝克一张带有强烈惋惜色彩的留言条结尾，“亲爱的vena，让我倍感遗憾的是你我不得不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地球的两端。”这种遗憾蕴含着贝克对那种政治体制的强烈讽刺。
由此可见，讽刺和幽默成为主导贝克人物形象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一直影响着厄普代克对后来贝克形象的塑造。“贝克系列小说”也因为其幽默的人物形象和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而被公认为是一部杰出的“幽默之书”。
二、“911小说”与多重叙述视角
美国的“9・11事件”作为世纪之初的国际政治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美国的许多作家纷纷通过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来描述和反思这次政治大灾难，如唐・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坠落的人》。而对于当时在纽约亲眼目睹这次灾难发生的厄普代克来说，这次经历对他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也触动了他多年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与文化的思考。在这次政治灾难中，厄普代克既以同情的目光来看待遭受灾难的美国民众和社会，也积极反思造成这种政治灾难的内在原因。这些同情与反思汇集成了短篇小说《多种宗教体验A和长篇小说《恐怖分子》。
在短篇小说《多种宗教体验》中，厄普代克试图通过不同人物形象，以多重叙事视角来叙写这次世纪性的政治大灾难。小说分四个部分，分别从双子塔外的丹・凯洛格、双子塔中的吉姆・芬奇、飞机之外的迈哈默德和飞机之中的卡罗琳四个人物视角来看待这次事件。虽然四个视角没有交集，没有对话和交流，却是从不同视角对此次政治灾难审视的一种尝试，为后来长篇小说《恐怖分子》的写作做了准备。这种多重叙事视角的设置，一方面，同传统的9・11主题小说叙事的重点一样，能描述受害者一方所经受的遭遇和对他们构成的伤害。如对于遭遇者，除了身体本身受到上伤害外，更是一种精神的创伤：“世间从无上帝：丹・凯洛林在目睹世贸中心倒坍的一瞬间得出这一启示。”灾难让他们对于上帝的有无产生了怀疑，从而动摇了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柱。另一方面，厄普代克从灾难制造者的叙事视角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小说中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穆罕默德的狂躁和扎伊德的精神焦虑的描写。这种对灾难制造者人物形象塑造的尝试，已经超越了同样在小说中单纯从受害者一方视角对飞机上劫机者歹徒形象的塑造，虽然这种人物形象塑造在《多种宗教体验》中还显得比较单薄，但这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长篇小说《恐怖分子》是对《多种宗教体验》多重叙事视角这一叙事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尤其是在对灾难制造者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形象塑造上。厄普代克希望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来建构某种深层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从而能解读《多种宗教体验》中那些“脸上、眼睛里流露出恐惧或是狂躁的神情”的极端分子那“难以解读的炽热深邃的眼睛”。
在具体小说创作中，关键的一步是构建对话的主体，尤其是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形象设置。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才能为下一步进入到极端分子一方的叙事视角，进而审视和勾勒出对方的立场，为交流和对话提供有效的实质性的内容。基于此，厄普代克在小说《恐怖分子A的创作中，力图改变那种对极端分子单纯的“恶魔”形象塑造，通过多重叙述视角的设置来进入到人物内心深处，从而能获得一种换位思考和不同的观点。
为了改变美国普通民众印象中极端分子所具有的极端、残忍和破坏者形象，赋予和还原极端分子所应有的人性厚度，厄普代克首先将主人公艾哈迈德置于一种自身同各种力量抗争的处境之中。除了他所面临的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的抗衡外，他还处于自身的人性本能与所灌输的伊斯兰教教义之间的矛盾争斗中，比如他的性本能。在小说中，《古兰经》教义成为艾哈迈德一切行为的准则，他对自己性本能的克制与该教义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冲突让他时刻处在自身的人性欲望与教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小说中描写他和女友特丽琳的交往，他们之间略带变态的性接触情节描写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自身的紧张关系。其次，与通常人们印象中歹徒形象所具有的残忍与破坏者性格相反，厄普代克通过两个事例来描述了艾哈迈德内心深处的仁慈和作为一个拯救者的一面。小说中数次出现艾哈迈德对于虫子所展现的怜悯态度，他很难忍受一个弱小的黑色甲虫被“感觉自我很高大”的人用脚所碾压的那种残忍场景，为了拯救濒临危险处境的虫子，他费尽心机的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最终用自己的驾照“大发慈悲的把这个小虫子翻了过来。”他对甲虫的拯救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本能的一种善，“艾哈迈德回到台阶上的门廊，去欣赏拯救行动的成果，欣赏他对自然秩序的慈悲干预。飞吧，飞吧。”这段具有抒情意味的文字，消解了艾哈迈德作为极端分子的破坏者形象，使之变成了一个拯救者。作为一个拯救者，艾哈迈德还表现在对失足的朋友特丽琳的拯救上。他希望把用自己的生命榇价换来的抚恤金提供给特丽琳，使她能够用这笔钱来摆脱恶霸男友的纠缠与控制，“帮助她获得自由。”小说中对艾哈迈德人性善的彰显与描述是对歹徒形象的消解，把“恶魔”形象还原为“人”的形象，从而为在人与人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奠定基础。
小说中，从多重叙事视角塑造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艾哈迈德的精神导师拉希德。伊斯兰教在美国人眼里除了具有极端性外，还具有莫测的神秘性，尤其是作为伊斯兰教的精神导师阿訇们，他们的形象在传统的文学叙事中都笼罩着一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面纱。厄普代克通过喜剧性的叙事手法来破除了这种神秘性。
小说用调侃的笔调对拉希德进行外在的形象描写，如从袍子底下不时露出来的皮鞋描述，和对“掖在谢赫层叠的袍子深处的手机突然发出的带着哭腔的凄厉铃声”的调侃。这种幽默调侃了拉希德的虚伪性，他教导艾哈迈德抵制美国的消费主义，自己却一直在享受着消费文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对这一形象更为深层虚伪性性格的表现，体现在他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态度上，这也是此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喜剧性所在：作为伊斯兰教的精神导师，他本人的信仰状况却不及他的学生艾哈迈德。因此，对于他的“淳谆教导”，艾哈迈德始终持有怀疑态度，如同小说中所述：“艾哈迈德尊重他，但并不信任他。”因为在他的学生的眼里，这位老师“做事严谨，但缺乏信心”，更无法给予学生以伊斯兰教信仰的信心。艾哈迈德“怀疑拉希德之所以怒气冲冲地采取如此极端的教条，是因为主已经悄悄离开了他苍白的也门人的眼睛。”他的《古兰经》课程让艾哈迈德感觉到的是他的导师“居住在一个纯粹由词汇构成的半虚幻的世界中，热爱神圣的《古兰经》主要是因为语言，外表是狂草的字体，内容就是一个个音节，一连串让人痴迷的‘l’和‘a’。”从《古兰经》中，他体会不到信仰的力量，而只是陶醉于诵读阿拉伯文经文所带有那种风行其上的沙漠之声。
总之，这种表里不一的虚伪性格描写，既凸显了拉希德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也化解了其作为伊斯兰教精神领袖的神秘性，这种描写为小说中宗教诉求的表达和在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之间展开对话消除了障碍。
三、政治小说的局限性
厄普代克在他的冷战小说和911主题小说中，通过讽刺幽默和多重叙事视角等不同的叙事手法，成功塑造了不同的人物形象，也反映那个时期政治状况和变化。但厄普代克的这些政治小说亦有其局限性。政治小说必然会涉及到作者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往往会影响到小说叙事和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即有时是有利的，但有时却是不利的，政治立场制约了小说的叙事，在厄普代克的政治小说中这种相互间的影响表现得比较深刻。
厄普代克的政治立场来源于他的宗教思想，他深受路德、克尔凯郭尔、卡尔・巴特等神学家的影响，即他的政治立场主要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之上。当这种立场放置在以基督教文化为大背景的美国社会政治之下，并以此来主导和影响人物塑造与小说叙事时，因其基本相同的宗教背景使得他的政治立场不会对小说叙事产生干扰和不利的影响。但是，当这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政治立场面对其他异质宗教文化的政治制度时，如“贝克系列小说”中苏联的马克思唯物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化，《恐怖分子》中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中东文化和政治制度，尤其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厄普代克的基督教政治立场便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文本中构建的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交流显得比较吃力和僵化，最后很容易演化为一种自说白话。同样，对异质文化了解的欠缺使得在把握和处理两者冲突的时候无法以一种平衡、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对方，容易拿自己的宗教文化模子来丈量和要求对方，容易陷入被萨义德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禁锢之中。
厄普代克在其政治小说叙事中经常采用一种带有强烈调侃意味的幽默讽刺叙事笔调。如以“贝克系列小说”为代表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小说创作。但这种讽刺幽默无意中消解掉了小说叙事的主要意图，让叙事停留在一种文字游戏之中，使得 186主题表达上缺乏了应有的深度。以《贝克：一本书》为例，这种对美国读者来说带有浓厚异域风情的游历记录，其叙事的背后是两个国家政治形态的比较和审视，读者也期望从厄普代克的小说叙事中能够探析两个国家之所以在政治上如此敌对的内在的文化根源。正如在《富裕在俄罗斯》中小说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不能快乐地分享这个如此广阔和蔚蓝的地球？”但是纵观厄普代克此段时期的“贝克系列”小说创作，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厄普代克虽然走出了国门，但却没有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从而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立场与另一种异质文化之下的政治体制进行交流与对话。三个短篇的喜剧性都是建立在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物质匮乏和精神言论闭塞受制现状的嘲讽之上的。总之，在这些小说叙事中，专制与民主，富裕与贫困，开放与闭塞，文明与野蛮，这些带有鲜明的立场性和倾向性的悖论性对比主导着贝克的叙事，交流主体的不对等使得交流平台无法正常的运转。厄普代克的这段亲身经历，只是让他坚定了美国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自信，从而在处理国际之间政治题材和主题时，这种政治立场主导了小说叙事，减弱和取消了可能存在的政治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沦为一种宣扬美国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宣传，降低了其小说文本的思想深度和可能的解读空间。
这种政治立场所形成的批判视角一直延续到后来的9・11主题小说《多种宗教体验》、《恐怖分子》的创作之中。虽然厄普代克试图使用多重叙事视角，通过构建话主体和交流平台，以打破简单的同情与谴责的叙事模式。但是这种尝试也深深蕴含着一种不对等性，在《多种宗教体验A中，对于受害方形象塑造上隐性的表达着一种美国的精神优势，如在双子塔即将倒掉前，遇难者对于自己妻子的嘱托和表达的深情爱意，在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上，人们对于命悬一线的反应，那场死亡线上的民主投票。而与之相对，伊斯兰教教徒则基本上是以一种非人性的歹徒形象出现。两者对比，倾向性一目了然，这也消除了对话的可能。
总体来看，厄普代克在创作上试图改变9・11主题小说所惯用的，以描述政治灾难对美国民众肉体、精神伤害的严重后果，以及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极端行为进行谴责的叙事模式。通过多重视角的叙事，构建一种双方对话的平台与通道，期望能从宗教和文化的深度来审视和探讨这次政治灾难发生的内在原因，从而能为避免此种政治灾难重演提供某种借鉴。在小说创作中，构建对话的主体，尤其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形象的塑造。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才能为下一步进入到极端分子一方的叙事视角中审视对于恐怖活动的观点和立场，清晰勾勒出对方的立场，为交流和对话提供有效的实质性的内容.但厄普代克自身政治立场的艰难移位让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他的政治视野没有超越美国主流民众的范围，这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其小说叙事所能达到的深度。
在小说《恐怖分子》中，9. 11事件促使厄普代克对基于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这种反思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来反思东方的伊斯兰教文化，缺乏一种深入平等对话的姿态。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主要批评之一在于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人物形象的失实上。虽然艾哈迈德在小说中时刻处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中，他面临着选择的困境，但显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基督教的话语力量和认同感对他来说更为更强烈，厄普代克在对艾哈迈德形象塑造上，为了消除单纯的“歹徒形象”的塑造，注入了太多的慈悲和博爱的性格因素。但这些塑造都让艾哈迈德更像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独有精神气质的教徒。两者对比，伊斯兰教精神似乎成了一个外在的，强加在他身上的外壳。
小说中也深刻揭露批判了美国基督教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之下的堕落，描述了美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顽疾，比如教会牧师带有浓厚表演性的布道，艾哈迈德的辅导员利维的精神绝望等，但这种自揭其短是为了避免读者把美国社会当前的种种优势来作为批判和否定伊斯兰教文化的依据的误读。尽管如此，这种批判和否定针对的是美国当下的文化，而不是基督教本身。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做法最将伊斯兰教同问题重重的美国当代文化并置在了一起，被认为都是需要拯救的对象，而拯救的唯一希望就是基督教，这等于把基督教放置在了伊斯兰教之上，从而取消了两者作为两种完全自足的宗教体系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小说最终的结局也形成了一种基督教来同化和拯救伊斯兰教的格局，而真正意义上的不同宗教间的深入实质性的对话则完全丧失。小说中，以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为内涵的“魔鬼”一直贯穿小说始终，是主人公艾哈迈德斗争的对象，小说的叙事动力和艺术张力就建立在这种斗争之上。小说从“魔鬼，艾哈迈德心想，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到结尾“这些魔鬼，艾哈迈德心想，夺走了我的主。”，魔鬼的最终胜利，完成了基督教的一种救赎。
对话与交流的失败在叙事上还表现为对伊斯兰教内部的争斗叙事及艾哈迈德作为一个悲剧形象塑造上。
小说中，对主人公艾哈迈德性格的塑造主要集中于其宗教信仰的坚定性，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追寻着“正道”信仰的“小狂人”，时刻希望安拉的正道“能带领他前往另一个更加纯洁的方向。”但他的坚定信仰却被伊斯兰教一方的人利用，成了他们达到其政治阴谋的一个工具。他们要利用他的性格把他塑造成一个“没有一点人性化的反应，没有一点同情心和幽默感。”的特工、战士和作战部队。
他们利用这个刚刚涉世不久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作为人体炸弹，以残酷的殉教方式来制造新闻噱头，而这场牺牲带来的仅仅是他们想要的“为了传达一个信息，成为全世界的头版头条”。艾哈迈德悲剧性的命运，即如同那辆“隐姓埋名，来历不明”的破败不堪的通用卡车一样，被“抹去”牺牲掉，不会连累他人，不留一点痕迹。在这里，艾哈迈德被无情的当做一个工具来看待，在他们看来，“工具和英雄：没有任何区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些用来蛊惑诱引他走向这条死亡之旅的说辞却是支持艾哈迈德精神世界的真理和支柱，他拒绝这次行动，也等于拒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这里成了控制艾哈迈德的工具，使得他陷入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小说中不断叙写查理对艾哈迈德进行殉道式的自杀一步步的鼓动和诱导，其精神导师拉希德作为帮凶的说辞，从而让信仰坚定的艾哈迈德陷入了一个被自己人设计的死亡陷阱之中。这种描写也使得小说中两个主要的伊斯兰教人物形象在社会道德伦理层面上沦为恶人形象，这种道德的分野让宗教力量大打折扣，从整体上瓦解和否定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自足的世界宗教信仰的合法性，也预示着双方无法真正在宗教层面上进行一种有效与深入的对话。
这种阵营之间的对抗最终演化为一场具有侦探意味十足的闹剧，小说后半部分对于卡车及阴谋的情节叙事，完全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种类似刑警破案片的惊心动魄的快意之中，但这种快意极大削弱了厄普代克试图进行宗教对话的意图。最终基督教的胜利，魔鬼夺走了他极力保护和坚守的主，也暗示了这种力量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极大削弱了两种宗教对话的有效性，成为一场无悬念的斗争。
小说以主人公艾哈迈德性格的形成叙事主线，却因为厄普代克先人为主的隐在政治立场无意中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失足的、被误导”的人物形象。使得小说叙事停留在了社会伦理层面的批评上，即以艾哈迈德人物形象来批判美国文化，批判伊斯兰教。这种叙事导致了小说从一种试图通过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进而探寻导致政治性灾难原因的叙事意图落空，最终演化成了颂扬美国多元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鼓吹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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