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唐律被称为封建法制的典范，而其中的婚姻制度更是独具特色，即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又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本文阐述了唐代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的制度及其限制性规定，凝练出唐代婚姻是礼律融合的产物、受民族互化融合的影响、唐代妇女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等观点。本文认为通过研究唐代婚姻制度及相关法律关系的变革，对于完善我国当代的婚姻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唐朝 缔结婚姻 解除婚姻
作者简介：云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律史研究。
唐代的婚姻制度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家庭立法的成熟时期， 无论是法律内容、立法技巧，还是法律形式、调整手段，都比以往历史时期的法制成熟与完善。唐代的婚姻制度一方面继续体现礼法融合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婚姻开放性的特点。这些不仅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同时对日本、缅甸等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唐代缔结婚姻的法律制度
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代承袭着旧有的礼制，遵从“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实质要件，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同时，在婚姻缔结方面，唐代的《唐律疏议》中还有“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禁止结婚情形。
（一）实质要件
第一，缔结婚姻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度。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贞观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 。《唐律疏议》规定：“有妻者不得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
第二，缔结婚姻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律疏议》确立了父母及尊长享有主婚权。规定“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又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可见，唐律已正式将行媒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缔结婚姻须遵循“同姓不婚”。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但对于同宗异姓，则不在禁例；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即使对音同字异之姓，如“许”与“徐”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
（二）形式要件
唐代缔结婚姻需要履行“立私约”、“报婚书”和“六礼”程序。
“立私约 ”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报婚书”是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规定，已报婚书的许嫁女不许反悔，悔者受杖六十的处罚。而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六礼”程序，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纳吉”，是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纳征”，是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期曾规定根据官品高低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
（三）缔结婚姻的限制
《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
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三种：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规定：“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又规定：“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七种：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为了保护夫权，唐律规定禁止娶逃亡女。妄冒为婚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也为唐律所禁止，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
二、唐代解除婚姻的法律制度
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代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解除婚姻的限制仍遵从“三不去”。
（一）强制离婚
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这些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解释：“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这七种情况之一，男方即可单方提出休妻，不需要官府判决，只要由父母和证人署名的文书，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
（二）协议离婚
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疏议》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解除婚姻的限制
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意思是说，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三不去”是法律对男子解除婚姻权利的一种限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对法律的影响，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家庭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对唐代婚姻制度的法理思考
（一）体现了礼律融合的法律文化
唐律是“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的精神完全融合在唐律之中，唐律则是礼的法律表现，礼法融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体现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条文处处可见，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元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姓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诸有妻又更娶妻者”，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
（二）体现了一定程度婚恋自由和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
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妇女的法律地位有所提升，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在婚姻制度上，唐律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意思是卑幼在外自成婚者，法律有条件认可，这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唐朝时期，改嫁、再婚、和离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
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姓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是汉胡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杜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