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家赵树理曾代表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始终把“为农民”放置在一个至高无尚的地位，倾尽毕生经历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1953年冬至1955年春，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赵树理提倡“问题小说论”的成果。《三里湾》反映了作家在参加试办农业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中觉察到“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农业社的扩大和一些人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矛盾”等众多问题的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自身经历；《三里湾》；问题小说论
赵树理出身和成长的经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它作家中非常少见，堪成另类。1906年，赵树理出身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曾帮父亲种地、放牛、拾粪、挑炭，饱尝生活的辛酸。赵树理年少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家人不得不经常靠借债度日，使他从小就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苦况和农民谋生的艰难。长期的乡间生活阅历使他对中国最下层农民的生活实情和内心需求有着比别的社会阶层出身的人更为具体而深入的体验。这些和老乡一样经历过的苦难生活情景，时刻促使他思考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想要寻找答案。这种感情上的沟通对他后来选择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向至关重要。
赵树理19岁远赴长治后，抱着学而优则仕的目的开始寻找更好的出路。在革命大潮涌动的年代，对五四启蒙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接受使赵树理选择拿起了正义的笔创作了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唤起工农革命的文章。1933年，赵树理创作了第一篇有反抗性的小说《金字》反映农民生活。但当他把这篇得意之作念给农民朋友时，却因为小说句子太长，语言罗嗦，具有新文学的欧化句式风格，而不受欢迎。这又引起了赵树理深深的思考。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新文艺还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而广大人民呢，和新文艺一点不发生关系，还被制造着愚昧的封建迷信，武侠等读物笼罩着”。随后，根据自己以往创作新文学作品失败的经验和左翼作家的影响下，赵树理大声疾呼提倡文艺创作的大众化，并决定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创作农民文艺作品，来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艺术需求，占领农村文艺阵地，消除封建文化毒素，从而直接推动了作家大众化创作思想的形成。在赵树理的意识深层，他要把党的干部为农民大众应做的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看待，正是这样的角色定位，使他为农民着想、为工作服务的问题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并创作出众多反映并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问题小说。赵树理还创造性地把戏曲的艺术表现手段和语言技巧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使他的小说创作明显带有“戏剧化”的倾向，体现了他在创作思想上的平民化、通俗化追求，而戏曲艺术的亲民特性也正好可以利用来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教育，而他的问题小说创作更是对这种精神的发扬光大。
小说《三里湾》就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的代表作之一。1951年，赵树理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太行老区，先后参加了当地试办农业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他充分地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创作了《三里湾》。《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提倡的“问题小说论”的成果。作品故事简单，写的是三里湾村秋收期间扩社、整社、开渠等几件事，其间还穿插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小说情节主要围绕着王金生、马多寿、范登高、落后妇女“能不够”四个家庭来展开。作品一方面通过对三里湾村农业合作社在秋收扩社工作的曲折过程的展开，来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意义及前景；另一方面，通过对新人的颂扬、对落后人物的批评来显示这一运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赵树理在小说中，写合作化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并对“翻得高”、“糊涂涂”的现象进行批评，这正是作家从农民立场出发坚持生活真实的问题意识体现。如果从当时的创作谈中对作者的思想作进一步挖掘，我们还会发现作者一方面虽把合作化作为重大题材加以描写，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对许多国营农场只赔不赚表示忧虑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在作者的实际创作中得到表现是必然的，而表现的方式就是相对于以往对农民立场作更深的隐藏，这也昭示着赵树理从此以后的问题小说创作开始出现新变：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符合时代主旋律的主题，但在背后却又蕴含了许多主旋律以外的基于真实生活问题的独立思考。
建国后的小说《登记》除了为年轻一代运用法律武器争取婚姻自主指明了方向外，还提出了以民事主任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普遍存在的封建思想问题；《求雨》则用开渠抗旱、人定胜天的事实反衬出迷信龙王爷显灵的荒唐可笑。单纯从问题小说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小说仍然获得了成功，不过从中也看出了一定的问题。首先，在建国后“颂歌”迅速成为文艺创作主流的大环境下，赵树理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开始成为不识时务的社会杂音；其次，对于一名被寄予厚望、引领着新文艺创作方向的代表作家来说，其作品总是拘泥在很小的主题之上是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的，长此以往，作家的创作水平也无法得到更大的提高。1958年的《锻炼锻炼》从创作谈里看是为了“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并借此来歌颂青年干部的成长，但今天的读者更多地看到的却是农业社里普通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低落以及青年干部为完成任务的不择手段以至于对普通社员进行威逼利诱。1959年的《老定额》虽然意在“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工作方式，但仍然揭示了公社制度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阻、个人付出的劳动与所得报酬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等一些潜藏的矛盾；《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则十分明显的谴责了缺少实干精神，崇尚浮夸的工作作风。对农村生活的耳熟能详曾经造就了一个辉煌的农民作家赵树理，而随着工作地点的变动、下乡时作家身份的提高，赵树理渐渐地被他的父老乡亲们当成了客人。悬浮在乡村生活的表层阻断了他全面、及时而且正确地去发现问题的途径，也使他那些“跟不上政治主流”的思想逐渐“和农村工作的步调不相适应”。最终，他的问题小说创作日渐稀少，重大的主题也依然与他无缘，他的问题小说反映的尽是“小天小地钻在农村”寻找的“以为是什么塌天大事”。《杨老太爷》批评的是有严重私有观念的干部家属；《互作鉴定》和《卖烟叶》则将矛头对准厌恶农村、鄙视农民、不安心劳动的年轻人而提出了教育青年的问题。这些小说所提出的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发表后的影响已远不能同建国前的问题小说相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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